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丹 | 方国瑜先生与云南金石档案研究
方国瑜先生不仅重视文献档案的搜集、整理，同时也重视收集文物档案的研究成果。他认为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历来不受封建士大夫的重视，在旧的文献著述中只限于“蛮夷之邦”等肤浅认识，所以对它的历史研究仅靠文献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重视金石档案的研究。云南的金石档案从宋代开始就有记载，宋人的金石学著作中曾收入来自云南的铜洗和关于益州太守的碑刻，元、明以来的地理志书在古迹、冢墓及山川诸目中，也略有记载，或于《艺文志》中载录碑版文字，如明嘉靖年间周弘祖的《古今书刻》录有《云南碑目》。清代金石学更为发达，著录的云南碑刻和古铜器大量增加。当时国内知名的金石考据学家、名书家宦游云南，很重视云南的金石档案。道光时阮元任云贵总督，考释过云南碑刻，他主编的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以“金石”为副编二卷，开创了云南省志著录金石档案的体例。其子阮福留心收集碑刻和有铭文的古器物，汇编为《滇南古金石录》一书，可算是云南金石档案有专书之始。李根源先生所得云南碑刻拓片最多，合以见于记载者，编成《云南金石目略初稿》（1935年排印），又作《续稿》（未付印），自汉至宋，除超出道光《云南通志》金石目以外，还增补元、明、清时期碑刻及器物达2300余种，为云南金石目录最富之书。但以上这些著作多注重金石文字的著录。方国瑜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更有增补，于1940年间编纂《云南金石考》，搜录前人题跋，并逐件自撰跋文，编成前期5卷、中期6卷、后期元代4卷、明清两代5卷，共计20卷，收入《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卷八十一至一百），所收金石文物资料较前人著述更为详备。
方国瑜先生于1938年底进入云南省通志馆工作，参与《新纂云南通志》的纂修和审订工作，为全书的编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撰文的《金石考》子目打破《金石》列于《艺文》的传统，将其独立为一门，并且一反前人厚古薄今的研究态度，在不遗漏远古金石档案的前提下，着重充实了明清两代的碑刻，突出体现了这部巨著既囊括旧志的精华，又在内容和体例上大胆创新的特点。这一编纂思想从方先生的一段书评中可以看出来，他对李根源《云南金石目略初稿》一书评价道：“前人所作金石书录，以古为贵而贱后代，此好古之偏见也。李先生《景邃堂题跋》卷二《跋大理崇圣寺碑》，讥王昶、钱大昕、阮元诸人鄙视元、明碑刻之失，乃说：'金石之学，非所以供爱玩，将补史志之缺，如以元以来碑不足道，则元以来史不足讲乎！’此卓识之论。所编《云南金石目略》，著录元明清石刻及器物至二千三百种，有见地之作也。”[1]（P3）
《金石考》共20卷，总计约70余万字，大部分是用方先生收集的资料编成。较全面、系统地收录了云南地区自汉代到清末遗存及著录的碑刻、铜器及铜鼓图案铭文、钱币、铁器及其题刻、玺印、砖瓦图纹及铭文、陶器文、摩崖石刻、钟鼎款识、古石幢、墓志铭等各类古代文物数千件，其中金石碑刻2599种，自汉迄清云南的主要金石档案已基本俱备。不仅广为搜采，而且详加考证，训释间有断烂残缺者，亦照原文列入，以供参考。云南石刻居多，金鼎较少，铜鼓塔铭、摩崖造像之类于史事有关者，均被补入。对特别重要的文物，每一件都影印图像、备录文字、广收题跋；较次要的文物，则录文字与题跋；再次要的文物，就只节录文字。若时代较近，又不太重要的文物，则仅录其目而已。[2]（P9）对元代以前确有之金石，一般每记一篇，必先把碑、塔、造像之概况（长宽多少、刻字几行、行字几个、何种字体、现存何处）用一行小字精确表述，然后把碑记之原文如实照刊，残缺之字用□代之；其次，把编者考证之文用按语附上，有的还把不同考证之跋语一并附上，以供鉴别；再次，有的还引用外国学者之作以为附录，这也是旧志所没有的先例。而对于它书虽有记载，但实际未获之碑刻铭记，则把它们归在一起，冠名“待访”以统之。今虽未获，但仍按原文考其原委、纠正错误，以便后人继续查考。[3]（P199）
《爨龙颜碑》是研究历史上称为“罗罗”的先民——爨族的重要文物，为该碑题跋的先后有20余家，而方先生的考说重在“为前人所未尽者”，主要考说了以下几个问题：
1.碑称龙颜父为八郡监军，经多方考证后认为：“南中当无八郡之称。迄永和三年，李势降于桓温，南中复归晋，则八郡监军或在东晋末年之官职，然其时南中政区记录，常璩《南中志》凡十二郡，洪亮吉从《宋志》凡十五郡，非八郡之数也。”
2.碑称东西二境，“阮赐卿跋文以为即《唐书》之东西二爨，所说可取”。
3.碑又称“乡望标于四姓”，是指《南中志》中“南人言四姓五子”的四姓。
4.碑中“夷”字，有人释为“幾”，方先生认为是“夷”字。
5.爨家的官号。认为爨氏以中央政权在南中行政区的最高长官的名号来统治南中，但这一名号却可能已从原先由朝廷任命演变为自封和世袭。
6.爨姓的演变。经过多方考证，方先生认为：“知元代爨或作寸，今之寸姓，渊源于爨，亦可得而说也。而爨之称，初本一姓，为南中望族，统率诸部，雄视一隅。史籍乃以爨为地名，又以为族名，自后爨部分置郡县，爨族改称罗罗，爨姓亦改为寸，爨之名乃少见也。”[4]（P827）
记载南诏历史、南诏王室蒙氏与唐朝、吐蕃关系的重要碑刻——《南诏德化碑》，方先生对立碑年月、撰碑文的人名、立碑的意图、碑刻所在位置、碑文剥落情况都进行了考证。认为立碑于大历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后至十二月除夕间，南诏清平官郑回撰文，立碑之意在于颂扬阁罗凤之功业以垂后世，并表明效忠于唐朝的心愿，碑在大理城南15里太和村附近，碑字损坏已久。方先生说：“此为云南最大之碑，亦为历史资料最富之碑。所载事迹多见于樊绰《云南志》、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诸书，可供考校……此碑文有较高之史料价值。”[5]（P864）
对记载大理国时期段氏与三十七部结盟情况的《石城会盟碑》，考证结论为：“碑无撰文书丹姓名，其文朴质，书法流利，叶昌炽《语石》卷二称石城碑'精采飞动’，且曰：'虽荒裔之士，书法亦妙入能品’云云。瑜按，此碑不仅书法唐人遗意，且为大理史事之最关重要者，而史籍记载并无一字，尤为难得也。”[5]（P937）
对明嘉靖三十年（1554年）丽江土司木高所题白地摩崖诗刻（释理达禅定处摩岩），方先生考证了以下问题：
1.“释理达”和“一行僧”所具体代表的人，认为“释理达即萨勒，惟用字东巴教与佛教相混耳”。
2.“禅定处”和“佛地”所代表的地，认为指白地“什罗修行洞”和“白水台”。
3.诗文所表达的内容，认为是木土司对东巴教主“东巴萨勒”的赞颂。
4.东巴教主活动的年代，认为在明嘉靖甲寅（1554年）之前500年。
5.用象形文字写经书的年代，认为在公元11世纪中叶（为宋仁宗时）。[6]（P41）
方先生汇编金石档案史料，是为了给云南学术发展提供一块厚重的资料基石。做好金石目录这项基础工作，需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说，成果提供给别人，有的研究者用了你收集整理的资料，可以说是引自原书，但你搜集整理的资料稍有错漏，人家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指正，所以许多人认为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旧社会，凡是研究者都做资料搜集工作，但在问题研究清楚之后，只拿出论著，而不愿将资料公开，叫做“绣罢鸳鸯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是一种对学术发展极为不利的风气，在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下，少数人出力，多数人获益的编纂工作得不到重视，以致“智者不为”。方先生对此深感痛恨，他常说：“所有知识都是属于社会的，来自社会，归于社会，非个人所得而私有，乃通过个人劳动，在已有基础上增益新知。”[10]（P5）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方先生付出了几十年的辛劳，惮精竭力、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这项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但又是史学工作者迫切需要的工作，为的是使研究人员在查找资料时少走弯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并在学术界同行中树立良好的治学风气。1966年方先生开始《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工作，不料才刚起步，就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1978年又重新开始这项艰苦细致的文化工程，直至1983年去世，共编辑油印60辑，约800余万字。方先生去世后，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秉承方先生的遗愿，历时20余年，终于完成了13卷、约1300万字的《云南史料丛刊》编纂工作，并于2001年8月正式出版。此书充分体现了方先生一贯强调的文物与文献并重的思想，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碑碣、摩崖、塔铭、金石文字等多给予收录和介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云南少数民族金石档案史料，力求做到“得此一书，众本咸在”，同时为使研究者信得过、用得上，凡选编史料，不论专书、专篇、专条，均据原书善本作校勘，或辨伪、或辑佚、或考订，务求精确细致。
方先生研究金石档案史料，是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更加全面系统、真实可靠的参考资料。他认为前人之作，因所见不周，用力不多，不免粗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史学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历史研究的需要。为促进金石档案的汇集整理工作，给研究云南地方史、民族史提供丰富资料，使死档案变为活材料，方先生利用地方文献、考古发掘、民族调查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认真详实地进行考证，使研究者“信得过，用得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备录所知旧说，意图有所发明，多作议论，以'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自勉。认为前人之不足者，有所增益，尽力而为”[12]（P5）。不仅谈“碑”，而且论“史”，不仅注重金石档案的寻访、求证、登录，认真考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且确定金石档案的史料价值，结合历史文献和自己掌握的知识进行评判，力求阐明历史真像及事实经过。如对建极年号铜钟及铁柱的概说，方先生先录前人有关此两件情况的记载，后论南诏时期历法与铭文纪年之意义。他说：“此两件铭文记年月日甚明晰，为考史之最重要者。”[4]（P408～410）又说：唐、诏“经历多年战争，责在疆吏失和，而南诏未反唐——脱离中国。奉唐正朔，铜钟、铁柱铭文，为见证实物。按是时南诏与西川交往，亦如平时。”[4]（P408～410）“南诏寇扰西川以咸通年最严重，惟为唐王朝版图内之争端，而有历史家以南诏为敌国，夸张其词，南宋以后人议论更为荒唐，此不知史实之言矣。”[4]（P408～410）考说金石，一般有两个层次，即前人的题跋和本人的论证，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详细罗列，并时加评说，使人一目了然。作者的议论，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常见新意。由于方先生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全面分析批判金石档案史料，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评论能够透过现象，揭示本质，远远胜过前人。
[1]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张佐.周钟岳与《新纂云南通志》[N].云南日报，2007-07-16.
[3] 曹明煌.云南旧方志发展的高峰———《新纂云南通志》述评[A].林超民.西南古籍研究[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4]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7] 方国瑜.明十和院墓葬[A].丽江县政协文史组编.丽江文史资料（第2辑）[C].
[8]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4.
[9]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弁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