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管儿车子和小炕桌儿

这次回老家，无意中在大姑三姑家里都看到了早就不用了的大水管儿车子。

大水管车子，是当年乡村里自己用电气焊截断水管焊接车架制作出来的简易自行车。虽然结构像是简笔画一样简单，但是绝对结实耐用，负重一两百公斤都不在话下。人们用它驮带粮食或者煤球，带上两个大人或者三个孩子，都不会晃荡不稳，都一往无前。

大水管车子因为这种负重的本领而又被称为拖拉机，称为坦克。但是就是拥有如此强大负重能力的自行车，却是没有闸的。因为前后轮都没有挡泥板，所以在需要刹车的时候，只要伸出脚去，用脚底在前轮上摩擦就能停住。

这种靠着人体部位来停车的笨拙，还有需要伸直了胳膊腿撅着屁股几乎趴在车子上的姿势，当年颇被地位优越的城里人所讥讽；“车子是我攒的，媳妇是我娶的”，就是当年嘲笑“老赶”骑着大水管儿车子带着媳妇进城，被警察以骑车不许带人的理由拦住的时候，脸红脖子粗地进行争辩的情景的顺口溜。

在那个年代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小市民阶层、吃商品粮的人，对于广大的农民的嘲笑是一点都不含糊的。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在人心层面上普遍实现过公平正义，更没有在文化上普遍实现过平等博爱。像在任何一个落后封闭的社会体系中一样，任何一点点地位的与经济优势，任何一点点哪怕是用具上的先进，都能成为可怜又可鄙的骄傲的资本与嘲笑他人的资本。他们意识不到对于当下弱势者的嘲笑其实就是对自己过去或者未来人生可能处境的嘲笑；嘲笑伤害不了他人，在给自己带来并不真实的优越感的同时还会将自己的粗陋暴露无疑。

在那个年代，村子里的亲戚们有时候就是骑着这样的大水管儿车子到保定，借出家里的煤本去煤店里买一口袋煤回去，给老人过冬用。果收（叔）曾经骑着这样的大水管儿车子，先到保定又从保定到狼牙山下我的姥姥家把我接回了保定家里的。大姑曾经骑着她家的这辆大水管儿车子带着两个孩子走一百五十里去保定，去看当时住在我家的奶奶。三姑夫当年曾经多次骑着他家这辆大水管车子往复京津保定和济南之间，去卖自制的咸菜。三姑夫或者果收（叔）骑着这大水管儿车子来的时候，一般都会带来一包糖果，也就一两毛钱的东西吧。但是给我和妹妹留下的印象就非常好，甚至还会想着他们时候又该来了。

现在端详着这大水管儿车子，望着它们已经锈迹斑斑的车梁车座儿和轮辐安安静静的样子，就像是看着一位年轻的时候曾经叱咤风云的老人。工具的变化，尤其是交通工具的变化是与时代同步的，从来都是当下生活水平生活状态最真实的反映。对社会来说如此，对家庭来说更是这样：交通工具的更新淘汰往往直接意味这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除了大水管儿车子，在三姑家的车库里有一张古老的桌子，那是三姑夫的姥姥的陪嫁；已经一两百年历史了，原木制作的雕花腿儿撑儿依然没有一点变形，依然结实厚重。我正赞叹不已的时候，三姑说那屋里还有你奶奶的陪嫁呢！我赶紧就随了她去看。果然，门后面一袋袋的玉米棒子下面压着一张红漆的炕桌。那炕桌也一样具有刚才看的那老家具的周正与结实，上百年历史已经过去了，也依然稳稳的平平的，经年承受着身上那么多的玉米棒子的巨大压力也一点都不变形。

这张桌子，是奶奶的陪嫁，也就是说爷爷奶奶父亲姑姑们都在上面吃过饭，虽然短暂，但也还是在很有些年头里是全家人在土炕上围着这张桌子吃饭。这是那遥远到了没有任何踪迹可寻了的、短短的不到十年阖家在一起的时光里的唯一的物的遗存了。那曾经存在在这荒凉的肃宁河间大洼地里的一个小家庭，随着爷爷在二十八岁的时候的暴死而戛然而止。混乱的中国社会加诸一个完全不相干的穷人家庭的苦难从那一天开始突然加速，并将其彻底击碎。

世事颠簸辗转，如今剩下的这唯一的见证过当年的一切的炕桌儿，静静地在屋子的角落里承受着千百斤的玉米棒子的重压，依旧忠实地保持着自己坚固而稳定的本分；不知道是该让人称赞还是该让人唏嘘。如果评价一个文物的标准仅仅是所谓器物本身的质地与花纹的话，那这张桌子也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张质地和花纹也还算都不错的桌子却是最顶级的圣品。它所负载的在世不在世了的几代人的气息密码，是爷爷奶奶留给这个家庭的血脉的唯一的一个象征。它应该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人类将自己的信息附着在物上的传统是自然而然的，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所有的物都有毁灭都有烟消云散的一天，但是比起更容易毁灭和更容易烟消云散的人生来说，它们几乎就已经是永恒的代称。

在我们总是有限的人世生涯中，在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物上，我们总是能依稀辨别出先人的孜孜矻矻和兢兢业业，辨别出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对后人的美好期许。物的弥足珍贵后面，不仅是人的依依不舍，更是后代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