桃园结义对民间社会的开创性贡献

《易经》乾卦《文言传》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意思是说，声音振动频率相同，会产生共鸣；人品气质相同，会互相吸引；水流向低湿的地方，火升往高燥的地方；原本来自天的趋向上方，原本来自地的趋向下方。天地万物都从自身的特点出发，依从与自身特点相同的种类。

换成俗话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人类有人际交往的需要和需求，人是社会上的人，人具有社会性。

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说:“不是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活动，而是人的活动决定了人的存在。”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能离开各类人际关系而独立生存。

中华传统文化将人的社会性归纳为五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此即为“五伦”，五伦关系是建立中华伦理道德思想的基础。

夫妇是人伦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这种以家庭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为纽带，建立了孝悌人伦的基础。

孝悌人伦向社会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道的延伸为上下级、君臣关系的忠，悌道的延伸为平级、朋友关系的义。

朋友关系是五伦关系中覆盖面最广、结构最不稳固的一种关系。

桃园结义将朋友关系加以稳固，以结义的形式将朋友关系由陌生的非血缘关系，塑造成足以媲美家庭血缘关系的新型兄弟情义，对民间社会的结构稳固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桃园结义的故事在中华大地上薪火相传、薪火相传，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

古时的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定居农业对古老的中华文明性格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口的膨胀，很多人不再依存于起居有定、耕作有时的农耕生活，开始游走四方，或长途贩运，贸易经商，或游历讲学，推广主张，在政治经济高度发达的都市大邑，在交通四通八达的要塞港口，一个个移民社会、游民社会由此诞生。

陌生的无血缘关系的独立个体，聚集在三教九流杂然相处的社会大环境里，难免会意识到独木难支的脆弱和无力，寻找其他个体的扶持和帮助，组建成更具凝聚力的稳固团体，成为移民、游民赖以生存、抱团取暖、共进共荣的现实保障。

桃园结义的故事情节、精神内涵，暗合了移民、游民社会的精神需求，自唐宋开始，关公开始成为民间社会共同推崇的精神领袖，桃园结义精神受到中国民间社会的尊崇和效仿，并约定俗成地确立了以“道义”为最高准则的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

桃园结义对移民、游民社会的单独个体团结一致，对内增强自身的抵御力，对外增加强劲的竞争力，有着现实上的需要性，也有思想上的需要性。

以父子兄弟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垂直型的家族宗族礼教体系，强调礼法；以君臣组织关系为主体的，金字塔型的统治阶层管理体系，强调法治；以松散个体非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平面型的移民、游民社会生活形态，强调道义。

桃园结义的形式、结构，不仅维系着人际之间凝心聚力、精诚团结、祸福与共的精神纽带，还在民间社会充当着稳定社会秩序的道义的天平。

无论是儒家士人所强调的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念，还是行商坐贾所推崇的以义取利、义利并举的商业道德，甚或是普通民众所遵循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为准则，都能从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文化传承、思想提炼、精神内涵中，找到可资借鉴、引导、指正的价值标杆。

桃园结义故事跨越千年，至今仍对民间社会的民风习俗、行为习惯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发自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只有这种认同才是桃园结义精神经久不衰、千古传颂的根本决定力量。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