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风云07 商鞅对秦国功勋卓著，为何还会被五马分尸？
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资治通鉴》第二卷
弱国无外交，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往是以各自的国家利益为重，极少会顾及到道德问题。所以，趁你病要你命的事情就在历史上经常上演。
公元前340年，也就是庞涓被孙膑打败自杀的第二年（以后有专门章节），由于在马陵之战中大败，魏国国力受到了极大削弱，公孙鞅认为这是秦国趁火打劫、痛打落水狗的有利时机，于是便向秦孝公嬴渠梁建议说：“秦国与魏国的关系，譬如人有心腹大患，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攻占魏国。为什么呢？魏国东面是险厄山岭，建都于安邑城，与秦国以黄河为界，独享崤山以东的地利。它强盛时便向西侵入秦国，窘困时便向东收缩自保。现在秦国在您的贤明领导下，国势渐强；而魏国去年大败于齐国，各国都背弃了与它的盟约，我们可以乘此时攻伐魏国。魏国无法抵抗，只能向东迁徙。那时秦国据有黄河、崤山的险要，向东可以制服各诸侯国，奠定称王称霸的宏伟大业。”
嬴渠梁听从了公孙鞅的建议，命公孙鞅率兵攻打魏国。魏国以公子昂为将军，进行抵抗。
两军对垒，原本应该是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但此次两军对垒却有些不同，因为公孙鞅与公子昂是旧识，当初公孙鞅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当差时，就与公子昂认识。
公子昂此人有大多数贵族公子哥的秉性，为人豪爽，缺少谋略，容易轻信。所以，公孙鞅准备利用他的这一弱点，派人给公子昂送去一封信，说：“当年我与公子您交情很好，现在我们率军对峙，我实在不忍心互相攻杀。我们可以见个面，起誓结盟，畅饮之后各自罢兵回国，以使秦、魏两国的百姓安心。”
公子昂果然信以为真，前来赴会。两方盟誓已毕，正饮酒时，公孙鞅突然命令事先埋伏在四周的甲士冲出来，俘虏了公子昂，又乘势率大军攻击魏军。
魏军以为双方正在谈判，放松了警惕，加上主将公子昂又被公孙鞅扣押在手，所以秦军基本没有用上多大力气，就把魏军打得落荒而逃。
魏惠王闻知败讯，十分惊恐，叹息说：“我真后悔当年不听公叔痤的话，杀掉公孙鞅！”
但世间没有后悔药，魏惠王悔恨之余，只好派人把河西一带的地方献给秦国以求和。之后，魏国被迫迁都，把都城从安邑迁到大梁。
有人认为，公孙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采用欺诈手段打败魏军，不道德。
但笔者想提醒大家的是，历来道德都不过是利益的外衣，不仅外交上基本没有什么道德可言，战场上更没有道德可言。迂腐者喜欢在战场上讲道德，其代价往往是牺牲更多的人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讲道德其实是最大的不道德。公孙鞅对魏国不讲道德，但反过来，公孙鞅对秦国，却是讲了最大的道德。
言归正传，因为此次胜利，公孙鞅获得了军功，嬴渠梁于是兑现了当初“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承诺，把商於之地十五个县赏给公孙鞅。到此时，公孙鞅才号称为商君，人称商鞅。
在公孙鞅被封为商君之后不久，有个叫赵良的人找上门来，与商鞅作了一次不算愉快的长谈。
商鞅问赵良：“你看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大夫百里奚谁更高明？”
赵良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有一个人敢于直言不讳。请允许我说出心里的意见，而您不加以怪罪，可以吗？”
商鞅点头答应。赵良于是说道：“五大夫原是楚国的乡野之人，秦穆公把他从卑贱的放牛郎提拔到万民之上、无人可及的崇高职位，他在秦国做国相六七年，向东讨伐了郑国，三次为晋国扶立国君，一次拯救楚国于危难之中。他做国相，劳累了也不乘车，炎热的夏天也不打伞。他在国中视察，从没有众多车马随从，前拥后呼，也不舞刀弄剑咄咄逼人。五大夫死的时候，秦国的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连儿童也不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不再唱舂杵的谣曲，以遵守丧礼。”
赵良看了看商鞅，见商鞅脸露微笑，并无不耐烦之色，于是鼓起勇气接着说道：“现在再来看您。您起初以结交主上的宠幸心腹景监为进身之途，待到掌权执政，凌辱践踏贵族大家，残害百姓。弄得公子虔被迫闭门不出已有八年之久。您还杀了祝欢，对公孙贾处以刺面刑罚。《诗经》说：‘得人心者兴旺，失人心者灭亡。’上述几件事，可算不上得人心。您每次出行，后面必须尾随大批车辆甲士，并让孔武有力的侍卫在身边护卫，持矛挥戟的武士在车旁疾驰。这些保卫措施缺了一样，您就绝不出行。《尚书》说：‘倚仗仁德者昌盛，凭借暴力者灭亡。’上述的几件事，可算不上以德服人。您的危险处境正像早晨的露水，没有多少时间了。而您却还贪恋商於之地的富庶收入，在秦国独断专行，积蓄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有个三长两短，秦国用来逮捕您的罪名还会少吗？”
赵良说了这一大堆话，无非是要商鞅赶紧想好退路，激流勇退。
但当时，一方面，商鞅正处于人生事业巅峰，实在无法放下在秦国努力打拼下来的事业；另一方面，商鞅确实低估了秦国旧势力的反扑力量，高估了自己对秦国的重要性。他自认为在秦国变法至今，自己对秦国劳苦功高，贡献巨大，如今又位高权重，谁能奈何得了他？因此，商鞅没有听取赵良的建议。
公元前338年，也就是在赵良与商鞅谈话的五个月后，秦孝公嬴渠梁去世，其子即位为秦惠文王。这位秦惠文王，就是在变法之初被商鞅处罚过的那位太子赢驷。
秦惠文王的伯父兼老师嬴虔联合秦国旧贵族旧势力，图谋陷害商鞅。他们指使手下指控商鞅谋反，而秦惠文王赢驷在当太子时本就与商鞅不和，此时他自然要站在嬴虔他们一边，于是便派官吏前去逮捕商鞅。
商鞅听到消息，逃往魏国。魏国人对商鞅恨之入骨，哪里肯收留他？他们拒不接纳，反而把商鞅赶回秦国。无奈之下，商鞅只好与下属来到封地商於，起兵攻打郑地，试图向北逃脱。但秦国军队经过商鞅的改造，已然成了虎狼之师，他们很快就追上商鞅，并展开进攻……
结果，商鞅被斩杀，车裂分尸，全家老小也被杀光。
我们之前曾提过一个问题，吴起变法与商鞅变法有许多相似之处，为何在吴起死后楚国的变法就失败了而商鞅死后秦国的变法却得以延续？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变法持续的时间不同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始于公元前359年，分别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进行了两次比较集中的变革，到公元前338年商鞅被杀，时间跨度有二十二年。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时间则要短暂得多。吴起大约是在公元前386年来到楚国，公元前381年被杀。就是说，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满打满算也仅有六年。
吴起变法持续的时间比商鞅变法短暂，也就意味着吴起变法对楚国的影响及在楚国的根基，比商鞅变法对秦国的影响及在秦国的根基要弱得多。
第二、国君对变法的意愿不同
在人治社会，政策、法令的施行，往往与国君的意愿息息相关。在秦国，秦惠文王赢驷虽然恨商鞅，但对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好处还是有清醒的认识，所以，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虽然杀了商鞅，却保持了商鞅变法的政令措施，指商鞅变法得以延续；而在楚国，楚肃王碍于国内顽固势力，对吴起变法也未有充分的认识，故而在吴起死后，楚国的吴起变法也就不了了之。
其三、传统文化不同
在当时，秦国被山东六国视为未开化的蛮夷。这既是对秦国的蔑视，也说明了秦国受中原正统文化影响不深。当时的中原文化，特别是以崇古复礼为代表的周文化，已经固化，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秦国正因为受此种旧有文化影响不深，因此更加容易接纳商鞅变法所确立、形成的新文化，旧有的顽固思想对商鞅变法的阻力也较小。
在楚国，楚传统文化虽然与中原文化略有不同，但其历史传承同样极其远久，其思想固化程度以及对社会发展造成的拘绊程度与中原文化极为相似。因此，楚国的顽固思想同样根深蒂固，各方顽固势力、既得利益者对变法的阻碍与破坏也是不遗余力。在这种情况下，楚肃王废止吴起变法，便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了。
此外，关于吴起变法和商鞅变法，还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变法需彻底，否则这些旧贵族旧势力就有可能像回头蛇一样咬人。商鞅与吴起之所以都死于旧贵族之手，主要原因是他们都心存晓幸，未能彻底清除旧贵族旧势力。其二、商鞅与吴起都是在重用他们的国君死后才被残杀，这就更加说明了千里马需要伯乐，良臣需要明君的道理。
魏文侯、楚悼王是吴起的伯乐，秦孝公是商鞅的伯乐。我们之前说过，吴起、商鞅原本都是卫国人，那么，他们为何都远离家乡前往他国谋求发展？或者说，卫国的君主为何就不能成为吴起、商鞅的伯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