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评丨出具“强制休息令”的决策者更需要强制休息

像“强制休息令”这种噱头式宣传，玩一次还行，毕竟绝大多数网民还是会念及线下人员实在太过辛苦而给予一定掌声，但如果我们的官方官媒就此认定这给正面宣传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的话，我想这不仅是会错了舆论最初给予的善意，而且还会陷入“低级红高级黑”宣传的思想陷阱。

舆论之所以痛恨“低级红”，是因为担心像“28天连续加班不洗头不换衣”法院默然姐姐的违背人性宣传报道一旦大量传播后造成一些地方竞相效仿，甚至盲目攀比，令广大基层更加不堪重负。

舆论之所以痛恨“高级黑”，则是因为一些扛着红旗反红旗的群体及势力会借题发挥，利用“低级红”搞起“高级黑”，反向触及公众反感、抵触，甚至挑起舆论对抗，进而解构社会共识，动摇思想根基。

低级红，或是一帮不懂宣传的在搞宣传，或是还沉溺于传统宣传思维的在搞宣传，总之是外行指导内行，舆论也将这批人称之为“猪队友”，往往“骂不得”，一旦遭遇舆论诟病被严肃批评，就会打出“我出发点是好的”来掩饰自己宣传工作的无能，有的甚至将善意的网上批评定性为刻意炒作，将同行提醒扣上“不顾大局”的帽子向上告状。

高级黑，则是一帮非常懂宣传的人在搞宣传，但却心存反骨。他们潜伏于这些“低级红”当中，善于将自己伪装成“低级红”，借助“低级红”的舆论旋涡，诱导公众去往政治负面议题上解读。

以此判断，这几日再次进入舆论视野、引发网上热议的株洲经开公安分局强制休息令宣传，属于典型的“低级红”。

一是民警休息是否已经严肃到需要下正式通知才得以执行。盖有公章的红头文件、正式通知，具有很强的行政强制性和线下约束力，一般是在的确需要组织程序、迫切需要单位出面等必要条件下才出具。然而，民警休息这种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都已经严重到要出具盖有单位公章的正式通知才得以执行的话，可想该单位内部是一个怎样的工作氛围和工作生态。单位不仅仅是单位，更是职工的家，职工在积极履职、主动履责的同时，理应享有正常休息、正常休假的权力。确实，国庆中秋等关键节点，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加班值班是常态，但单位要把这种值班和加班描绘成“加分项”，而不能将其定义为“必选项”。

二是涉事民警工作任务是否已经繁重到要牺牲生活时间。与一些特殊的紧急任务相比，一名基层派出所警员在国庆中秋期间的工作并不具备“非他不可”“缺他不行”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可以通过内部调配和值班机动加以补位，完全没有必要牺牲到其正常生活时间，更何况其妻子还在临产。让民警无止境地牺牲正常陪护家人的时间去完成一项可替代、可复制的日常工作，这已经严重违背上级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的组织初衷，是一种变相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三是将极端个例作为正面典型折射出该单位畸形政绩观。宣传往往能反映出所在单位真实的政绩导向、工作导向。我始终认为，会将这种强制休息令作为典型宣传的单位，内部往往会存在以极端求表扬、以形式表工作的不良政绩导向，需要引起上下关注。特别是要引起该单位上级部门的工作警惕，要及时纠正这种宣传之风、工作之风。

有些话，点到为止。需要“强制休息”的不是基层民警，而是出具“强制休息令”并当正面典型宣传的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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