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怨恨世界，不如改变自己｜嚼白句
（无论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我相信自己会带着标志性的笑容前行。如此真诚爱笑的人，内心都是干净的，这是我看人的方法。）
新京报一篇人物报道《国务院里的嘻哈大叔》刷屏了。主角郝雨是国务院某直属单位的公务员，白天兢兢业业在深宅大院里做着公务员应该做的事，周末晚上下班后则到三里屯唱RAP，当一个嘻哈演员，挣些贴补买学区房后还房贷的经济压力，当然，RAP也曾是他的“梦想”——他曾是走红网络的RAP歌手。
这篇文章刷屏，自然是因为文章有诸多符合网络传播的要素，比如正襟危坐的机关公务员与嘻哈歌手，国务院机关大院与夜场，曾经走红的网络歌手，等等。但是，撇开诸多贴在这个故事身上的当代元素，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公务员“兼职”的故事。
兼职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文中的郝雨是为梦想，为“与世界和解”，当然也是要为学区房（这在我心中可是奢侈品）房贷减轻压力；马丁·辛主演的法国电影《男保姆》里那个银行高级职员遇上了一个漂亮女士，他趁正式上班之前的空档兼差到女主家当男保姆，那是为了美色和爱情。
（电影《男保姆》是另一种兼差的故事）
我也曾经兼过职。1990年代初，我还在学校里教授马克思主义，这个时间是高校教师生活条件最为窘迫的时候，所谓造火箭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像我们这样的年轻教师，更是惨淡的很。赶上邓公南巡，市场大潮初起，教授兼差新闻比比皆是。我的教经济学的同事业余时间在大兴黄村的大街上卖从天津贩运回来的蟹虾，最后主要靠同事内部消化；教物理的老师和图书馆领导，则在教工宿舍楼里的电视房开了夜宵面摊，这大概是最早的深夜食堂，食客师生都有；学物理和计算机的，则开起了打字排版修电脑的门市，这倒是专业的延伸；至于老我，则在宿舍开了个租书铺，以出租武侠和当年流行的王朔小说为主打，挣些学生的碎银，同时兼差为书商翻译古汉语编攒修订词条。
当然我们那时兼职，还没有追求梦想，与现实和解这样的说法，不过为了多几个酒钱。其实很简单，就是鱼有鱼路，虾有虾道，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寻食觅活，各有各的道道而已。
那个年代，社会主体部门依然是一种体制主导，多元的经济社会要在此之后才得到真正的绽放。所以，当年教授兼差，像我们这样的小角色兼差，多多少少带有一种不满的怨恨甚至无声的抗议在里边。
随着市场经济展开，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兼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中很快烟消云散了，甚至“兼职”这个词也越发陌生了。当年兼差的人，要么回归本业，要么依着兼职时的兴趣下海了，比如我的教计算机的同事，就下海开办了电脑排版公司，我后来多少有些后悔的是，当时没有顺势跟着书商去做书，要不然我或许早就财务自由了，不用一早起来爬格子为稻粱谋。
其实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我仍然有兼职之举，不过，那种兼职，之所以没有被视为兼职，是因为那不是为了钱，而更多是一种兴趣的延伸。比如给其他平台写文章。至于有收益，那更多也是无心插柳的结果，比如我出版的两本《江南旧闻录》和一本读书笔记《黄金般的天空》。
（《江南旧闻录》之故乡的味道和故乡风物长两本，以及读书笔记黄金般的天空，全部是业余时间写成，当时对于身处职场的我来说，某种意义也是一种兼差。）
托庇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不少同学朋友，包括曾经在媒体行业的服务的一些朋友，都实现了财务自由，而我到50岁的时候，依然每天计算稻粱，每天挤地铁上下班，每天上下班得打卡，但对自己的工作也少有怨言愤怒。很简单，在我看来，这是每一个人自己选择的生活，自己选择的命运。我曾经跟太座以及朋友讲过，还有什么比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还能养家糊口挣一份保持相对有尊严的生活更值得自己去做的事呢？没有任何东西能买到这种感觉。在国务院机关大院工作的郝雨就没有，他正处在一种自我分裂的对峙中——我年轻时也在机关大院呆过，也有过类似的感觉。我在36岁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真正的职业兴趣所在，那就是在媒体行业服务。纵使妥协，也清楚是为什么而妥协。
如果说有怨言和愤怒，更多是因为与工作关联带来的。我在媒体行业前后服务23年，接触到的社会现实丰富繁杂，触目惊心者众。一个长期接触黑暗的人，最强大的心理也难免受影响，“怎么会这样？”这样的问题时刻萦绕在脑海。但凡有些人性，有些关怀，都会有遏制不住的愤怒。没有这种愤怒，也就没有关怀，就不可能写出受人尊敬的报道，做出有影响的受人尊敬的媒体。但这种愤怒背后的追求，与诸多现实利益缠绕，致使追求难实现。许多人因此把问题推给现实中那些缠绕纠葛的力量，而自己逐渐沦为混日子的人，最多在酒桌边宣泄一下，就像郝雨的同学所指出的：他能一边做学生干部，一边自我嘲讽。一边爱着崇尚自由的嘻哈，一边拥抱体制。他在规则里生存，又在其他层面寻求表达。当现实和个人的无力感结合在一起，他其实在用嘲讽表达无助。
当然这是绝大多数人的现实选择。我年轻时在机关也多少有些类似，但绝不是四十岁之后的我，更不是今天的我。当自己发现曾经热爱的职业已经很难为自己提供那种努力带来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价值时，我毅然选择了熔断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不离开媒体行业，看到自己无法容忍的黑暗，依然会与从前一样愤怒而无法平复——但时代已经变了，在美丽新世界，像我这样的守旧者已经是“多余的人”了。于是与自己过去的职业生涯作别，挥挥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没有一丝滞碍，没有一丝怨愤，尽管多少有些遗憾和伤感。但从此，再也无须理会那些自己不想不愿但不得不做的事，再也无须自矮身段自我牺牲——那些时候，我以虚与委蛇或者“会议缪斯”（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中说他的恩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时的院长，在开会时喜欢琢磨考虑写曲子，且颇有效率，认为一定有一个“会议缪斯”；蓝英年先生告诉我说他在过去政治学习时，就默诵过去背过的诗词，外人看他却是一脸认真样。我后来常把这种情况下抄诗称为“会议缪斯”）来平复自己的情绪，也许这也是一种自我和解吧。
（政治学习时抄在材料背面的诗，所谓会议缪斯，一种自我开脱）
今天的我，灵魂已经最接近自己渴望的模样，一辈子的精神追求无非如此，我可不想再让它无辜蒙尘，也不再想把时间浪费在违拗自己心性的事情上。
这些年忙于工作，眼前只有做一份有尊严的严肃媒体，无心看世界，错过了生活的诸多风景。其实世界上不仅有自己想从事的职业，还有许多其他东西值得我们追求，对家人亲朋的爱，对大好河山的美的欣赏，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观察……
现在，终于到了世界这么大，我也想去看看的时候了。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既然无力改变世界，不如改变自己的生活。
2016年下半年，我的一位前同事问我如果离职后会选择做什么，我说种菜做饭。这话我也告诉过我的父母兄弟，人到五十还学艺，他们都笑我发痴。但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其时我尚未读过《奥威尔日记》。当我读到奥威儿在摩洛哥和艾琳、在朱拉岛和妹妹一起躬耕田园，每天记录种菜养鸡钓鱼的生活细节，突然发现这该有多奇妙啊，不是攀附，而是真的巧合。我跟朋友说，我要在翻开的土地上撒下种子，看它们发芽钻出地面，承受阳光雨露长大，然后切片切段，看它们在灶台上的铁锅里翻滚，想着今天是谁来享用，只有这样，我才会不再去理会那黑暗的世界，而专注于另外一种生活，同时为自己和家人朋友形塑一个新的小气候小天地……
（奥威尔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了奥威尔的乡村生活图景）
这不是犬儒，也不是乌托邦。这既是古老的传统（采菊东篱下），也是我所能选择的消除自己与社会的张力与世界和解的方式，不，更多是在精神世界与自己和解。这是另一种建设，也是真正的和解。
郝雨有句话说得有道理，我们就像“液体，没有形状，倒在罐子里就是罐子的形状，永远都会顺应和适应，但本质不变。”但事实上，人还是会变的，最后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这样的人并不少见。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也在变，但年岁越大，变得越来越像自己想要的样子了，种菜做饭，也不会忘了或者放弃自己的追求。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与其怨恨世界，不如改变自己”，今天觉得这句话愈发适合自己。在最坏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建设自己，就是改造社会，就是建设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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