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振镛在中央工作了54年，活了80周岁。担任宰相22年，经历三个朝代，服务过嘉庆、道光两任皇帝，春风得意，还能获得与曾国藩一样的谥号“文正”。“文正”是清最高规格谥号，大概是“学问大、能力强、作风正、立场稳”的意思。据严复统计，有清一代共有大臣2748人，死后谥“文正”的仅八人，平均比例是340：1，名额实在有限。这样一个貌似重臣，应在大清的史实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清史对于他的记载只有可怜的700字……。
用3个小例子说明：
第一是照猫画虎。有一天开早会，道光皇帝看到曹振镛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就笑着问：堂堂宰相也穿破裤子？曹振镛从容回答，新裤子太贵，旧裤子打上补丁就跟新的一样，何必浪费。道光皇帝听他说的跟真的一样很高兴，题了“恭俭维德”四个字。
北京城居然出现了违背市场规律现象，破烂衣衫价格一路飙升，比新衣服还贵！有些穷一点的官员买不起旧衣服，就把自己的新衣服弄破，让老婆在醒目处打个补丁，看起来非常搞笑。
这第二步是借刀杀人。曹振镛最怕的是云贵总督—扬州人阮元。从资历上来讲，阮元是“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但阮的人品、才华和两广、云贵总督、封疆大吏的重任，打击海盗、惩罚贪污、禁止鸦片的政绩，是曹振镛有所忌惮的。有一天道光跟大臣讨论干部任用的问题，提到了阮元，道光评价很高。曹振镛马上说阮元能力确实强，自己都没法跟他比。但深知道光脾气和智商的曹大人随后话锋一转，说：“阮大人平时还能空出时间作诗写文画画，这样的干部确实值得重用。”
道光听完脸色大变，说：“作诗能把国家治理好，我天天作诗得了！”不久阮元被调回北京，在一个不咸不淡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
龚自珍就是这样一位忧国忧民的干才，眼看大厦将倾却无用武之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悲鸣，反而遭到嫉恨，被迫在48岁的盛年下岗回乡，不到一年竟被活活气死！后来好不容易出了个林则徐，却被曹振镛亲自培养的接班人诬陷，发配新疆。王鼎实在看不下去，又使不上劲，干脆留下遗书，以自杀来劝谏皇上。第三是借势。道光初期，苦心钻研国家大事，提出改革建议，一时间各级官员的报告纷至沓来。皇帝很受感动，每天加班加点到深夜。但时间一长身体吃不消，等到道光累病了，曹振镛站出来，说皇上您老人家整天为国为民，工作积极性非常高，但是累坏了皇帝您，我们、我们天下人可不答应！曹又提议说领导不用每天把奏折全看完，随机抽取几份，找出错别字和漏字，该批评批评、该打板子打板子。下面的人发现你连错别字都能发现，谁还敢不用心？曹振镛标准的“巧官”，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官油子，属于坏官中的另类：巧官！巧官是中国官场土壤中特产，自古以来产量还不低。但是人们在给贪官、懒官贴标签的时候，都忘了给“巧官”贴上一张，可见其何等之巧，巧得不落痕迹！巧官的“巧”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比如，特别善于打造完美形象，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形象。大家不是讨厌贪官吗？我就把我打造成清官，如大家讨厌懒官，我就假装天天加班。就是摸清领导的心思，再顺着领导的思路，紧跟到位，剩下的就是领导奖励了。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上有政策，下有顺策。顺策技术含量更高，成功概率大，基本属于稳赚不赔的买卖。曹振镛能够服务好三位皇帝，并让道光特别满意，正因为读懂了人性的弱点。曹振镛的成功，让清朝政府整个官员队伍对国家的信心逐渐瓦解，每个人都成了腐败系统一员。曹振镛总是提醒他的心腹，多磕头，少说话！千万别意气用事，能糊弄就糊弄，不要太较真。偶尔出现的能人，也无出头之日。面对突发事件，把国家利益放到一边，欺上瞒下，不择手段，曹振镛这样的巧官真是一绝，等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根本不在乎，但对政敌、对自己的名利却是相当在乎。在道光时期高居相位15年，最终病逝在工作岗位上。等到大祸临头，罪名归给了贪官，像曹振镛这类平庸之辈却少有人指责，这也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吊诡之处。贪官的对策是明枪，巧官的顺策是暗箭。顺策造成的危害当时很难看出来，潜伏期又长，到了发作的时候，造成组织衰败、衰退，救都来不及，直至衰亡。尽管曹振镛们干的是给国家民族挖坑的事，但他们的智商之高、手段之巧，确实难以识破。总是装出一副政治最正确、执行最坚决的样子，即使是打击政敌，也只是悄悄挖出一条沟渠，等着领导的决策像流水一样，按照他们的意图流过来，从不蛮干。当下的“曹振镛”们，也许就在我们眼前与身边，可是我们却很难发现，或是造成组织衰败的拐点。但，考验组织部门与大领导的识人甄别能力的时候到了！假如遇到了曹振镛这样的下级，你有足够的智慧制住他吗？
曹振镛（1755年－1835年），字怿嘉，号俪笙、秀溪。安徽省徽州府歙县（今安徽省歙县）人。乾隆朝户部尚书曹文埴之子。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少詹事、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上书房总师傅，以平定喀什噶尔功绩晋封太子太师，旋晋太傅，并赐画像入紫光阁，列次功臣之首。卒谥“文正”，入祀贤良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