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博士的新目标：奋斗十年，回去种地

种草莓的刘博士

我总觉得刘东华还是适合搞科研。性格沉稳，不善交际，无论表情还是眼神都透着一股“憨秀才”的气质。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想的，在华中农业大学博士毕业之后，经历了短暂的省级科研部门的工作历练，居然选择了当“农民”，在昆山种草莓，一种就是10年。

我在2019年2月15日第一次见到他时，就问他博士种草莓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个问题对他的触动很大，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之后，他把大本营从昆山搬到南京市溧水区，把传统的地栽模式变成高大上的立架种植模式，把家庭式的经营升级为企业管理，有了合伙人，有了团队，还都是些从农校毕业的大学生。

“这里投了多少钱了？”我先问财务情况，高大上又不能当饭吃。

从日本引进的草莓高架种植模式

“我们自己投了400万元，包括一号棚和三号棚的立架和人工工资。二号棚以及做超高垄的这些单棚都是政府投资的，加起来大概在1500万元左右。”刘东华带着我们转了一圈。

园区不大，80亩左右，除了各种大棚设施，还有徽派风格的门楼及办公场所，宽敞的路渠，配以小桥流水的景观设计和休憩场所，若是夏日来访，路旁凌霄怒放，渠间鸢尾盛开，颇有几分江南意境。

“你觉得这种日本的草莓高架栽培模式在国内能不能推得开？”我问刘东华。

年初的时候我问过成本，连栋大棚11~12万元/亩，立架+基质20万元/亩，当年生产成本5~6万元/亩，每亩的投资成本高达30余万，是常规种植的10余倍。如此高昂的投资成本足以让绝大多数人望而生畏。

硕果累累的粉色草莓

“很有限。”刘东华坦然道：“虽然日本这套模式比国内任何一家草莓高架种植系统都完熟，但是他的成本太高了，像我们在这里投资，在经济上是不合格的，因为周边的客流量和消费水平都不足以支撑我的生产成本。但如果在上海周边，或者在一个客流量比较大、消费水平比较高的地方，是可以赚到钱的。”

“那像你现在硬件设施全部由政府出资建好，这个盈利能力能不能超过普通的种植模式？”我继续算经济账。

“还是要看你的市场，如果你的市场跟普通农民走一样的渠道的话，你还是比不过他们。”

“为什么，是产量不如他们吗？”我困惑道。

草莓超高垄种植模式

“产量比他们高，但生产成本也比他们高。”刘东华接着算了一笔账，高架草莓按亩产6000斤计算，每斤的生产成本是12元，而普通农民的期望价格不过10~12元/斤，“我的成本比他们的期望值还高。”

“就是说把这套设施设备白送给你，你的效益还是比不过农民。”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如果我的价格能卖到30元/斤以上呢？”刘博士的草莓是昆山的价格标杆，最高58元/斤，最低30元/斤，“在昆山，我第一年就差不多把架子钱赚回来了。”

刘东华在昆山的种植模式

“那当初为什么不选择在昆山建这样一个园区？”我仍有不解。刘东华解释道：“这个跟我们整体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划有关。昆山一共才有一两百亩的草莓面积，溧水有一万亩。今年政府还跟百果园签约了，又流转了1000亩地，准备建基地，建分拣中心……”

在溧水区，还有一家百果园的草莓供应商——金色庄园，基地面积3000余亩，由公司投资建设大棚等基础设施，然后分租给农民种植，草莓按标准进行回收，再进行分选、包装发往百果园。这种模式成功避开了利润最低、风险最大的生产环节，把盈利的重点放在后端的品牌和营销上，是我见过的资金进入这个行业比较成功的一种经营模式。

“像他这种模式你可不可以做？”我试问道。

“也可以做，但不是我的方向。我的方向是草莓苗和技术。”刘东华说。

金色庄园的分选车间

跟一般的草莓苗又有不同，他的重点是营养钵苗。这种生产成本比穴盘苗高一倍的新型育苗模式培育出来的草莓苗结果早，可以把草莓的前期产量提高一倍，从而让种植者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马文在担心你什么？”我话锋一转，想起昨夜马文给我发的一段信息，大意是希望我能劝说刘东华，不要跟政府走得过近，搞农业的目的是赚钱，不是挣面子。

刘东华笑了笑说：“他担心我被政府‘套进去’，说我的性格不适合跟政府斡旋，没必要走这么近。”他说的“套进去”的意思是指某些领导会要求企业做大做强，给自己的政绩贴金，甚至打擦边球让企业做一些不合规的事情，这在前不久的大棚房专项整治中有很多惨痛的案例。马文是过来人，所以想提醒一下刘东华。

刘东华在检查草莓长势

“假如，当地政府觉得你做得不错，在旁边再弄块地，把大棚设施全部弄好给你，你会不会扩大？”我举例道。因为上海哈玛匠果园的黄伟刚经历过这种事，年初信誓旦旦说不扩面积，后来领导特别关照，说给他争取3000万元的项目，让他再建一个80亩的新园子。黄伟立马“反水”。

“不会。”刘东华态度坚决地否定道：“因为这跟我的整体发展方向是不匹配的，我并不想在种植环节上赚钱。但是，如果在其他地方，比如南京市浦口区有一个农业园，他们想引进我们这种种植模式，让我们过去跟他们合作，这个倒是愿意的。”

“需要你们投钱？”我好奇地问道。

园区的凌霄花盛开

“不用，我们现在对外合作是坚决不投钱的。”刘东华笑了笑。

“还是要做轻资产的。”

“对！”刘东华接着说：“因为那里也是个政府项目，前期的硬件由他们来投资，经营过程中的生产成本按比例投入，也按比例分红，所以我们也要考量当地的客流量和消费能力，认为在经济上可行的，才愿意去扩展。”

“你需要为当地政府做些什么吗？”我再问道。

“很简单，比如领导来了我就负责介绍一下。政府是希望我们作为龙头企业给本地的草莓产业带来技术革新，包括品种、技术、模式等等。”刘东华解释道。

园区大棚里的草莓科普长廊

我的脑海中想起一些人，除了在果园里翻着日文资料、等领导上门的黄伟，还有整天拿着话筒、为游学团队讲解的王卫国，还有想当苏南地区的“陶老师”的东东。上天留给东部发达地区的果业发展空间很小，大家都和刘东华一样，寻找与自己匹配的道路。

“我觉得关键是要把握个度吧。我和我的合伙人心里都有一条线，不管是政府给我们的项目，还是我们主动去争取的项目，都必须要跟我们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并不是给钱我们就去做。”

刘东华这番话我觉得是可以打消马文的担心。在某种意义上讲，他是想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是一种共赢的关系。

“这两年在这里经营下来你的体验有没有变化？”我又提起博士种草莓的体验感。

刘东华（右）在现场指导员工

“还是有很大变化的。”刘东华说：“在昆山的时候，我和我老婆都是要亲自去做的，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无论收入多少都没有太大压力。但现在我们团队有十个人，大部分是刚招的大学生，他们工资待遇和以后的发展，这些都必须要考虑。所以感觉压力蛮大的。”

“你觉得招个大学生干活，跟招个大妈来干活有本质差别吗？”

这个问题我先前也问过他，问他博士学历对现在从事的职业有没有帮助？他的答案，优点是敢于创新，缺点是太过专注技术，没有站在经济上考虑问题。

“对我们来说有差别的。”刘东华说：“他们干活不如大妈，但我们在他们身上的付出要远高于大妈。”我笑了笑，听他继续说：“但是我们考虑到以后的发展，比如在浦口区或其他地方有新的合作基地，他们可以派出去，所以我现在给他们灌输一个理念，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创业。”

从种植者蜕变成创业者的刘东华

很明显，刘东华已经成功地从一个家庭农场的种植者蜕变成一家农业企业的创业者。除了摆正企业的发展方向，他的重点从原来的劳作者变成协调者，协调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自己和员工的关系、员工之间的关系……

这些，对刘东华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更是全新的考验。

“脑海中有没有五年或者十年后的规划和目标？”离开前，我问未来。

“这个肯定有。”刘东华说：“三年之内培养出能拉得出去的团队，五年之内扩展五个加盟基地。同时，苗木……”还没等他说出重点盈利项目的规划，我就问：“十年之后呢？”

“十年之后我希望自己能够回到类似昆山那种小农场式的园子，自己种地去。”刘东华笑着说。

刘东华（右）和正在坑外张望的简农介绍创业艰辛

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位在沙滩上享受阳光浴的富人问乞丐，这么好的天气你为什么不去好好工作、好好赚钱？乞丐反问，赚钱有啥用？富人答，赚了钱才有资格像我一样在这美丽的沙滩上晒太阳。乞丐大笑，大老板，我现在不也是和你一样在晒太阳吗？

刘东华苦笑：“说实话，我现在感觉蛮累的。”

2020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