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四十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创新生态？
10月29日，我在青岛创新节的半岛科创论坛上，做了一场演讲《科技创新生态与城市发展》，探讨如何能够跟青岛一起推动中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个演讲对于科技创新生态的建设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所以今天就跟你分享这次演讲上的内容。
改革开放四十年，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问题，未来四十年，我们要解决一个真正的全球化问题。在和国际的对接上，青岛有着独特优势，但如何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是我们需要一起来探讨的。
首先是打造产业生态的实操层面。以前我们吸引外资很简单，找一个“世界五百强”榜单，找最好的企业就好了。但现在不同了，企业淘汰更替的速度加快了。1973-1983年这10年，世界1000强企业里，有350家被换掉了。而2003-2013年这10年，世界1000强企业里，有712家被换掉了，2/3的企业都是新企业。这意味着不是大企业轮流坐庄，而是不断有新的企业成长起来，替换掉原有的大企业。而这些新成长起来的企业，大部分都是科技企业。
我经常往各地的产业园区跑，经常有负责招商引资的人跟我介绍引进了多少家世界500强。我就反问一句：是哪一年的世界500强？就算是去年的世界500强，今年也可能会掉出榜单。我们真正要做到的是吸引未来的世界五百强，今天弱小的企业在你这里成长为未来的五百强，他跟你的关系就会更紧密。而吸引现在的五百强，付出的代价往往会更大。
对大企业的争夺意义不大，还有个重要原因是：这样的争夺扶持不了一个产业生态。
前不久，英特尔公司以90亿美元的价格把大连工厂以及闪存业务卖给了韩国的海力士公司。当初大连为了吸引这个工厂，确实花了不少的力气，但是一个工厂不能带动大连的芯片产业，结果Intel也不得不卖掉了这个业绩一直不好的工厂。这就是招商的尴尬，盯着大公司，但是大公司也未必能带动当地产业繁荣，反之，没有产业生态配合，大公司也搞不好。
未来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引进哪一个大企业，而是应该考虑扶植哪一个产业。扶植企业看似容易，找一家有名的企业，用好的政策邀请它进来，但它来了也不一定能够带动产业。电动汽车产业龙头不是特斯拉，因为他最核心的技术一直攥在自己手里，并没有开放给中国。而他需要的周边配套是给传统汽车的配套，中国早就有了。特斯拉是利用中国的产业链优势成就了自己，而不是他成就了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在电动车产业，我们中国自己有足够好的企业，真正的电动车龙头宁德时代，因为电动车的核心不再是车，而是电池。引进一个企业龙头带动一大片，这是上一个时代的产物，下一个时代我们要研究整个产业生态是怎么回事，哪个是核心哪个是辅助或配套，甚至有时候辅助比核心更重要。
所以就像我在前哨大会里提出的：科技产业生态的繁荣，主要不是科技问题，而是生态问题。这方面政府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如果政府能够锻炼出协调产业的本事，我觉得我们未来一定还会有四十年的辉煌，甚至更长。当一个产业生态繁荣时，会发现这一个产业里，每一个环节上都有世界上最顶尖的企业，这才是真正长期可持续的不会被人卡脖子的竞争力，这是我们面向未来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除了关注产业生态， 我们还要深入了解企业成长的规律。相比传统企业，科技企业需要更加长期的支持，支持的力度也更大，面临的风险大，但是给你带来的回报也更大。
传统企业没有太强的科技属性，是一步步发展，线性成长，所以比较好评估。但是科技企业就像蝉，蝉的生活习惯是在地底下生活好多年，一旦破土而出，就可以飞到很高的树枝上，鸣声也可以传很远。科技企业也是类似，前期有很长研发期，这一个时期没有产品出来，没有名气和影响力。等企业成长起来的关键时刻需要有一个助力，那就是要扩产、上量，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这时候坚决地投资他，在未来某一天成功了，价值也会被极大的放大，信用也会迅速建立。所以这是科技企业巨大机遇的时代，也是考验支持者眼光的时代，甚至考验每个人的勇气和毅力的时代。
对科技企业来说，量产非常关键。2017年底特斯拉面临量产危机，马斯克好几个月都住在工厂盯着产线，所有精力和资源都针对Model3量产的问题，到年底量产问题终于解决，在2018年1月份CES展上我就跟参展团的学员们说，特斯拉胜局已定。今天中国的造车新势力之一蔚来汽车，现在还有人质疑蔚来的财务问题，但我认为蔚来基本也已经锁定胜局，因为蔚来已经拿到了大笔融资，生产也开始顺利上量了。
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从资本的层面上解决长期有效性问题。我拿青岛当自己人了，所以说的很直率，很多地方对人员的考核指标比较短，我只在乎明年、后年能不能出成绩，你五年出不了成绩，就会有麻烦。这就导致最后汇报的成绩看似很漂亮，但企业的税收数据并不好看。
实际上我们应该把对企业的支持放得更长远一点。对于一个企业的扶植，不是用两年三年，而是转换成十年、二十年。以前一家企业从首轮天使轮，到VC，再到PE，然后上市，每一轮都会耗散企业管理层的精力。如果政策上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个十几年的时间段把对企业的扶植打通，发展到不同的阶段提供相应的资源，把支持做到位，形成持续的支持，企业就专注于发展自己的业务就好了。一个好的创新环境的特点就是，让企业能够专注做他最擅长的事儿。
我们的芯片企业也拿了不少钱，但是为什么没有打造出生态呢？原因就是没有从产业角度去做生态。看见哪一个是好的芯片企业，我就拿大钱给他，结果芯片企业的心态就是：我不能合作，如果我扶植一帮合作伙伴起来，这个补贴的钱就分流了，而我越说自己什么都干就越拿更多的钱。最终就导致了“竖井式结构”：比如华为从芯片设计到生产、应用全都自己做，阿里巴巴本来是需求方，做云计算需要大量芯片，结果也是从研发到生产大包大揽。这跟全世界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对文化的重视。在文化宣传上，在开放性和包容度上，我们要加强宣传，甚至要制定一系列的标准，让更多的中国企业遵循这个标准。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国外有任何合作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特别敏感的地方叫利益冲突，简单的说法是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不能既是卖方又是买方。比如，一家企业的一把手躲在资方后面投资收购国资的股份，又代表企业要求资方承诺不干预经营，既是甲方也是乙方，这就是典型的利益冲突。
不能有利益冲突，在西方的正规企业里，已经融入到了企业家的血液里面。一方面就是他不会犯这个错误，另一方面当你犯这个错误时，他特别容易上升到一个很高的警戒水平，甚至上升到道德问题，就不敢跟你合作了。我遇到过一个真事，一家国外企业进来，涉及到一款医疗器械在本地申报的问题，需要准备好产品的制造再申报，有一个本地的企业家，他本来是好心，跟老外说：“要不然你把散件拿过来，我假装是本地制造的报上去，加快审批速度。”结果老外立刻脑子里面红灯就亮了，他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因为这叫做撒谎。在中国大家觉得好象没有那么上纲上线的事儿，在西方有红线，是不能踩的。
我认为我们需要加强交流，我绝不相信中国企业家有道德问题，这是文化的误解。文化差异很多时候是决定企业合作能不能走得很深的原因。企业合作当中没有不出现磕磕绊绊的，因为有文化认同在，有一个共同的信任在，有任何分歧可以解决，就可以一起向前走。但一旦归因成有道德问题就不可协调了。所以坦白讲，这是我们现在相对比较欠缺的，那就是如何对照国际通行系统规范，总结出我们中国的一套系统规范来。这样做第一可以让国际更了解中国，让他知道中国不是他想的那样。第二就是可以建立我们的全球信用。
最后需要重视的，打造一个创新生态需要形成一个新的奖励机制，奖励敢于冒风险的人。几年前，我和周其仁老师还有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去美国参访硅谷，当时硅谷的一位高管说的话特别发人深省，他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最多做到不惩罚失败，但硅谷这个地方是奖励失败。为什么？因为当你失败过，你能够清楚的表达出你失败的教训，你会更容易拿到投资，获得支持。所以在硅谷没有人怕失败，怕的是不敢去做事。因为当你没有做事的时候你没有信用，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建立一套面向创新，敢于承担责任的信用系统。开个玩笑讲，比尔盖茨如果今天破产，到青岛来，我们政府要不要投资他？肯定投，毕竟人家有信用，只要给钱一定可以东山再起，这就是信用。
我们如何构建长期信用，而且是敢于担责任，不怕失败的信用，是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也是我们最大的机遇，因为我们解决了信用问题，别人就一定愿意跟我合作。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能够让那些勇敢的、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得到更多支持，帮助他成功，奖励他的尝试，奖励他冒风险，我觉得才是创新本质，没有不经历风险的创新。
昨天跟特训营学员交流，我们学员里面有很多是企业家，我说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没有一帆风顺成功的，一个都没有，只是背后辛酸血泪我们不知道而已。最典型的是特斯拉的马斯克，一次面对镜头时，他跟记者讲为什么做火箭？小时候他崇拜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但他做火箭创业时，一家媒体采访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说马斯克不可能成功，一个外行造火箭不可能做成。说到这里马斯克就直接掉眼泪了，他说因为我最崇拜的偶像不支持我，等到他后来真正成功的时候，阿姆斯特朗去世了，非常遗憾没有见证马斯克今天的成功。
创业者都有不知道的艰辛，创业者需要同路人跟他一起承担压力，一起负重前行。我们每一个支持创业的人就应该帮创业者承担责任，承担压力。我认为青岛可以打造一个支持创新的生态，当政府，资本方，产业各方携起手来，有共同理念，有共同勇气承担这份责任，长期奋斗，我觉得未来的创新一定能做成。
创业者都有不知道的艰辛，创业者需要同路人跟他一起承担压力，一起负重前行。我们每一个支持创业的人就应该帮创业者承担责任，承担压力。我认为青岛可以打造一个支持创新的生态，当政府，资本方，产业各方携起手来，有共同理念，有共同勇气承担这份责任，长期奋斗，我觉得未来的创新一定能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