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讨论批判与解放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这篇简短的小文章我并不打算长篇引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然后以在大学这个所谓的“象牙塔”里成功构建了一个基于情怀和学术理想构建起来的学术共同体的实例来论证其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因为本质上来讲我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对于如此强大的结构与系统，我知道再多的理论性的合理论证与成功的实例举证，都会被这个系统和许多身处系统里的人否定与排斥。
W教授：我觉得造成存在所谓封建和资本主义师门关系的，主要不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与高校教育制度的改革，更多只是导师的人性水准。较早的时候学生人数少，导师和研究生更多是学徒制的师生关系，这样适合打磨学术。当人数多了起来，资源丰富了，影响师门关系的依旧还是内因为主，外因是借口。本质是属于道德范畴的概念，适合道德律的约束。具体过程当中利益出现少量正常的偏差可能只是偶尔局部的问题，是对于制度的轻度反应，是可以调节的关系，里面的合理性张度比较复杂，不是零和关系。但极少数个案的严重偏差则是属于道德范畴，不是制度范畴。
杜谔：老师中间说的早期和目前的师生比对我很有启发！我忽略了这一历史变迁因素。老师谈的道德范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要原因，我原来的论述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不过老师发的内容突然激发了我另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年龄偏大的导师与年龄偏小的导师学生阶段接受的是不同体制的教育模式与教育文化，这对于他们处理师生关系是否有影响呢？道德范畴之外的教育制度变迁有没有带来重要影响呢？
当然也是缺乏经验观察的胡乱猜测，老师多批评指正。确实原来的分析也存在很大问题。
W教授：不同时代的差别很大。另外不主要是教育制度。更主要是社会的竞争关系和评价机制。教育内部是适应外界的产物，而此时道德很容易无力，从而下滑。
杜谔：老师的批评给我的启发很大，我回去再仔细琢磨琢磨！感谢老师不吝赐教，我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
W教授：不是批评哟，后生可畏。原文看上去以为是非常老道的经验中人，起码有一定年纪。而事实却是出自研二之手，已是相当有些功力。
杜谔：和我们院的W教授的一点讨论，感觉有点回到涂尔干脉络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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