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大学越办越好了吗？

高小山说

自1088年人类史上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建立后，其他大学也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学的存在，将希腊的科学精神融入基督教世界，成就了两希文明的和解——没有两希文明的和解，就没有欧洲后来的崛起，也没有现代科学的诞生。

但同时，大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欧洲的学术中心最初在大学，但数百年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据点却又基本不在大学，这是为什么？几百年间，大学发生了哪些变化？大学的革新是如何进行的？大学越办越好了吗？

高山大学科学复兴之路·意大利站的课程中，校董吴国盛教授为我们讲述了关于大学的设立、使命和革新，同时也分享了他对于我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和改革的深度思考。

*以下根据吴国盛2019年9月6日在高山大学“科学复兴之路”意大利站博洛尼亚的分享整理而成。（“科学复兴之路”意大利站课程共计7讲，本文为第7讲（2），其他内容均已在高山大学公众号推出。后台发送关键词“吴国盛”即可查看“科学复兴之路”全部课程笔记）。

※本文4700字丨6分钟阅读

※作者丨吴国盛

※整理丨邱施运

※编辑丨李嘉

授课老师：吴国盛，高山大学校董。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理学学士（1983）、哲学硕士（1986）、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1998）。现任高山大学校董，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长聘教授、科学史系系主任。

吴国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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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欧洲，诞生了人类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大学，源于市民社会，是知识领地里所建构的一个独立王国。它的精神实质是自治、自主、自由、自立。即便是神圣不可冒犯的宗教教义，在这里都可以讨论与质疑。

大学的初心

学位制度

继博洛尼亚大学之后，其他大学也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和欧洲当时对人才的需求密不可分。

需求最高的，首先是神学，其次是法学，再次是医学。基督教会作为普世教会，需要神学教士；而当时欧洲政权仍处于全面恢复罗马法的阶段，需要法学人才。这三大需求，决定了大学初期三大学院的雏形——神学院、法学院及医学院。

在这基础上，三大学界亟需一个制度化的客观标准，让教堂、法庭、医院及市民凭此相互确认资质。于是，大学的学位制度诞生了——在修满一定的年限以后，学生获颁一张证书，通用于整个基督教世界，可以在任何大学教书。学士学位可以教一门课，而博士学位可以教所有的课程。

坐落在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博洛尼亚大学

艺学院制度

但在最初的大学设计中，三大学院属于高端学院。踏入高端学院之前，学生必须先在艺学院打基础，学习自由之艺（Liberal Arts），即过去希腊的学术结晶——文科三艺（trivium）：语法、修辞、逻辑，以及数学四艺（quadrivium）：算术、几何、音乐、天文。

后来随着大翻译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精妙的文献重新浮现，其中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尤其受人推崇；于是，艺学院课程就从自由七艺，延伸到了学习亚里士多德的学说。

艺学院的设计，实属一大创举。尽管大学旨在培养高端专业人才，但它并不急功近利，一上来就直奔专业技能，而是从自由之艺开始积累，先哺育及铺垫欧洲社会的人文内涵及理性思维，再往下钻研神学、法学、医学。因为法学需要逻辑和修辞，而医学也需要逻辑和自然哲学。

从架构上，艺学院相当于今天的本科学院。如今，哈佛大学也依旧延续着这传统，它的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只收本科以上的学生，自己没有本科生。

我们曾经也是处于这正轨之上。“本科”一词，最初是出自蔡元培先生。在他接掌北大校长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言论：北大不宜办得太宽，只办文科与理科两门基本之科，统称本科。先学好数理化文史哲，再去深研其他专科及应用学科。

可惜的是，到了某个时代、一些地域，本科走着走着却偏了、变种了。像是19世纪，欧洲因为疲于服务国民经济生产，越来越多本科在内容上转向了专科，而中国后来西学东渐的时候更是如此。

当然，大学不是不能这么办。每个时代有其应急的需求，而且一个社会需要多元，单一的大学也不行——但大学不能全都这么办。大学的核心，还是应该按着艺学院这样厚积薄发的逻辑进行。

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科学的瓶颈，不在于智商不够，而是人文素质不够。创造性，常常是要在人文涵养的基础上体现。

讲座与辩论制度

早期，大学有两种课堂形式：讲座及辩论。

讲座，算是我们所熟悉的形式，老师在台前讲、学生在台下听。

讲座的本质，在于提出一个文本，然后进行阐释、分析、延伸，从微言看出大义。像是一件画像、音乐、文章等作品，一些人单纯觉得好看，而一些人可以将细节、门道给发掘出来。阐释文本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意义的过程，这也正是文本的意义所在。

吴国盛老师在高山大学“科学复兴之路”·意大利站课堂上

不过今天的学生，常常略过文本，直奔要点，只想着为考试背书，对事情、知识里的微妙和曲折没法体会。我在北大、清华跟新生上课，常常不禁感到无奈。

大学，是以呵护学术自由为宗旨，而辩论，是学术自由的关键体现之一。

辩论课上，教师纯粹是作为一个仲裁者、主持人，让学生自由地针对主题进行正反方的论述。即便是在当时基督教一统天下的背景下，教义也都可以讨论。以基督教本身的说法：“因自由，得真理”，自由和真理是镶刻在教义里的。

后期的大学的讨论课（seminar），实际上就是沿着辩论课的范式。而在中国，它还属于一个非主流的创新尝试；前段时间，北大的元培学院、清华的新雅学院都想引入欧洲上课的辩论格式，无奈反馈上并不招家长待见。

一方面，我们的传统仍倾向于填鸭式，老师满堂讲解而学生全程接收，没领会到真正的学习是自主双向，在双向探讨中把知识导向深入；另一方面，我们也缺乏自由开放的讨论环境。

大学的使命

革新：经院哲学

希腊学术传到基督教世界，实际上要求一种整合，因为两者之间存在很多差异。

其中一个经典的分歧，是世界的起点。基督教认为：世界有其开端，因为上帝创世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而希腊人认为：世界无始无终，因为若是有头、有尾，那么按逻辑推演，头之前、尾之后又是什么？没头没尾，在逻辑上显然利落一些。

教会思想家奥古斯丁，早年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上帝是否在时间之中？如果在时间之中，为什么他不更早创世？而创世前，又是什么样子？

希腊学术讲究理性，而基督教专注信仰——用理性看待信仰是有难度的。

一直到大学的出现，从制度上将艺学院和神学院、医学院、法学院结合在了一起；前者学习希腊的逻辑和自然哲学，后者则贴近基督教教会和上帝。

当时，法学除了罗马法，更包含教会法，而教会已经把意志诉诸到教会法里去；至于医学，也经过基督教世界的改造，像是盖伦和希伯克拉底的理论。

于是，这渐渐衍生出了经院哲学——顾名思义，就是由学者们阐释的基督教教义；在过去，这些教义都是由神职人员所阐释。继承了希腊思维的经院哲学家们，开始试图用理性探讨教义，对它进行整合和重塑。

当中的代表人物，莫过于托马斯·阿奎纳。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部巨著，叫《神学大全》，将希腊的理性与基督教的信仰完美结合，使神学成为一门科学。《神学大全》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部亚里士多德化的基督教义，或是一部基督教化的亚里士多德学术大全；后来随着阿奎那封圣，《神学大全》更是占据了权威地位。

大学的存在，成功孕育了经院哲学，将希腊的科学精神融入基督教世界，成就了两希文明的和解——没有两希文明的和解，就没有欧洲后来的崛起，也没有现代科学的诞生。

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个托马斯·阿奎那，去有机地整合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

而且相比两希文明，中西方文明的差距更大。基督教和希腊之间，毕竟还存在亲缘关系，因为基督教的新约圣经本来就是用希腊语写的，创教思想家们已经受到晚期希腊哲学家对人生的思考所影响。中西方之间没有这样的血缘。

但我们若要走上真正复兴的康庄大道，就必须痛下决心。近代一百多年，我们一直摇摆不定。人家打过来的时候，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一制夷就满足了，不学了，转而强调中国话语体系下的文化自信。

在这点上，日本人就比较诚心，一门心思“脱亚入欧”，不以东方自限，彻底向西方学习。

当然，中国是一个更为古老悠远的文化——向外学习的同时，如何继承、光大或改造中国的智慧结晶、文化遗产，需要一个阿奎纳般承前启后的工作。

被革新：唯名论

自从博洛尼亚大学蔚然成风，它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亚里士多德、阿奎那那种注重逻辑及文本的风气逐渐走向僵化，到了数百年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成了一件不受人待见的事，以至于文艺复兴的科学据点基本不在大学。

促成科学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来自于基督教内部分化出的一个新流派：唯名论运动。

阿奎那的工作，在基督教世界里触发了一个严重的思想问题：希腊人固然发现了神所创造的一些必然规律与逻辑，比如水往低处流，但全能的上帝是否也能让水往高处走？

按照托马斯主义，上帝创造了理性，那上帝本人也遵循理性。然而，唯名论者则认为希腊人研究的概念、规律都只是名字，不具备内在必然性，上帝随时可以让这些东西作废。世上的万事万物只凭绝对全能的上帝单向控制——如果上帝还要服从希腊人的理性的话，他就不是绝对全能了。

这是基督教与希腊文明之间一个无法调和的本质冲突——于是，唯名论运动一发不可收拾，对经院哲学发起了一场反动。

从现在来看，这场反动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当时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思想，重逻辑而轻实验，相信万物皆由（神创造的）理性和逻辑操纵，只需要把内在逻辑展开，没必要对世界观察和实验。但随着唯名论运动，人们却感到了自己的知识在上帝面前极其有限，对上帝的作品，人们唯一能做的只是观察。

著名的休谟难题：明天，太阳是不是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不知道，只得等明天再看。但即便明天的太阳东升西落，也不能保证千秋万代的太阳总是如此。

这就是近代科学里的经验方法论的由来。它直接起源于唯名论运动，上帝全能对理性全能的一种纠正。如今，科学以演绎法和经验论两套方法论并行、互补，构成了更为完整的现代科学框架。

其中，理论科学家，如爱因斯坦、霍金，更偏重逻辑；而实践科学家，像是英国学术界、贝克莱、休谟，包括牛顿，更重视实验。

牛顿之所以将他的旷世著作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不是《自然哲学的原理》），也是出于经验主义：他从物体运动发现的，只是数学规律，至于实际规律如何，他无法断言。

再革新：人文主义

唯名论运动的数百年后，到了文艺复兴，领袖们基本都围绕着一套新的思想：人文主义。

当唯名论走向极端，上帝的尊严被捧上了天边，人们无可避免得到一个结论：人生不过是一场渺茫，结果无从把握。即便一辈子做尽好事，最终也可能沦落地狱——因为上帝是琢磨不透的、绝对自由的。

这样的心情，无疑酝酿了人文主义。全能的上帝既然靠不住，就只能让他退休——人文主义运动，实际上就是让上帝退休、让自己做主的一场运动。

而近代科学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文主义的扩张史。

从革新到被革新，大学完成了它一个周期的使命——但它的精神不止于此，而是继续蔓延到另一个场景，以另一个形态再起革新，在开放自由的探索、革新与被革新的循环下，一直延续下去。

但愿大学自由的精神，能够滋养人类永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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