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腕们，古典音乐和人权有毛关系啊？

大腕们，古典音乐和人权有毛关系啊？

原文作者 / Ivan Hewett

翻译 / 林楠

原载3月7日英国《每日电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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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音乐好。然而近来，某些音乐大腕们下巴有点脱臼了，把音乐捧得至高无上了——将古典音乐说成了是一项人权。

“音乐是一项人权”，西蒙·拉特爵士（Sir Simon Rattle）这么说完后，伦敦交响乐团拿来放在广告里大肆宣传；明星指挥古斯塔夫·杜达梅尔（Gustavo Dudamel）也这么说过；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最近也说过，音乐和艺术是每个孩子的“权利”；美国年轻黑人音乐家的组织“斯芬克斯”（Sphinx Organisation）主席阿法·德沃金（Afa Dworkin）则更为激进，今年早些时候她发表了一番演讲，坚称“古典音乐是一项人权”，获得掌声一片。

杜达梅尔老弟说过，音乐是人权

说音乐是一个宝贵的艺术财富，全社会应该珍视，这我赞同。可要说音乐是一项“人权”，就失之偏颇了。这种说法既滥用了“人权”这个词汇，又对音乐毫无帮助。

把音乐扯到人权的份上，这突如其来的风气从哪里来的？我觉得是由三种潮流汇聚而来，这三种潮流互相之间毫无关系，但每一种都很强劲。

第一种是，把音乐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自然力量，夸大其词包治百病。不断有爱好音乐的科学家在发现证据，证明音乐能提神、能安胎、能早慧；能帮助孩子集中注意力于学习，能让抑郁的少年开怀大笑；能治老年痴呆、能预防更年期综合症这些流行病。

第二种是，把音乐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甚至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万金油”。它不仅可以帮助治理国家，还可以跨越信仰和民族的界线实现天下大同。

这种观点没办法实证，所以持这种观点的人就可以无需证明而取得压倒性胜利。比如美国流行歌手艾丽西亚·凯斯（Alicia Keys）2013年在以色列表演，她当时激动地说：“音乐是一种全球共同语言，能用爱与和平将所有人凝集在一起，这是我们此次演出的意义。”

流行歌手凯斯相信自己的演唱会能缓解巴以冲突

第三种是，“人权”这种说法被越来越多地随意用在了生活的各个领域，概念已经脱缰，什么都叫“人权”，比如有人主张在距离自己办公桌椅二十米之内必须要有撒尿的地方，这是人的“方便权”。更有什么芳香权、体味权、滋味权……在这种语境下，再加个“音乐权”，貌似也不唐突。

有人统计，人权的细项现在已经被演绎到400多项，已经降格成了一张愿望清单，列着人想要的所有东西。既然已经有那么多，在加一个“音乐权”也无甚紧要，聊胜于无吧。

如果能把音乐当作一项人权，那听音乐会大家还用买票吗？这显然不合适，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稍微降格一点，把音乐看成是一种“人类的共同语言”。这个说法，对也不对。深究一下就会发现，音乐确实有跨文化的一面，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音乐是不跨文化的。实际情况是，音乐往往植根于某一特定地区、受某一特定文化和传统习俗的影响。如果一定要强调音乐语言的全球共同性，那么就会立即出现一个情况：全球一多半人患有语言缺乏症。

尽管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乐观地宣称“音乐本质上是和平的”，但音乐也有可能去反和平，比如侵略军也会使用音乐鼓励士兵。民族音乐学家简·舒格曼（Jane Sugarman）研究了音乐在1998年科索沃战争中的各种作用后得出结论说：“至少目前看来，音乐在激发科索沃战争方面的效果，比促进战后和平建设的效果要大。”

爱尔兰作家艾瑞斯·梅铎认为，如果音乐算人权，那文学更是了

音乐能挑起人的情绪，可以是好情绪，也可以是坏情绪，当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音乐的作用通常是正面的。但在这一点上，音乐也没有比其他艺术形式更有效。如果音乐是人权了，小说、戏剧、绘画、电影怎么办，不都来夺权啦？

普及音乐没有错，但不必夸张到说成是人权，“人权”不是指享受，而在于人的基本生存条件。音乐是艺术，它很美好，是任何优质生活的必需品，但不是基本生存的刚需。即使再多的论证，也不能抹去一个刺眼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音乐，还是没有那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