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康曾想大胆尝试用迪斯科音乐伴唱京剧
李维康曾想大胆尝试用迪斯科音乐伴唱京剧
方连
我偶然从一张香港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著名京剧演员李维康用迪斯科音乐伴唱京剧。顿时，在我眼前浮现出李维康在京剧舞台上娴雅、端庄的名门闺秀形象和不久前她在电视剧《四世同堂》中朴素、文静的大嫂形象。把我心目中的李维康与那节奏强烈、快速、跳跃，有时甚至狂热的迪斯科音乐联系起来，似乎难以想象。李维康是怎么对迪斯科产生兴趣的?她又怎么会想起用迪斯科音乐来伴唱京剧?这种中外文化的融合是否会带来我国传统京剧的革新?带着这些疑问，我采访了李维康。
当我来到李维康同志的家里时，她正忙着家务，头上扎着毛巾，身上系了围裙。我觉得在家中的她，与《四世同堂》中大嫂的主妇形象很接近。也许是由于在电视屏幕上常常看到她，所以我们虽是初次见面，却丝毫也不觉得陌生。她很爽朗、热情。我们坐定后，就象老熟人一样聊起来。
李维康对我说:“我对迪斯科音乐的了解很肤浅。最初听到迪斯科音乐，是1977年访美演出时。在我们外出乘坐的汽车上，常常播放这种音乐。开始听时，我觉得很新鲜，但感到它的节奏过于强烈和刺激。以后我到德国和日本演出，住的旅馆、酒吧间、餐厅里都常常听到迪斯科音乐演奏，还常看到青年人跳迪斯科舞，遂渐渐地对迪斯科音乐有了新的感受。我觉得它的音色很美，鼓的节奏好象与我的心相碰撞。这说明它有其动人之处。以后迪斯科音乐进人我国，受到年轻人的喜爱。这引起我的思考，为什么年轻人喜欢这种音乐呢?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长期没有接触过现代的西方音乐，感到很新鲜；一方面可能是这种音乐欢快、跳跃的节奏，符合年轻人的性格，所以有些年轻人一听到这种音乐就情不自禁地跟着音乐的节奏跳起舞来。同时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不喜欢京剧呢?我琢磨着:京剧产生于清朝，那时的人的生活节奏是缓慢的。过去的京剧迷欣赏京剧时，往往是边品茶边听戏，闭上眼，跟着演员的唱腔，手打着拍子。而现在的年轻人的生活节奏是紧张、快速的，他们的情趣与那时已大不相同了，而京剧却变化不大，这大概就是年轻人不喜欢京剧的原因。由此我心中就萌生一个念头，京剧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使年轻人也喜欢看京剧，爱京剧。于是我开始在改革京剧的道路上探索。在排演京剧《李清照》时，我就在唱腔上揉合了一些昆曲，在伴奏上以中乐为主，适当地加了一点西洋音乐，在服装上也有一些改革。演出后，观众的反应还不错。这使我有了继续探索京剧改革和创新的信心和勇气。”
当我问到她怎么想到用迪斯科音乐伴唱京剧选段时，她兴奋起来，容光焕发地说:“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有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中国国际声像公司，他们正在研究如何将我国的民族音乐与西泽音乐结合起来，以适应年轻人的欣赏兴趣。于是他们大胆地设想，要录一盘《南腔北调大会唱》的磁带，其中要我录两段，用迪斯科伴唱京剧片断。”
李维康深沉地说:“说心里话，当我接到这个邀请时很犹豫。我想，我在1986年全国戏曲比赛中获得了梅花奖，在电视剧《四世同堂》中扮演的大嫂也得到了好评。如果我这一步迈错了，那对一个演员的声誉来说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要争取年轻观众来看京剧的宿愿战胜了我的犹豫，我下决心冒这个风险。于是我在这盘磁带中，录唱了中国国际声像公司选的两段京剧:《女起解》中的‘苏三离了洪洞县’和《红灯记》中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磁带出来后，很受欢迎，电台也广播了，京剧界的反应也很好。有的同行认为:按迪斯科乐谱，用西洋乐器伴奏、演唱京剧的某些片段.既富有年轻人喜爱的旋律，又不失京剧的韵味，令人耳目一新。还有的说:这种唱法，是将京剧现代化。
“这盘磁带的问世和对它的反应，激励了中国国际声像公司的同志们，也激励了我。我们决心更大胆一些，想筹备举办一个用迪斯科伴唱京剧选段的演唱会，取名为‘南腔北调大会唱’。中国国际声像公司的同志们为此四处奔走，挨门逐户地去征求京剧界著名演员们的意见，并邀请他们参加演唱。使我喜出望外的是，多数著名京剧演员都欣然赞同。更令我感动的是，梅葆玖、梅葆玥两位京剧艺术家也同意参加演唱。这使我深深地感到，京剧先辈梅兰芳艺术大师不断探索京剧艺术的创新精种正在焕发。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家温中甲和中国国际声像公司的音乐编辑朱一功大力支持，他们邀集了18名作曲家为80多个唱段配器。根据京剧唱词的独特节拍，改写了乐谱，保留了京剧原有的韵味，写成迪斯科格调的伴安曲。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南腔北调大会唱’于1985年11月、日至4日在天桥剧场举办了。”
说到这里，李维康生动地向我猫绘了当时演出的盛况。她说:“以中央芭蕾舞团乐队为主的80多人的大乐队，将我国的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结合起来，京剧特有的敲击乐、铜钹和大鼓响起，带入电子琴、电吉他，接着吹起民族乐器箫，拉起弓胡，加入交响乐大合奏，在轻快的迪斯科旋律伴奏下，演员唱出了富有传统韵味的京剧唱段，娓娓动听。整个剧场气氛热烈、活跃。观众中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对每个演员的演唱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并一再要求再来一个。这真难为了我这个司仪，观众盛情难却，而时间有限，我只得一再向观众道歉。这个演唱会连续举办了六场，场场爆满，每场散场后，都有大批年轻人拥到后台，要求演员签名留念。我们终于把年轻人吸引到京剧剧场里来了，这是我久已梦想的一天。我欣喜、兴奋。但我也深知这仅仅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距离京剧改革，还有一段漫长的路。”
这时，我把香港报纸上关于那次演唱会的报道给她看。其中一段的大意是，象《苏三起解》这样的传统京剧，唱词和动作都是缓慢的，与迪斯科节奏难以合拍。她看后说:“目前我认为，用迪斯科伴唱京剧选段只适合于音乐演唱会，并且也只是有些唱段有些节奏适合。一般说，象传统京剧中的二六、流水节奏明快，与迪斯科音乐就比较接近。而慢板则不行。另外，‘样板戏’的伴奏，本来就已加人了西洋音乐，所以与迪斯科就更接近一些。现在我想到的只是借用迪斯科音乐吸引年轻人来听京剧，引起他们对京剧的兴趣。而我也只有在那样的演唱会上，才能更多地接近年轻的观众。至于用迪斯科音乐伴奏一整出戏，我还没有想过。京剧是有相当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体系的，所以我也认为京剧的革新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要长期地探索。但是京剧是有生命力的艺术，不同于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它必须发展和创新。我从小就迷上了京剧，11岁人中国戏曲学校学习，12岁登台演出，在京剧舞台上已有20多年了。京剧与我的青春是分不开的。我珍惜自己的青春，更珍惜京剧。现在我已40岁了，我不愿蹉跎岁月，我一定要与同行们一起努力，使京剧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听到李维康这一席话，我不禁想到迪斯科源于非洲黑人歌舞，以后传人西方，现在又进人我国，我国的艺术家们将它与我国京剧演唱结合起来，这种东西文化融合的产物，能否受到外国观众的欣赏呢?于是我问她:“用迪斯科音乐伴唱京剧唱段，能否到国外去演出呢?”
李维康想了一下说:“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我多次出国演唱，感到外国观众都非常喜爱京剧，对京剧的评价也很高。他们认为，京剧的民族色彩很浓，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在西方国家中，我觉得日本和美国对京剧的兴趣更大一些。近年来，我国京剧艺术家叶少兰、杨秋玲、赵荣琛、齐啸云等都应邀到美国去讲学。不久前，美国夏威夷大学剧团来我国，用英语演唱我国传统京剧《凤还巢》。我去看了，为此感到自豪，因为这说明京剧已走上世界舞台。但是我们也要研究外国人对京剧欣赏兴趣的变化。京剧出国演出，从50年代起到现在，总是演那么几出戏:《三岔口》、《秋江》、《拾玉镯》、《闹天宫》等。外国观众的欣赏热情也就逐渐减低了。记得50年代，张云溪、张春华等在巴黎演出《三岔口》时，观众狂热到了极点，谢幕竟多达40多次。到80年代，我们去巴黎演出时，还是演那么几出戏，观众就没有那么狂热了。1979年我们去日本演出时曾试探地演出了全本《秦香莲》，日本观众很爱看，认为从这出戏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人与人的关系。这使我感到，外国观众对京剧也有新的要求。”
听她谈到在日本的演出，我又联想起日本的传统剧种歌舞伎，就问她，在日本时有没有去看过歌舞伎的演出?这一传统剧种有无变化?李维康说:“我们在日本不仅看了歌舞伎的演出，还和歌舞伎的演员进行了艺术交流。歌舞伎比京剧还要古老，至今已有370多年的历史，它在日本戏剧界的地位很高。歌舞伎的特点是将音乐、舞蹈和故事融为一体。演员的舞姿很优美，故事情节诙谐逗趣。歌舞伎与我国的京剧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动作程式化、服装和发式都有固定的式样，不能变化。另外也有象征性的动作组成的身段和用夸张的手法在演员脸上勾画脸谱，来表现角色的特点。在音乐伴奏上，主要是三弦和歌，有些场面加笛、鼓等锣鼓点子。很有意思的是，戏中的妇女全部由男演员扮演，至今未变。演员实行世袭制，如父亲演主角，一定要传给儿子，别人不能代替。现在日本的歌舞伎演员也遇到了和我们京剧演员同样的苦恼，这就是日本的年轻人也很少爱看歌舞伎。”这时，李维康想起“南腔北调大会唱”演唱会结束后，日本《读卖新闻》的一位记者曾来采访，他说:“中国京剧演员的这一人胆尝试，将给日本歌舞伎以启发。古老传统的剧种，必须不断创新，才能开出新的花朵。”
采访结束时，我想到不久前采访王蒙同志时他说的一段话:“这几年由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使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国文化艺术工作者的眼界更加开阔，我们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各个方面显然都吸收了世界各国文学、艺术上最新的成就和探索。”我想，李维康同志用西方迪斯科音乐伴唱京剧选段，这一大胆的尝试，不正是吸收外国艺术的一种探索吗?
这种探索也许是不成熟的，但探索者的勇气和对艺术创新的执著追求，则是值得钦佩的。
文章原载：《世界博览》1987年03期，作者：方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