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县抗日县长吕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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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县长吕向晨

作者 闫广勤 袁埔良

吕向晨，陕西临潼斜口人，中共党员。1938年3月，奉孙蔚如之命来华县就任县长，可谓临危受命。他不负上峰重托，上任伊始，即着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抵抗日军来犯作各种准备。

吕向晨

华县东距秦晋省界60余公里，有陇海铁路、西潼公路贯通，若日军乘车西进，数小时即可到达华县，形势极其严峻。且华县境内土匪出没，到处绑票抢劫，民不安生，团结抗日的社会环境很差。据此，吕向晨把安抚百姓、平息匪患作为来华施政的第一要务。在他的筹划下，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全县各乡就组成了2000余人的民众武装。他通过上层关系，获得河防司令黄杰拨发的子弹两万发，并收集大量民间自卫枪械装备民众武装。1938年4月，他亲自率领经过短期训练的民众武装，向盘踞在高塘一带的土匪发动第一次进剿。在当地百姓的配合下，经过激战，土匪大部被歼，残余向洛南境内窜逃。但时隔不久，匪首不甘失败，又纠集千余匪众进犯高塘。吕向晨根据土匪活动于山区，流窜面广，各县剿匪各自为政，难以彻底剿灭的情况，联合渭南、临潼、华阴、华县组成四县联防，并经省上批准，由他担任联防司令，统一指挥，共同出击，合围堵截。平匪作战中，吕向晨县长亲临作战现场，果敢指挥，与民兵同甘共苦，忍饥挨饿，翻山越岭，连续作战，终将高塘土匪一举剿灭。之后，又有一股土匪从洛南沿二华交界的大敷峪北窜，吕指挥二华剿匪武装将其击溃。在四个多月中，经过三次剿匪行动，基本平息了华县及周边地区的匪患，民众的生产生活较前安宁了许多。

吕向晨县长到华县任职时，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华县的民先队、青救会也在华县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由于国民党县党部及地方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华县的抗日救亡运动一直困难重重。吕向晨虽为中共党员，但组织关系在西安，按照当时上级指示，是不能与华县党组织发生关系的，他即以县长的合法身份，大力支持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民先队的活动也由秘密转为公开。爱国青年上街下乡游行、集会，唱抗日歌曲、演抗日话剧，异常活跃，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民众抗日的情绪十分高涨，团结抗日的局面基本形成。

同时，他还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令全县各乡组建警备队，并以团结抗日、保卫陕西、保卫家乡为号召，对其实施训练和教育。该组织是种半脱产的民兵武装组织，配有少量枪支，主要武装是刀矛器械，每乡三四十人，全县约四五百人。此外，还对全县万余名青壮年进行后备训练，为战时准备后备武装力量。当时，国民政府兵役法规定，各县兵役科在征集到壮丁后，即编入国民兵常备队集中进行军训及教育，待三个月至半年后，再向前方作战部队输送。时华县编有两个常备队，每队有壮丁100余人。吕向晨认为常备队也是可利用的抗日武装力量，经常深入各队亲自讲课，对壮丁进行抗战救国教育。他反对捆绑打骂壮丁，对壮丁受训期间的生活从优安排，使壮丁很受感动，逃跑开小差现象大为减少。为了适应战时需要，他对县政府实行军事化管理，所有官员、职员，无论职务高低，一律参加军事训练，每人都着灰军装，腰扎皮带，黎明即起，列队操练。自己身为一县之长，身先士卒，训练一丝不荀。至今人们仍能从他当年的照片上，领略一个抗日县长的时代风采。

为了有效抵抗日军侵略，他与临潼、渭南、华阴、潼关四县县长共同协商，制定了军事联防计划。对于华县万一失守后的应变之策，也周密谋划。他认为，高塘地处西南台塬，背靠秦岭，沟壑纵横；金堆位于秦岭腹地，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完全可作战略后方使用，一且华县形势有变，民众和物资可先向其转移。为此，他指挥修通了山外至金堆的道路，并计划在金堆和高塘修建粮库，用以储藏征购的粮食，还制定了百姓撤退预案，并进行了两次撤退演练。某夜，县政府假设敌情有变，日军已经攻入潼关，正在华阴县境与我方激战，电话命令：“铁路沿线各乡民兵立即进入战斗准备。老弱妇孺立即撤退到南部山区。撤退区内实行坚壁清野。”接此命令后，一夜之间，铁路沿线各乡民众按照撤退预案，牵着牲口，驼着粮食，带着衣物，有条不紊地安全撤至山区，实现了预案效果。

吕向晨在华县主政，公正廉洁，注重民生，深得民众拥戴。对贪赃枉法、鱼肉百姓者，坚决予以撤换惩处。县保安大队长刘梦九、警察局长侯裕民因吃饷、克扣兵警薪饷，受到吕县长的训斥，而对其恨之入骨，遂勾结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商会会长李镇山以及一些地方豪绅，向陕西省党部、省政府告吕向晨的黑状。诬告吕任用共产党企图在华县建立陕东特区，建立小延安；训练民众武装图谋不轨，准备攻打武汉等等。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下，这些诬告造谣是不起作用的。1938年7月，吕向晨赴西安参加省政府举办的县长培训班，县政府日常工作由政府秘书吴健安(陕西乾县人)代拆代行。时高塘巨匪吴振彦被押于县看守所，经刘梦九、侯裕民及田粮处处长宋端先出面向吴健安讲情，并贿以大烟土、银元若干，将吴振彦暗中释放。吕县长回县后得知此事，将秘书撤职，宋端先窥测事情不妙便不辞而别。此后，警匪勾结，陷害县长的闹剧便在华县上演。

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 “限共”、“反共”政策，在全国各地不断地制造反共摩擦，使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屡遭破坏。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给吕向晨在华县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顽固势力经常制造事端，向县长发难。1月25日傍晚，高塘土匪吴振彦给保安大队长刘梦九发出密信，说他已潜入县城，约定当夜12时，县城内外一起行动，攻打县城，除掉吕向晨，要刘梦九、侯裕民配合接应。不料，送信的警卫错把刘梦九的信送到县政警大队长刘团九手中。“梦”和“团”一字之差，使杀吕密谋泄露。刘团九拆信一看，大吃一惊，急将信送吕县长阅处。那时已近晚间10时，吕向晨深知事态严重，即召集县政府秘书卜一波、兵役科科长董剑平以及郑铁军、王重杰等亲近人员研究对策，部署反击。命两个警卫员监视前院保安队人员，扼守要道。并电话请刘梦九、侯裕民来县府商谈要事，企图将其抓捕。但刘、侯均声称时候已晚，有事明天再说。吕向晨又电话急调城外可靠的刘仲廉常备中队进城应付事变。20分钟后，常备中队赶至县府，包围收缴了政府前院和四个城门保安分队的枪械，控制了四门及城内要点，断绝了匪徒内外的联络。此时，赤水、大明等乡的民兵接到命令，也向县城急驰而来，华阴县县长也做好了随时增援华县的准备，大荔专员公署和省政府也获悉华县急变的消息。晚12时，果然城外枪声大作，土匪开始攻城，但由于城防和城内已完全为刘仲廉中队所控制，土匪内应不敢出动，攻城行动毫无进展。随着天色将晓，四乡增援民兵已抵近县城，攻城士匪不敢再攻，只好分道逃匿。天明后，常备中队在城内挨门搜查，抓获匪徒吴振彦等多名，刘梦九、候裕民已于夜间混乱中越城逃出，一场杀害县长的阴谋活动就这样流产。此事后被称为“一·二六”事件。

“一·二六”事件虽然未给吕向晨造成生命伤害，但却给顽固势力造成了“反共”的机会。此时，日军侵占西安的作战意图已经变化，陕西临战的形势已经趋缓，陕西省政府主席已由孙蔚如换成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蒋鼎文。华县的顽固势力通过省上的后台一一省保安副司令史仲鱼(华县城北宜合人)，向省政府、省党部告吕，1939年3月，省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华县县长吕向晨撤职查办，予以监视居住，并委任陈锦超为华县新任县长。不久，省法院开庭，审理华县顽固势力控告昌向晨一案。吕向晨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对他的种种诬蔑和陷害，但法庭不予结案，最后亦不了了之。

吕向晨县长主政华县仅一年时间，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肩负历史责任，恪尽守土之责，为抵抗日军侵略，保卫陕西作出应有贡献，华县人民送其“抗日县长”的美名，留传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吕向晨曾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副厅长。

原文来源：作者供稿《华州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