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墨子》典籍校刊与墨学发展
先秦时期，群雄并起，百家争鸣，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墨家作为诸子百家中最为独特的一家，因倡导“兼爱、非攻、尚贤、天志”等思想而独树一帜，同时也是当时唯一能与儒学并立的“显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墨学后来衰微了，《墨子》典籍的传承也饱受磨难。而现在明代以前的墨家典籍难觅踪迹，使得明《墨子》典籍深受专家和学者重视，明《墨子》典籍的研究对墨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多数学者认为，《墨子》一书基本不是墨子自著，大部分篇章是墨子讲学的记录，是其门人或后学所记录辑集，是墨家学派著作的总汇，成书大约在战国中后期。
根据可考的《墨子》典籍记录，《墨子》一书在《汉书·艺文志》著录中为71篇；《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皆著录为15卷；到宋时《中兴馆阁书目》存63篇，明《道藏》仅收53篇，墨家经典整整缺失了18篇。
明代以前的《墨子》典籍刻本，尤其是北宋以前的《墨子》典籍刻本，应该有一些，可惜都已基本不存于世；其他散落在各种著作的字里行间，让墨学研究专家艰难地搜寻和考据。反而到墨学衰微到最低谷之时的明代，《墨子》典籍一版再版，成为我们现今可见的、最早的几种版本的墨学典籍。
明代的《墨子》典籍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一）明正统张宇初道藏本《墨子》。该版本《墨子》为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刊印于道藏之中。张宇初是当时的道教天师，奉旨刊印道藏。其实从东汉道教兴起以后，墨子就和道教有了分不开的联系。《道臧》的著录使得《墨子》的15卷53篇从此再没有丧失，对于留、传《墨子》一书实在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明正德俞弁抄本《墨子》。该版本《墨子》为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俞弁三卷抄本，共13篇。该版本应该是据宋本抄录，因为篇目与《中兴馆阁书目》记录相合。
该本著录了大文学家宋濂对墨子的赞赏：“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墨子其甚俭者哉，卑宫室、菲饮食、恶衣服，大禹之薄以自奉也。”宋濂的观点，一方面体现了明学者对墨子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说明明学者试图避开孟子辟墨的传统观念。
该本前著录韩愈韩文公《读墨子》，表明了“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的观点。这也引起了后来诸多版本的效仿。
（三）明嘉靖陆稳铜活字本《墨子》。该版本《墨子》为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3年）芝城铜活字蓝印本。该版本前有韩愈《读墨子》，卷首目录之末有“明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吴兴北川陆稳校行”之句，证明为明陆稳校印。该版本后经清黄丕烈校并跋，卷末复翁黄丕烈还留了后记。该版本仍为15卷53篇，还早于唐尧臣本一年，可惜因是活字印刷，技术原因，用墨有些散漫，轻重不一。
（四）明嘉靖唐尧臣刻本《墨子》。该版本为嘉靖三十二年即公元1554年刻印。与陆本不同，该版本卷前有陆稳《新刊墨子叙》，卷后有“南昌唐尧臣书”。据陆叙记载，该刻本当为道藏本，是唐尧臣从陆稳处得“墨原本”，“归而梓之”。而前一年活字印刷的陆本，当为内府本。陆本唐本微有差别。唯唐本字体舒展大方，印制较精美，又前有叙后有书，受到学者重视。后来，民国时多次影印出版。
陆稳《新刊墨子叙》，赞同贾谊“孔墨并称”、韩愈“孔墨并用”的观点，他于友人家觅得《墨子》内府本，“孟氏出其后，独取天下之所尊信者，辟而绝之”，认为孟子辟墨是为了防其流传。陆稳的观点，比宋濂又向前了一步。
（五）明嘉靖江藩白贲枘重刻本《墨子》。该刻本为嘉靖36年（公元1557年）江藩77岁翁白贲枘重刻唐尧臣本。重刻本陆跋、唐叙俱全。重刻本卷前有白贲枘行书《重刻墨子序》。白序对墨子颇多赞誉，认为后世墨者，失掉了墨家真传。
（六）明隆庆沈津编《墨子类纂》。该本为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沈津编纂的含山县儒学刻本。卷前有《墨家类总题》、《墨子题辞》，著录墨子亲士、修身等15篇白文，不分上中下，是依据《墨子三卷》本节录。万历年间改名为《墨子类函》。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该本为含山县儒学刻本，对墨学采取了“穷其说而距之”的方法，《百子类纂》收录墨家类，仍然让学生学习墨学，客观上传播了墨子思想，而不是单单批而弃之不学；一是在卷前《墨子题辞》中，既有陆稳叙对孔墨并称的赞赏之言，又有唐跋中“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之语，逻辑混乱，表现了当时学子既赞赏墨学，又不得不屈从于孟子圣人之道的矛盾心理。
（七）明茅坤批校本《墨子》。明归安茅坤批校的《墨子》有两个版本，一是明隆庆间童思泉刻本，一是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刻本。两个版本相同的是，都分为6卷，卷前都收录有韩愈《读墨子》；不同的是，万历本卷前还收录了陆弘祚（即陆稳）的两篇《新刻墨子序》。这两个版本应该是一刻两印，万历本明显墨迹重而散乱，为重印本。该版本重印相隔10年左右，说明当时对墨学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当时，刻印书籍可是个大工程。明茅坤批校本在万历年间，还有童思泉其他刻印本传世。
（八）明万历李贽本《墨子批选》。该刻本为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李贽批选本，两卷节本，36篇，未收《墨经》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小取、大取及备城门以下11篇。该版本的特点是全书圈点，加入简略眉批和评点。卷前仍有韩愈《读墨子》一文。
该版本卷前刊印了陈邦泰所书李贽《墨子批选叙》。在序中李贽谈到：“予读墨子，谬为批选，而意其言之可用者如此。”认为墨子作为古之圣人，其言必可用。最主要的是，李贽在后面的批语中，大胆的直接批驳了孟子辟墨之言：“兼爱者，相爱之谓也。使人相爱，何说害仁？若谓使人相爱者，乃是害仁，则必使人相贼者，乃不害仁乎？”（《兼爱上》批语），并指出儒家强入人罪的毛病：“明言节葬，非薄其亲而弃之沟壑以与狐狸食也。何诬人强入人罪为？”（《节葬下》眉批语）这些言论标志着儒学的僵化已让学者反思，不以圣人语为然了。而墨学越来越受学者重视。
（九）其他版本的墨子典籍。其他版本的墨子典籍，很少有墨子53篇全文，而是多有删节。如万历年间，潜庵子篡《墨子删定》等。明中后期评点之风大盛，对诸子百家都有点评。对墨子的评点，除李贽的《墨子批选》外，还有陆可教、李廷机的《墨子玄言评苑》、陈深的《墨子品节》等，这些评点，对墨学的传播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在明代，墨学研究有传承、有发展，虽然还流于表面，但承上启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也恰恰在明代，到了儒学发展至顶峰，进而僵化之时，部分思想活跃的学者达人开始反思，寻找突破。而墨学则衰微到了低谷，开始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悄悄起升。可以说，明代基本上称不上有深入的墨学研究，有明一朝，不见有人注解《墨子》，多有一些人刊印，还有一些学者的评点。但正是这些《墨子》典籍校刊和评点，保存了墨学的精华，为清代墨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尤其是李贽的反思，为清乾嘉以后学者复兴墨学开了先河，提供了突出儒学重围的勇气。（邵长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