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商洞坑洞灵庵
里商洞坑洞灵庵
明万历严州府志及乾隆光绪淳安县志记载：洞灵庵，在县南四十里，由仙居洞而入，祈祷多应。
百度卫星地图有标示，洞灵庵在里商乡里阳村洞坑自然村后山。
洞坑村为商氏居住地。根据里商芝山商氏宗谱以及商辂文集、商辂年谱等资料，洞灵庵或为商氏所建。
《商辂年谱》有商辂《文源修路记》。记云：文源在淳安县南，去县治二十里，过港口镇，渡遂安溪，又自文洲迤南溯流而进，至予家所居芝山（里商村）四十里。又溯流而进至文岭（旧志作辽岭，与寿昌交界）麓二十五里。记云：天顺丁丑，解官归田，首捐资粮，命僧净圆召匠氏鼎新修砌（道路）。外四十里之中，有岭曰深渡（旧志作深洞岭），林木蔽障，山行冷寂，构屋数楹，题曰“仙居草亭”，俾净圆偕其徒居之，以备时葺而屡省也。
旧志载：深洞岭在县南四十里，山顶嵌石为洞，极深邃。据调查，深洞岭即今洞坑一带。按距离推算，正是县南四十里之处。按商辂记，当时建“仙居草亭”供僧居住，召匠修路。根据资料，仙居草亭后来渐渐成为仙居书屋，为商氏子孙读书交友之所。洞坑村商氏指认，仙居书院在村口溪边。
芝山商氏宗谱有乾隆四十年商辂十一世孙商集祥的《普安寺明太傅商文毅公生祠记》。记云：公当解组荣归（应是被诬罢职）之日，有一交游之僧名唤始于祖居下首半山之陇构屋数楹，设立诸佛，扁曰“清静庵”，命僧居之。不数年，即徙僧于外二十里仙居书院。祖往来必归游览。后以地隘，僧众复建于普安寺，命僧徙居，遂捐田地基山塘五百余亩，为僧供佛食用之费。
该记与商辂修路记对应，有僧徙于仙居书院。
宗谱还有商集祥的《仙居书院重修记》。记云：天顺年间，文毅公(商辂)被诬罢职，家居无事，于祖居外二十余里深渡岭之畔，构屋数楹，以为往来怡情之所，并命儿孙读书其中。凡墨客骚人过者莫不赋诗以鸣盛，因匾其室曰“仙居书院”。商辂及儿子翰林侍讲商良臣、太仆少卿商良辅去逝后，子孙还特塑三像于院内，添置祀产数十亩以为祭资。
根据相关记载，仙居书院原为僧住与子孙读书合一之所。或许后来书院功能强化，僧人移居仙居洞，改名洞灵庵。仙居洞因仙居书院而得名。
此外，万历府志及乾隆光绪县志还有仙居庵记载，称在县东北十四里，有商文毅祠，列在朱峰庵（金峰乡朱家村）后。据商氏宗谱及咨询金峰等地，未见县东北有商氏后裔，疑旧志方位有误。仙居书院有商辂及其子良臣、良辅塑像，即祠祀。估计仙居庵即仙居书院。
里商乡调查，洞坑村后山现有“天坑”，内有碑刻一方，据碑文，此处确实为僧人活动之处。天坑即仙居洞。
附：
商辂《文源修路记》
文源在淳安县南，去县治二十里，过港口镇，渡遂安溪，又自文洲迤南溯流而进，至予家所居芝山四十里。又溯流而进至文岭麓二十五里。外四十里，溪颇阔而深，经涉者十有四，内二十五里溪渐狭而浅，经涉者三十，两山对峙而出。人行东西麓，东行数百步，遇石崖陡险，则折而西，西行数百步，遇石崖如前，则又折而东，以是经涉数多。每盛夏骤雨，洪水卒至，东西相距跬步莫前，行旅病之。予少时游邑庠，往来之际，备尝其事。及叨甲第，职侍从，故乡道路未始暂忘于怀。天顺丁丑，解官归田，首捐赀粮，命僧净圆召匠氏量远近，计工佣，鼎新修砌。突者去之，漥者填之，缺者补之，石崖峻陡者凿而通之。辟之使宽，甃之使平，外四十里减涉十有二，内二十五里减涉过半，势所不能免者，遂取巨木梁其上以济。文岭一山，势极高峻，岭之巅分淳寿二邑界。自南岭而下，地名新桥，又十余里，皆寿昌境，修砌之功，无异于前。岭之南，构亭一，曰“善生”，取古人“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之义也。岭之巅，构亭，一曰“皆喜”，谓行旅至此，舍登高之难，而从就下之易，皆忧心释而喜心生也。外四十里之中，有岭曰深渡，林木蔽障，山行冷寂，构屋数楹，题曰“仙居草亭”，俾净圆偕其徒居之，以备时葺而屡省也。匠以数计者，三十有奇，凡三阅寒暑而后讫工。所费甚巨，半出劝募。于时，乐助之者，淳寿二邑令：邓君廷瓒，张君瑄，义士翁志常，其尤者也。已而予蒙召命，承乏内阁，郡守朱公皑、二守张公升，通守刘公永宽，先后经过，归而议曰“文源桥路肇修之功，固为甚难。然由今观之，高而险者莫若悉改之，使卑桥而木者，曷若胥易之以石。此诚利民之事，有司之务也”。遂募工重加修治。予子良臣，时以翰林编修丁内艰家居，作兴劝率，如霍滩、如深渡、如石胡梯诸处，崖石壁立，凿而未尽者，焚之击之，悉底于平。文岭迤北，桥皆石卷，惟外之青山、平水二桥，长阔莫支，乃斵巨石叠其两旁，中用坚木纵横架之，而屋于其上以蔽风雨，以图经久。于时，赞相之者：淳邑令张君纯、汪君贵也。惟文岭仍旧。成化丁酉，予蒙恩致仕，复召石匠通加修改。适二守张君过访，谓予曰：“文岭之功未毕，实吾侪欠事，恶可以独劳”？因出俸赀，并谕寿邑诸冠带义士，各以工食来助，逾年而成。于是，自新桥至港口八十余里坦然大道。畴昔之所盟誓于心者，庶乎其少酬云尔。用书以记。
普安寺明太傅商文毅公生祠记
普安寺在淳安县治南二十里港口镇，创建自宋，迄今犹有蛟峰方先生碑记存焉。历元而明，由来久矣。而佛殿后原有我太祖文毅公书屋三间。公当解组荣归之日，有一交游之僧名唤始于祖居下首半山之陇构屋数楹，设立诸佛，扁曰清静庵，命僧居之。不数年，即徙僧于外二十里仙居书院。祖往来必归游览。后以地隘，僧众复建于普安寺，命僧徙居，遂捐田地基山塘五百余亩，为僧供佛食用之费。迨祖已故，即塑仪像于书屋之中，而以侍讲公少卿公配享焉。时时香灯不绝。至崇祯年间，寺僧消索，产业荡废，十不存一。六世孙之彝公又捐田地山塘九亩零。夫祖既捐于前，子孙复捐于后，重僧乎？实重祖也。盖以三像既设，香烟宜供。况我祖声灵如赫，不独子孙时蒙其佑，即国家亦阴受其庇。尝观县志云：崇祯十七载三月十八日向晦，普安寺文毅公祠三像忽然碎裂堕地。寺僧惊报商姓，族内族人群咎寺僧，不能翻盖照料所致。及奔视之，第见屋宇完固，不知何故。乃阅旬余，始知三像碎裂之日，即神州陆沉，鼎湖龙去。公先一夕以土木之身殉之。志之所云如此。可见忠君爱国之心，既旷世而不减积德昌后之报。自越代而常新。所以顺治壬辰八世孙民宗公复登进士，特设匾额于祠内，即“阆苑重开”是也。近今世远僧易，产业久废，而祠内祭扫供奉，寺僧仍遵旧议施行。若祠之修葺，像之绘画，则支下子孙照丁出资，历代未懈。自兹以往，继继承承，克绍厥志，使无赋黍离之章，则我祖幸甚，子孙幸甚。于是乎记。
时大清乾隆四十年四月下浣之吉，文毅公十一世孙集祥拜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