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年轻就要狂，他的书法谢安不懂，300年后的李世民也不懂

王献之，书圣王羲之的第七子，字子敬，又称大令。中国书法史中一个仅次于王羲之的神一般的存在。

王献之《玉版十三行》

魏晋人好清谈，喜欢品评人物高下，在《世说新语·品藻》中有这样一个关于王献之的记载，谢安问王献之：你的书法跟你的父亲比，谁的更好啊？王献之回答：“固当不同。”谢安又问：外人好像不这样看啊。王献之说：“外人哪得知！”

谢安是王羲之的密友，王羲之去世后，王献之还能一直仕途顺达，这背后谢安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当然，献之也是知恩图报的，当谢安去世后，献之上书孝武帝，为谢安申诉功勋，争哀荣，争名分，最后促使“孝武帝遂加安殊礼”。

王献之《奉对帖》

所以，谢安的问话，好像是一个大人在逗小孩子的玩笑话。就好像我们今天，大人常常问小孩子：你和你爸爸比谁厉害啊？

不过，这个时候的王献之已经是成年人了，他的回答完全符合一个艺术家的独特个性。本来父子都是书法高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艺术风格这个东西是难分高下的。所以，古代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王献之对自己的书法艺术，是有着自己的骄傲的。

谢安是一个政治家，习惯用第一名第二名的排序来对待艺术创作。三百年后的李世民也是这样，习惯了政治圈里的生死相斗，习惯用非赢即输的视角来看待人生，但是这种视角，在美学领域却往往是捉襟见肘的。

我常常说，艺术领域就好像一桌子美食，四川人喜欢麻辣的，广东人喜欢清淡的，东北人喜欢吃乱炖，上海人喜欢浓油赤酱，西北人喜欢吃面，南方人喜欢吃米。各个地方都有适合当地人的美食，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出谁的酒最好，谁的不好。美学是有宽容性的。

王羲之的书法古典、静穆、收敛，以行楷为主，从容潇洒。

《鄱阳帖》

王献之的书法则有着年轻人特有的张扬、狂放。王献之的书法相较于王羲之，笔势变化更多，线条流走的速度更快，从行草走向狂草，书写上更加自由、奔放，创立了书法史上的“一笔书”，打破了汉字的独立结构，更重视字与字之间气的流动贯通。

因此，这种创新当时的谢安不了解，三百年后的唐太宗李世民也不了解。

唐太宗极力赞扬王羲之，贬低王献之，虽然可能有他自己的考量，但在外人看来，有点莫名其妙。李世民全力搜求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甚至于采用卑鄙的手段“萧翼赚兰亭”来霸占了《兰亭序》。

爱美，演变成贪婪，可悲。

王献之-东山松贴

当唐太宗李世民把握了掌控天下的权力，却也是偏见的慢慢开始。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唐太宗李世民无法同时看到王羲之、王献之的“不同”。而“不同”才正是美学的可贵之处，中国的书法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

王献之特别喜欢主动给别人写字，一手好的书法是他的骄傲，历史记载他为人作书，从不吝啬，别人争相收藏他的书法是他快乐。但是，他可以主动写，你不能要求他写。

那个时候皇城新修的太极殿刚刚完工，就有人提议，让王献之为大殿题榜。但王献之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写书法是王献之的骄傲：我愿意写的时候，写多少都可以，但你不能要求我来写。有记载：“人有求书，罕能得者，虽权贵所逼，了不介怀。”

思恋帖

根据文献记载，王献之去世之后，从东晋到南朝梁时期，他的书法作品存量和王羲之的应该差不多，难分伯仲。

但是南朝梁武帝当时提出了“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之后，犹如一道圣旨，崇尚王献之书法的人数量骤减。到了唐太宗的时候，据记载王献之的书帖数量要远远少于王羲之的，唐内府的王献之书法墨迹“仅有存焉”。

而李世民对王献之的贬抑，影响了初唐时期对王献之书法的态度，到了唐朝后期，王献之的书帖数量进一步减少，《法书要录》所收录的大令书语，长长短短才十八条。北宋时期的《淳化阁帖》收藏的王献之书法作品，去伪存真之后，不过四十余帖。

王献之 《鹅群帖》

虽然不被李世民重视，但是李世民死后，特别是盛唐、中唐时期，书法美学走向更个人表现，更浪漫，更自由挥洒，更肆意狂放的书风，王献之的张扬，终于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狂草就是王献之书法艺术的升华。

同时代的谢安不了解王献之，一百多年后的梁武帝不了解王献之，三百多年后的李世民也不了解王献之。而王献之真正的知音，却是七百多年以后的北宋，那个同样张扬、狂放的米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