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古埃及的钥匙：罗塞塔石碑和商博良 | 【物】
大英博物馆最负盛名的明星藏品，当属罗塞塔石碑 (Rosetta Stone)无疑。每次走进人满为患的埃及厅，一眼就能辨别石碑在哪里——人最多的地方就是。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的尼尔·麦格雷戈在《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曾说过，解读这块石碑可以通过三个故事：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后，统治亚历山大港的历任希腊国王的故事
拿破仑入侵埃及后，英法争夺中东的故事
学者们和平竞赛，破解埃及象形文字的故事
这三个角度很好地告诉了我们，当我们在看罗塞塔石碑时，我们应当看些什么。
拿破仑和纳尔逊的埃及
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中蒸蒸日上的英国和大革命后咄咄逼人的法国在埃及展开了激烈的争斗。1798年，法国革命中崛起的明星、军事天才拿破仑出征埃及。他曾指着金字塔说道：“士兵们！四千年的历史在俯视你们”，豪气冲天，不可一世。
这次出征从战略上是为了切断英国和印度的联系，但从文化上却是一场意义更为深远的远征。伴随着328艘船舰、2000门大炮和38000人一同来到埃及的，还有175名饱学之士，他们有天文学家、土木工程学家、东方学家、语言学家、画家、博物学家等。拿破仑之所以这么做，是想模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携带学者和科学家随行的伟业。巧的是，这场文化远征所发现的罗塞塔石碑就诞生于承继亚历山大王朝的托勒密王朝时期。
学者们携带着在法国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埃及的书籍和科学仪器、测量工具，收集了众多石雕、石棺、笔记、速写、动植物、矿石材料，包括士兵们在罗塞塔镇发现的一块玄武岩石碑。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块通体黑亮、刻着三种文字的光滑石碑，竟然是解开古埃及历史和文字的钥匙。
虽然法国军队在对阵埃及马穆鲁克军团时横扫千军，但在对战英国军队时却屡吃败仗，特别是遭遇了英国皇家海军统帅、国民英雄纳尔逊勋爵。在1798年的尼罗河口战役中，独臂将军纳尔逊率部突袭了泊于阿布基尔湾的法国舰队，大获全胜。
在后来1805年的特拉法加尔海战中，纳尔逊更是英勇无双，指挥皇家海军大败法国海军，一举奠定了英国的海上霸权，而法国海军则一蹶不振。今天在伦敦各处都看得见有关纳尔逊的遗迹：特拉法加尔广场的纪念塔上，雕刻着他的战绩，站立着他的雕像；圣保罗教堂里，放置着他的棺木，而这棺木就是尼罗河战役中他击沉的法舰桅杆所制成的。
1801年亚历山大战役之后，法国向英国投降，向英国人交出搜罗到的一切文物。这些文物，从莎草纸到方尖碑，从圣甲虫到木乃伊，从壁画到石膏模子，包括罗塞塔石碑，展示了一个崭新的文明。这个文明被收藏在伦敦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里，被研究于各个大学的东方学系和考古学系里。这个文明的元素出现在莫扎特歌剧《魔笛》的布景中，出现在巴黎的喷泉和家具上，出现在拿破仑帝国的徽章上。在今天伦敦泰晤士河畔，还矗立着一座来自于埃及、被称为“克里奥帕特拉之针”的方尖碑和一对狮身人面像。
但这个文明的内容、含义和系统，都完完全全是个迷，除非能够解读象形文字。巴黎的东方学家德萨西宣称解读象形文字“问题太复杂了！科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解开象形文字之谜的关键就是罗塞塔石碑，而揭秘之人就是天才的埃及学家、法国人商博良。
商博良和托马斯·杨的破解竞赛
石碑有三种铭文，分为三栏。一栏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共14行；第二栏是古埃及通俗体，共32行；第三栏是希腊语，共53行。而通过对希腊语的研究，铭文内容很快便大白天下：孟斐斯地区的祭司于公元前196年向托勒密五世感谢其善举的献词。随后另外两种语言被确认为是同样的意思，但是古埃及象形文字依然很难理解。于是，世界各国最聪明的头脑便开始了解读象形文字、揭秘罗塞塔石碑的竞赛。
有关象形文字的书籍不断出现，许多语言文字学家、东方学家均试图破解。结论和看法五花八门，有少数研究方法几乎接近真相，但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有人说这是一场诡异的角逐，所有参赛者都暗地里工作，直到对外公布成果时，才被其他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对手。其中最有名的参赛者，就是法国人商博良和英国人托马斯·杨。两人绞尽脑汁地研究，就像斯科特和阿蒙森征服南极的竞赛一样，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商博良出生于1790年，从少年时代起就有非凡的语言天才，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梵语、波斯语、中文、巴列维文和科普特语等十多种语言。据说，商博良识字时将书写看作是画画，所以对他来说文字和图画实则巧妙融合，对此后研究象形文字有莫大作用。少年时商博良结识了著名的数学家傅立叶，而傅立叶恰恰跟随拿破仑远征军到过埃及，因此商博良结缘埃及象形文字就是在傅立叶家中，此后两人也一直切磋着埃及研究。在巴黎，他频繁出入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国家图书馆、埃及委员会，很快便和自己的师辈平起平坐，引起许多人的嫉妒。
随着研究的深入，商博良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法国的石碑复制品是不能完成研究的，于是在1814年写信给英国皇家学会请求碑文复本，随信他还寄出了自己部分研究成果。而给他回信的皇家学会外事书记，便是他一生最大的劲敌，托马斯·杨。
杨比商博良大17岁，也是聪慧过人、天赋极高。他是一名医生，也是物理学家，是光的波动说的奠基人之一。杨涉猎甚广，研究过力学、数学、光学、声学、动物学、考古学、艺术、音乐等，对古埃及象形文字也颇有心得。28岁时在皇家学会任自然哲学教授，后任皇家学会秘书。他曾说过“科学研究是在斗室或沙发上打的一场战争，其对手包括所有今人和前辈。我往往在半梦半醒之间打了一场胜仗，但更常发生的是，原以为已将敌人牢牢困在一隅，完全清醒之后才发现对方仍占优势。”这句话便是日后他和商博良竞争的准确注脚。
在收到商博良来信时，杨的心中五味杂陈。当时杨在象形文字的破解上比商博良领先一步，但商博良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杨回信时，说英国复本不如法国复本精确，并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这一事件也激发了杨加快破解的工作，同时也让杨更加留心商博良的研究进展。1816年，商博良的《法老王统治下的埃及》发表在伦敦的刊物上，随后收到一份匿名评论，语多肯定，也有批评，商博良十分高兴。其实这位评论人就是杨，这也是两人明争暗斗、相杀相爱的一个缩影。
1818年，杨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推断出200个象形文字单词，其中约有40个大致正确，1819年的文章还成为了《大英百科》的补编，找到了“托勒密”这个名词，断定象形文字是表音符号、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虽然后来证明他破解的象形文字字母只有部分是对的，但这也是重大的突破，破解程度远远领先于商博良。
商博良看到这篇文章后，心中焦急万分。他不愿意自己的心血付诸流水，他必须奋起直追！
托勒密和克里奥帕特拉的启示
古埃及的书写体系，最早是象形文字（正式书写体），后来为了便于快速记录，便演化出笔画简化的僧侣体（也称作草书体）。大约到公元前650年左右，出现了通俗体，但这与象形文字的外貌已经大不相同，几乎难以辨认。此时的部分铭刻就采取两者皆存的方式，包括罗塞塔石碑。古罗马统治埃及后，通俗体字母与希腊字母不断混合，于公元250年前后出现了科普特文，科普特文则一直使用至今。商博良精通科普特语则为他破解象形文字奠定了良好基础，因为这是构架起通往古埃及的重要桥梁。
商博良天性谨慎，研究成果没到确凿无疑时决不示人；而杨的最新研究却让商博良坐立不安，生怕杨捷足先登，抢了破解第一人的名头。1821年，商博良把所有时间都用于比较分析象形文、僧侣体和通俗体，希望把最晚出现的通俗体一一音译为稍早出现的僧侣体，再将僧侣体译成更早的象形文。他从这个角度切入，研究越多，成果越多，直到1822年1月，他推断出托勒密和克里奥帕特拉这两个词中象形符号所代表的音。这个突破是破解的关键所在，此后他不断验证了自己的假设，破解的脚步则是大步前进！
1822年9月14日正午，商博良完成了全部的破译工作。他兴奋地跑过街道，闯进哥哥在法兰西研究院的办公室，大叫道“我找到了”之后，便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随后，他进行了学术报告会，会上还坐着他从未谋面的劲敌杨。会上弥漫着紧张的氛围，但会后所有的朋友和对手都上前祝贺他。商博良的发现得到了学界权威的认可，成为人类历史上破解古埃及文字乃至古埃及文明的关键人物。
商博良的成就在于发现了表音象形文字表，破解了象形文字中诸多埃及、希腊和罗马的人名，解释了椭圆形框内法老王的名字的意义，揭示了同一个象形符号既可表音也可表意。
商博良的成功，得益于过人的语言天赋，对图像的惊人记忆力；得益于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得益于博采众长，又独树一帜；当然也得益于大的时代背景，即拿破仑远征后所带来的埃及热，以及启蒙运动后欧洲社会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而杨没能成功，除了方法路径上与商博良有差异外，还因为他只是一心想破解文字，而没有洞彻古埃及的整体文化，更因为功利心和竞争心太重，超过了对精进知识的追求。
1828年，商博良前往埃及实地考察，不断以各种各样的碑文、铭文和书写来验证自己的破解体系，发现屡试不爽，进而不断充实该体系，让古埃及文字不再是天书，让四千年的历史最终被俯视。
尾 声
灰小皮在大英博物馆里，深深感受到了罗塞塔石碑的人气。且不说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就说博物馆商店里的纪念品，就不少都是关于石碑的，比如鼠标垫、镇纸、海报、水杯、毛巾，最丧心病狂的就是拼图了。若非对文字和图形有极高的悟性，还不得把自己看晕了？最终还是买了一个可爱的冰箱贴。
当站在罗塞塔石碑前，我想起了十年前在P大听的颜海英老师的埃及史。这门课第一节，颜老师就讲述了商博良的故事。直到在博物馆看到了真迹、了解了更多有关商博良的故事后，才知道现代人该多么感谢商博良对埃及文明研究的杰出贡献。
参考资料
大英博物馆官网，www. britishmuseum.org
[英] 尼尔.麦格雷戈 著，《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