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阳西河湾，祖母的婆家

祖母李昭秀

邹敏玉

邹家的鸡公树已经成了保护树种

西河湾山青水秀，李家豆腐坊就靠着西河的清甜水开个小小豆腐作坊过着滋润的农家日子。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李家二女儿李昭秀16岁那年出嫁来到3公里外的鸡公树湾（鸡公树学名三叶枫当地人俗称鸡公树）邹家。听老人们说李昭秀的婆家在清朝末年才开始衰败，然而在三道河往三阳店的那八里长冲和吴家畈那些田产就足以显示她鸡公树湾婆家的富有了。先生大宝是个浪荡书生，家有田产却疏于料理。闲遐时为孩子们教一些诗书，多以抹牌赌博度日。

李家姑娘嫁到鸡公树湾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928年的正月15生下了长子佰志，其后又添了二子二女取名为仲仁、永珍、永清、永桂。丈夫长年在外抹牌赌博，三寸金莲的李家姑娘除了带孩子做家务当然还要料理田地。遇到灾荒年景就全靠典当地产度日。往往拿一块地换得几斗玉米小麦还不能让嗜赌的丈夫看见，要不然的话他会拿了这些粮食去还赌债的。

自然而然，佰志和弟妹们小时候就常常到老关庙外公家去度饥荒，那六里河滩便成了孩子们童年的乐园。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李昭秀与丈夫大宝的关系也一天天疏淡，一个四体不勤的读书人动辄打妻骂儿，那个家有什么留恋的。然而李昭秀居然熬到了做婆婆的时候。

大儿子佰志15岁那年李昭秀托媒人说亲娶回了栗子树湾陈家女娃。佰志与大自己1岁的陈家女娃完婚后就跟着队伍走了，这一去就是二十年。

故乡的土地

日子随着西河的流水向前流着，转眼到了土改，大宝家因了那些还没来得及败完的田产而被土改工作队化成了富农成分。大宝在乡里人缘好，作为一家之主的他总是能逍遥自在。不能赌博了就靠钓鱼打发时光。富农份子的帽子被戴在了李昭秀的头上，一戴就是几十年。每每队上开批斗会，李昭秀就会艰难地迈着小脚去站到前排与其他的坏分子们一起挨批斗。令人费解的是李昭秀的娘家在旧社会开过豆腐作坊，却未被列入地富反坏右而成为贫农。

陈家姑娘在李昭秀麾下做媳妇不到两年因受不了没有丈夫的寂寞，在土改离婚浪潮的推动下与佰志办了离婚手续，追求她自由的婚姻去了。

翌年，当佰志的老二仲仁该娶媳妇的时候，李昭秀将一逃荒女子收留为媳。（我们的二婶娘）。该女子在鸡公树湾生下了三男二女这是后话。

我认识李昭秀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四清”时期。我10岁那年夏天，父亲佰志将我们姊妹仨送回老家度夏。在那个苍松翠柏簇拥，一湾碧水环绕的鸡公树湾，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祖父邹大宝和祖母李昭秀，按当地称谓我们管他们叫爹爹婆婆。

爹爹大宝是一个没牙的小老头，当时他只有50来岁。他成天张着没牙的嘴撵着我们“爱孙、爱孙”地叫个不停。婆婆李昭秀打着一把黑布阳伞带着我们到处走亲戚，西河湾老关庙她娘家，高关白姓大姨婆家，我们的两个出了嫁的姑姑家，还有婆婆自已的老表家，大至都在西河湾一带。乡村的夏天天热蚊虫特别多，也没什么好吃的，无非就是麦米酒糟，新米饭，新麦粉子馍馍，和放了许多盐的炒茄子，西河里摸一些小鱼小虾，韭菜炒鸡蛋等等。虽然没有我们在城里的生活好，可是那种走亲戚的氛围却让我们兴奋不已。乡下亲戚们待我们的那种热情现在想起来常常感动不已。我父亲那时已在城里做一个不小的官了，他虽未给他鸡公树湾的父老乡亲们带来任何物质的好处，但是他的光环却足已让他的家族令地方上的人们眼热，当时的我们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荣归故里的。

每次走亲戚，我们那无牙的祖父都不与我们同行。待到李昭秀婆婆领着我们游遍了西河湾所有亲戚家以后，他用他独特的方式接待我们，那就是领着我们去钓鱼。在当时的农村这是一项非常实惠而又有趣的游戏。已经懂事的我对这个游戏十分感兴趣。祖父有三根竹竿，他用干枯的大蒜芯或者是玉米杆做成漂筒，随便在田沟一扒就能找到许多蚯蚓当鱼饵，现在想起来大宝祖父的垂钓技术实在不是很高明的，但是我们每次出去都会有所收获，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儿都是由我们姐仨亲自钓起来的，每当鱼儿咬上钩以后祖父就让我们轮流提竿子，每当那些鲜活的鱼儿被我们从水里拉起时，一种作某件事情的成就感和收获的喜悦真是让人兴奋永生难忘。

李昭秀祖母是一个勤劳的人。她虽戴了一顶富农的帽子，却一天也没有过过富人的日子。她总揽了全部家务并兼做了二叔仲仁家5个孩子的保姆。她领着我们姐仨走亲戚回来后，立马放下那把象征她身份的黑阳伞，陀螺似地忙开了家务活。在不和大宝祖父出去钓鱼的日子里，我们就和鸡公树湾里的孩子们玩耍。记得湾里的篾匠大伯家里常常有许多黄蔑，我们就用黄蔑学着世明伯的样子编竹篮，那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手工游戏。我们还爬树摘桃子，二叔的大儿子海水当时六七岁的样子，可以唱许多歌曲，记得他唱过一首不知名的歌，歌词我到现在都记得：绊根子草哇节呀节青，贫下中农一呀条心，不忘世界受苦人，阶级仇啊永记心。那时候满湾子的孩子们都会唱这首歌，可是我们哪里知道，我们那可怜的祖父祖母却正是当时的所谓“阶级敌人。”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祖父祖母就好像我们卑贱的仆人。祖父在父亲离家后的二十多年里大概只见过父亲一两次。所以他就把对父亲的思念都转移到了他的孙子身上。祖父好像没怎么叫过我们的名字，他总是称我们“爱孙”。祖父邹大宝个子不高很瘦弱，据说他患肺病，饱读诗书的祖父在解放前当过伪保长，他除了爱抹牌赌博以外却也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因此解放以后人们把阶级斗争这根弦调向了我们的祖母李昭秀，祖父却一次也未挨过批斗。

尽管戴着四类分子帽子的祖母李昭秀在生产队里挨批斗时是不能乱说乱动的，但她在鸡公树湾大宝家的权威却是绝对的。她以能吃苦耐劳而赢得儿孙们的敬畏。尽管她对大儿子佰志的孩子们一个个都钟爱有加，但她管教二儿子仲仁一家包括他们家的五个孩子时一点也不像还戴着四类分子帽子的富农婆，在祖母李昭秀的生命哲学里，人活着就应该劳动，有做就有得吃。同时在她的生活哲学里却是没有苦和累这两个字眼的。李昭秀干起活来可以不分晴天雨天和热天冷天。下多大的雨和雪她照样上山担她的柴草，出多大的毒日头她也照样可以在茫茫田野里放倒一大片一大片的庄稼。她那三寸金莲在水田里吃力地扭来扭去挥动着镰刀割着稻麦，你就不得不毫无怨言地跟着她干活，李昭秀祖母在鸡公树湾大宝家的绝对权威就是靠她那吃苦耐劳的能力获得的。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场上山下乡运动让一个15岁的女孩子根本就没有书读，我就只能默默地阅读祖母那大山一样的沉默坚韧，河水一样地从容不迫。她的期盼究竟是什么我却无从知晓，记忆中最深刻的是：祖母每每看见我们这些儿孙们就将笑脸张扬得如同一朵盛开的菊花。

有一年夏天，离家20多年的父亲回乡务农了，我们也因长期无书可读而搬回了乡下老家，祖母为我们做饭，记得有一次是用南瓜花炒鸡蛋，父亲还未放工，小弟吃了一块南瓜花鸡蛋，祖母非常恼火，说了一句当时我们谁也不懂的话：你们撇了你爸爸的汤。这句话在我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就是：祖母疼爱父亲胜过了她唯一的长孙。

然而祖母在外做官多年的长子佰志并未给李昭秀带来好运和洪福，她照样要经常到生产队去挨训，甚至有时还得挂着写有诸如“坏分子”之类字样的牌子同当地的“地、富、反、坏、右”一起去游乡。可奇怪的是祖母是“坏分子”而父亲却一次也未被生产队抓去批斗过。老家人也从没把他当坏人看待。

李昭秀，一个羸弱的外姓女人用她的沉默和坚韧为鸡公树湾邹大宝家撑起了一片阴霾的天空。她除了被批斗，还得完成大队每年规定的义务工，如挑土修坝、送柴禾给大队部等等。这些事祖母只去参加挨批斗，至于义务工一般都由仲仁二叔承包了。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利会战每年冬季的外出工都有我们的仲仁二叔，二叔总是穿一件没有纽扣的黑布褂子，一担箢箕，一坛咸菜，孤独地行走在出外工的漫长冬季里。

我们的父亲在文革前夕因犯错误回乡而幸免于文革之乱，然作为有这种家庭背景的子孙，我被当时的政策规定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此我初中毕业后在农村摸爬滚打了8个春秋直至文革结束。

在乡下务农的日子，我们家不会种菜，不会放牛，许多农村人不足挂齿的活在我们来说比登天还难。而读书念报唱歌跳舞是当时年少的我们最拿手的事儿，由于我“政治表现”还算可以，就有幸被水库指挥部抽去当过工地宣传员，后又回大队当了6年多民办教师。

当民办教师的日子里，每年的寒暑假照例要回生产队务农，祖母是我最亲近的老师。她教我做各种农活，我除了跟她学会农活外，还从她身上汲取到了一种山一样厚重的精神力量，那就是隐忍和坚强。祖母李昭秀对我这个长房孙女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隔膜，一种近乎崇拜的珍爱，那不是一个做长辈的对儿孙们的正常感情，在祖母来说，我们和父亲都是公家的人，迟早是会飞走的鸟儿。她待我们总是象对待客人。可她对仲仁二叔家的几个孩子却从来就没有好脸色。祖母李昭秀在我们面前的那种恭顺、那种拘谨，让我常常感到无言的温暖，却又有些伤感和无奈。

李昭秀祖母仿佛眼睛总患有眼疾，老爱用镊子扯她的睫毛，然后再上些眼药水。遇到阴天下雨时，她喜欢将臂膀缩进她那宽大的棉袄，双手捧着一个陶制的烘笼，扭着她的三寸金莲在鸡公树湾那幢旧的土坯房子里无声无息地踱来踱去。遇上她心情好时，就会跟我们讲一些西河湾李家豆腐坊的陈年往事。

西河湾有一块较为平缓的浅水滩，一到夏天人们就爱在那里捉鱼，有时候到了夜晚，人们点上芝麻梗扎成的火把照亮河水，拿上火钳就可以在浅浅的清水里夹起一条条小鱼，祖母告诉我们，鱼儿看到火把就会趴在水下不动，那种和麻石一样颜色的肥肥的有指头大小的小鱼叫“磨沙沟”又叫“烧火佬”，每每在父亲带我们去捉鱼，我们就高兴得大呼小叫：哟，哟，去抓鱼啰。欢心雀跃地跟在父亲屁股后头一溜小跑着。

在那漫长的冬季，李昭秀祖母总爱穿着自制的大棉袄，煨着个烘笼一遍遍地对我们讲她的过去：16岁嫁到鸡公树湾的风光，40多年后的麻沙蚊帐和架子床显示了她娘家的殷实。她读过《烈女传》、《女儿经》，在农村也算得上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子。我的许多的传统的伦理文化就是从祖母李昭秀那里得到的。

上世纪70年代末，佰志家的儿女们一个个飞出了鸡公树湾，再后来父亲佰志也和我们的因病很早就退休的母亲离开了那个生他养他在他遭受劫难后收容他的故乡鸡公树湾。剩下李昭秀祖母和仲仁二叔家的儿孙们仍然过着乡村的日子。

晚年的李昭秀祖母耳聋眼睛也不太好，分田到户后也没什么 农活要她干的了，可她总也不愿闲着，上山打柴几乎成了她晚年的主要活动。她砍的柴禾绝大多是矛草和刺藤，（老家的前山后坡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修高关水库被取土的民工挖光了，已经没有柴火可砍）儿孙们也多不大爱烧她砍的柴禾，随她一个人在那里折腾。

李昭秀祖母一辈子不洗热水澡，无论多冷多热只用冷水擦洗身子。粗茶淡饭，不停地劳作是祖母一生的真实写照。记得祖母爱用鱼的内脏和上面粉炕干当菜吃，我们偶尔也尝尝，那东西苦得很，真不知道祖母是怎样将那样的食物吃下的。祖母吃过的菜还有霉得变了味的豆渣、腌大蒜须子、盐水泡花椒、生腌小豌豆。我晚年的祖母就是吃着这些东西，还有儿孙们一家凑点粮食，用一把小茶壶提水，用她那三寸金莲一寸寸丈量着她孤寂落寞的日子。

公元1995年7月中旬，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接到祖母去世的电报我们匆匆赶回鸡公树湾。

祖母是在她的二儿子去世15年以后离世的。她死在自己每天砍柴的山坡上。那个山坡就在老家的屋对面。祖母享年85岁。

故乡的土地

一个活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一辈子也未用她那三寸金莲丈量出她人生的尺码，她的活着，就是生儿育女、做农活、做家务；她能大裁大剪，做的全是“家家布”的粗布衣；她在厨房厅堂忙活，做得最好的饭菜恐怕就是白煮肉和炒鸡蛋；她最大的享受就是在半夜无人时躺在她当作床的一张木制凉床上抽几口捡来的烟头，抑或是打把黑阳伞走走亲戚。

说到这里还得补充一下：自从他的大儿子佰志回到老家，祖母就没有再睡过床，她的嫁时床传给了父亲。她的澡盆就是鸡公树湾老家大门前那口浅浅的堰塘，每当夜深人静时，祖母迈着艰难的步履去到那塘边俯下身子用凉水擦洗她那弱小疲惫的身躯。她的神情永远是漠然的，她的步态永远是从容的，她的身份一直是卑贱的，就连“李昭秀”她的名字也只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出现在批斗会上，从没有人在其它场合叫过她的名字。

今天，我是这么强烈地要讲述李昭秀的故事，主要是李昭秀这三个字饱含了一个女人近一个世纪的沧桑世事，这沧桑世事毋庸质疑的与我有着血肉的牵连。

回首往事，回忆起祖母那干瘪的身躯时就联想到我曾经为之抛洒过青春血汗的贫瘠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