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由跨学科到去学科，“新文科”必须从“清理门户”开始
探索与争鸣
2小时前
孙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教授
从20世纪末开始，不断有人文社会科学危机的声音。2012年，法国《年鉴：历史、社会科学》第3期卷头语在回顾过去二十年“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危机”（la cris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sociales）时认为，通过对后现代挑战的切实回应，历史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克服了“历史的危机”（crise de l’histoire）。所谓危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学科的自律性出现了问题，以往的概念、理论、方法难以自圆其说。与此互为因果的另一层意思是，固有的学科知识无法应对所要研究的对象。危机话语中的学科如钟摆，在这双重张力关系中不断地自我调适。而如今，人们谈论“新文科”似乎有了新的期冀，不止于在固守既有的学科体系下开疆拓土，进行跨学科实践，还要打破现有的学科窠臼，寻求一方新的天地。毕竟，现代学科是建诸印刷文化基础上的，随着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变化，知识的消费方式也在变化。但真要实行起来，谈何容易。
我在政治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教书，日常不仅要面对两个学科的差异，有时还要应付同一学科内部的差异。有一年，跟我攻读历史学的博士生和政治学的硕士生分别参加各自专业的论文中期考核，结果都得了“缓通过”的结果。两个学生分别打电话给我，我安慰说选题很好，论证充分，可能是没有表达清楚。放下电话，我心里犯起了嘀咕：论文从题目到研究计划都经过我的认可，我还帮着修改了一些内容，“缓通过”不就是说我的指导不合格吗？兹事体大，不可不究。
政治学硕士论文中期考核没有通过的理由是，看起来“不像政治学论文”。该学生研究的问题是，二战后日本为何在政治上走不出战败的怪圈。细瞧日本政坛，有一个悖反现象：几乎永霸政坛的自民党嚷着改宪，被称为“万年野党”的共产党拼力护宪。青年学者白井聪在《永远败战论》一书中尖锐地指出：“这个国家的统治权力因为不能公开承认战败（因为这会危害其正统性），根本上没有合理地解决领土（争端）的能力。”确实，2012年7月16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一次抗议“3·11”核泄漏事故的集会上喊道：我们生活在屈辱中。我近距离观察日本政治多年，把我的经验知识传递给学生，让其给出一个政治学的解释，这是选题的初衷。在我，还有另一个期待，即约翰·达尔（John Dower）的《拥抱战败》无疑是一部成功之作，但对二战后日本政治转型的描述过于直线和明亮，缺少复线的和晦暗的内容，我希望学生的论文能补其之短。
历史学博士论文中期考核“缓通过”的理由与政治学硕士论文差不多：看起来“不像历史学论文”。这篇论文的选题是因人而设的。该生本科、硕士皆读文学，从中学起就发表小说，我量体裁衣，和她商量通过文学文本来解读时代思潮。记得中华书局版《新史学》第1卷刊行后，收录其中的海青的《自杀时代》一文得到了神户大学滨田麻矢教授的高度评价，滨田撰文感叹，阅读以往的中国近代史著述，找不到与文学对应的历史事项。我指导学生写这个题目是有参照的，即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和作家伊凡·雅布隆卡（Ivan Jablonka）的研究。这位学者一手著历史、一手写小说，在《我不曾经历的祖父母的故事》中根据死于奥斯威辛的祖父母留下的照片和身份证，开始了寻找历史之旅，得到的“历史”也许难以完全证实，寻找的过程却是透明的，如此，作者让“分居”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和文学重续旧缘。这位博士生的论文选题还涉及在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之后历史学往哪里去的问题，以往人们的关注点多停留在文本上，而实际上超越后现代的足音业已响起——呼唤主体的复归。主体的复归必然带来叙事的复归。
无论是政治学，还是历史学，抑或是其他学科，任何研究首先要从梳理事项及事项之间的因果关系开始，之后方可谈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诠释，而不是倒过来。在强调跨学科的时代，为什么会出现“不像”的说法呢？反躬自省，我们通常目为有理论取向的论文，无论是坚持本土的，还是面向外部的，都有一个沉默的前提：西方。于是，不仅论文绪论部分多有涉及“西方”的讨论，文中“西方”的影子亦或隐或显，似乎不这样做，就达不到“象”的目的。窃以为，正确的做法是根据问题意识和实际需要来加以引用。我举上面的例子，无意于批评我的同僚，他们都是从专业角度为学生考虑的。换言之，如果按照我的指导方针写论文的话，也许论文在“外审”阶段就通不过。然而，由此也留下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学科的条条框框原本是护持学科自我同一性的手段，为何成为思考和探究的掣肘了呢？
在“西学东渐”前，中国有自己的学科知识分类。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西学和东学（日本化的西学）的移入和学校制度的形成，近代学科体系规模初现。在西方，非自然科学的学科有两个“共名——一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humanity science）一语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一语出现在启蒙运动中。在近代学科导入中国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术语——“哲学社会科学”。前苏联，有“社会科学”（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和“哲学科学”（философская наука）两个术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并列，有时置于后二者之上，强调哲学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但没有“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固定的说法。
在中国，自“经学”衰落后，哲学被另眼高看。检索民国时代的报刊，散见“哲学社会科学”字样。如，“某君留美多年，最近归国，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均颇有研究”。“社会科学院裁撤后，原有哲学社会科学两系”，“划归文学院办理”。《中国农村》杂志在纪念创刊周年时称，许多读者来信要求经常发表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论文。这里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是并列的。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出现了将“哲学”置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上的用法。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里讲过一段话：“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毛泽东讲的“哲学”既是指导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方法，更是指导革命实践的“政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为学科知识的哲学。
每一个学科都有其不可替代的自律性，论者如果拘泥于学科教条，必会将手段和目的倒置，从而影响探究真问题。“语言学的转向”不仅倡导回到文本，还反映了在认识论上摆脱形而上学束缚的诉求。“语言学的转向”又被称为“弱思考”（weak thinking），弱思考不是不思考，而是要求回到问题的本原上进行思考。伯克在《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中写过一句话：历史学和社会学犹如两个耳聋者之间的对话。现在，这种各说各话的情形已经大为改观。值得三思的是，回顾这些年的跨学科实践，无论是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还是近来颇受关注的“历史政治学”“非虚构写作”——姑且称为“历史文学”，等等，“风”似乎不是从历史学科吹起来的，而是来自于“历史”这一前缀后的其他学科。当历史学失去了其大部分传统领地、仅剩下可以抱残守缺的文献编纂后，反而可以从“去学科”的角度思考自身的近代来路，将学科视为一种可以进行知识考古的“现象”来审视，于此，概念史研究的意义便凸显出来了。
概念史专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有言道：“没有共同的概念就不可能有社会，更不可能有行动的政治领域。”一个集合体（unity），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抑或是学科的，都是通过概念来界定自他关系的。一个集合体要想在命令或同意、契约或宣传、人为或自然等基础上谋求发展，就需要有概念来支撑。在概念中，群体可以确认自身是否在正常运作中；概念不仅指涉集合体，还创造了集合体。
“去学科”不是要抛弃学科，是要回到构成学科的基本概念上进行研究。概念史不单单研究一个个词语的来历，更要解读凝聚社会政治意蕴的词语的历史，因此，“语义场”（Semantic field）是其“固有领土”。通过语义场，论者对此概念与彼概念可以进行比较，确认其内涵。同一个概念在不同学科里有微妙的差异，比如nation（民族、国民），历史学和民族学不可规避其复数性，而政治学则执著于集合单数。此外，恰如男人与女人、公开与秘密、宽容与不容忍等，反概念（counter-concepts）的研究对深化理解概念是有必要的。
每一个民族或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概念史，反过来说，人们可以通过凝聚历史的概念反观一个民族或文化的经验。研究中国概念史，不止要研究西方概念的翻译和传播，更要研究这些概念的衍义和衍生化（derivatization）。衍义是翻译活动的伴生物，积淀了该当时代的经验。回看四百年间的中西知识移转，这是不待多言的事实。与概念的衍义相比，衍生化概念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它是历史主体的创造物，有特色的中国概念。在全球化时代，概念史研究既执著于自身过往的经验，还期待与他者的互动，就此而言，“去学科”的概念史研究应该成为迈向“新文科”的第一步。站在这一起跑线上的“新文科”必然要从“清理门户”开始。在政治学领域，以问题为导向的政治研究可以对学科固有的框架进行解构与建构共在的“二义性”侵犯；在历史学领域，亟待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二分的老死不相往来的格局，“世界史”无论叫Universal History，还是称World History，都是一个应该被淘汰的陈腐的概念，与“中国史”相对的不是有着挥之不去的西方中心影子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而是区域/国别史，或跨区域/跨国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