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会中断，但不可能被摧毁：李伟长的《格拉斯的洋葱》
想说的和能说的，都在书名和封面里。
书名来自张新颖老师的一首诗。封面图片是waits的建议，用了Damaged Library。
所收文章来自这些年的阅读随笔和所经受的生活感想。
想继续持有的信念就是，生活会中断，但不可能被摧毁。
——李伟长
出生入死的桑塔格、乱世里的松本清张、在路上的凯鲁亚克、危险的纳博科夫、毒舌的奈保尔、特立独行的温特森、沉默的格拉斯、生活家波德莱尔、孤独的珀金斯……这是一本评论家的文学私语，勾点连线，问迹追踪，从一本书说到一个人，由一条线索牵出一段故事，从书里翻到书外，见证无数绚烂流离的人生。
“伟长的阅读随笔里有伟长”，因此他的写作比表面看上去紧张得多，苦恼得多，兴奋得多，快乐得多，读者也可从字里行间，读到执笔之人，读见生活的趣味。草青色的封面和书签——那位在废墟中戴着礼帽仰望书架的绅士，或许代言了这本书的温煦从容之美。
今天，我们分享书里的《格拉斯的洋葱》，“很多年前，一个自恃颇有才华的青年，因为虚荣和稿费的诱惑，开始学写书评……”这个青年就是作者自己，直到“他慢慢阅读，慢慢成长，慢慢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才渐渐意识到了这些被忽略的善意，便写下这篇文章”。
这篇作品被读者王辉城称为“整本书的钥匙”，“剖析了（作者）自我的生长、形成以及确立”。确立自我，是一切评论的开始。
格拉斯的洋葱
许多年前，一个自恃颇有才华的青年，因为虚荣和稿费的诱惑，开始学写书评。没两天，就东打听西打听，记不清楚是从哪儿，找到了几个书评编辑的联系方式。仿照该报纸的书评风格，熬了一夜，攒了两千字，颇为自信地向一家报纸编辑投稿，编辑叫绿茶。和大部分青年人一样，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高估了自己的才华。其次，就是迫不及待。
稿子一投出去，青年就急不可耐，开始不断登录邮箱，查看有无回音。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回音。半天过去了，没有回音。一天都过去了，还是没回音。青年只好安慰自己，编辑定是没看邮件，明天再说。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依然没有回音，青年的心开始坠落，继续安慰自己，效果不佳。第三天再看邮箱，自然还是没有回音。青年的心就凉了，感觉才华开始溜走，连自我安慰都不想了。青年不死心，便发邮件催问，反复斟酌措辞，说我初学写书评，尚未入门，盼请多多指教，总之显出一副诚恳的样子。责编自然没有及时“指教”。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青年收到了一封客气的邮件。绿茶回复说：“兄，很抱歉，因为度假，未能及时回复。来稿已读，写得很适合我们，只是这本书我们刊发过书评，故无法再发表。感谢关注，期望看到你的下一篇书评。”几乎偃旗息鼓的青年，顿时就活过来了，即刻再次回信请求，若有合适的书，需写书评，我可以再次试试。编辑大概见过许多这样的青年写作者，回复说，有一本《剥洋葱》，可有兴趣写，两千字以内，稿子要得急，可来得及？
就这样，友好的编辑给了这个青年一个机会。青年当即就去买书，他之前并不知道《剥洋葱》，也不太熟悉作者君特·格拉斯。在了解接近于零的状况下，给一本新书写书评，会写成什么样子？格拉斯说自己在剥洋葱，青年能闻到洋葱的味道吗？一层一层剥，洋葱有心吗？在可以说来不及的情况下，青年主动走进了这一行当。
如何开头？青年想破了头。当时的他并不知道，一篇文章的开头不仅仅是个开头，而是文章整体的一部分。在完全没有想好整体的情况下，他为了写出一个漂亮的开头反复琢磨。经过反复删改，青年写下了这样一个开头：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前夕。一个不满二十岁的瘦弱小伙，哆哆嗦嗦地端着冲锋枪，心惊胆战地爬行在战火中，因为巨大的恐惧，他竟然一枪未发，在目睹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后，自己也当了俘虏。当时德军全线溃败，柏林城遭苏军攻破，纳粹分子强行组编临时党卫军，做最后的垂死反抗。这支临时队伍中就有那个小伙子，他就是《剥洋葱》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没错，他曾是一个纳粹党卫军。
客观地讲，这个开头不算坏，试图写出一个少年纳粹的窘境，端着枪上战场，却一枪未发就被俘虏了，有点滑稽。但是，以一个场景式的故事开始，显然是一个陷阱。接下来的困难果然接踵而至。一个被俘虏的纳粹党卫军，一个一枪未发的军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几十年后，面对这段党卫军经历，君特·格拉斯是继续沉默，还是说出来？老格拉斯决定敞开心扉，以《剥洋葱》一书回忆了那段党卫军前后的岁月。这真的算是一个难题吗？必须为此加上注解：那段格拉斯从来没有杀过人的纳粹岁月。如果杀过人，如果手沾鲜血呢？
紧接着，青年对《剥洋葱》一书进行了提炼中心思想般的描述：
“《剥洋葱》写到了格拉斯从十二岁到三十二岁经历的生活，我们可以这样分解这二十年的格拉斯：从一个爱读书的孩子，变成一个表现糟糕的党卫军，继而恢复成一个狂热的艺术家，最后迸发出了如炬的写作才华。这一切就像一部纪录片，格拉斯自己就是解说员，他引领着我们走进了那一段近乎尘封的历史——时代和个人犬牙交错的历史画卷，那里有美好的读书往事，有略显荒诞的情感经历，有萌动难耐的欲望，也有炮火纷飞的战争，更有焦灼热切的艺术梦想。
遗憾的是，这段介绍老实又平庸，也缺少才华。撰写一本书的内容梗概，似乎是书评人难以回避的动作。即便如此，并不意味着将梗概概括为不见态度的内容，就值得原谅。青年人似乎没有找到他的态度，即对格拉斯剥洋葱这个比喻的认知和评述。唯一的好处就是，读者仿佛知道了一些格拉斯涅槃般的成长。很显然，君特·格拉斯让青年上了当。
《剥洋葱》由少年读书时光写起，这时格拉斯的笔触是那样轻快。他写自己怎样捡弹片去换人家读烂的书，如何收集文艺复兴时期的画片。当德国战败的阴云已慢慢布满柏林的天空，十七岁的格拉斯成了纳粹党卫军的一员，成为一个军人曾是他渴望的事情。然而，格拉斯错误估计了战争的残酷和非人道性。一旦看着战友一个个死去，他就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格拉斯记得的，唯有此时德国民众生活的凋敝和纳粹人的歇斯底里。为此，格拉斯的笔触变得紧张而充满焦虑。先是看似美好的少年，随之而来的又是压抑。如此的叙事策略，轻巧地就将可能的责备，送给了纳粹时代，而不全是君特·格拉斯本人。
格拉斯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责任”的东西，在他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罪责感让格拉斯对同纳粹党卫军有关的经历保持沉默了六十余载。耄耋之年，他终于决定剥开人生记忆的洋葱，向世人袒露自己不为人知的“过去”。过于将注意力放在格拉斯作为军人的失败上，青年书评人正常地错过了一个点：君特·格拉斯曾经渴望成为一个军人。主动，没错，君特·格拉斯主动走入纳粹军队。就像格拉斯自己提到的，“甚至不能以'是别人将我们引入歧途’为借口，为那男孩，也就是我开脱。不，是我们，是我自己甘愿走入歧途”。
稚嫩的青年书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走偏了，还不无得意地继续加重抒情的笔墨，将格拉斯成功地描述为一个身陷历史迷雾的天才受害者。事实上，他在原处打转，不得要领，这要归结于他根本没有想清楚，对格拉斯来说，作为隐喻对象的剥洋葱最终意味着什么。青年似乎没有剥过洋葱，也不曾想过剥洋葱的具体动作、过程和结果。一瓣一瓣剥，剥到最后，洋葱并不会如愿呈现出我们所习惯期望的核来。就剥洋葱而言，剥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意义，如此而言，格拉斯的痛苦是什么呢？为了有对象，他沉醉于剥这个动作，为此他虚构了自己的罪和痛苦，也即虚构了那颗洋葱的辛辣程度。
尽管我们被告知，这是一部纪实性的回忆作品，是诺奖得主格拉斯的忏悔录。一枪没发的他，到底有什么可以忏悔的？格拉斯说自己主动走进恶的一边，搞得他好像做了多大恶似的。这多像一段自嘲的表演，格拉斯夸大自己的污点并进行击打，目的似乎只有一个，就是自证他的伟大，成长的环境有多么糟糕，他的天才差点毁于纳粹的罪恶，这与成功者回望自己不平凡的成功路一样让人倒胃口。自始至终，他一刻都没忘强调自己多么热爱文学艺术，纳粹和战乱根本没有毁掉他，不但没有毁掉他，甚至还成全了他。试想没有那个因纳粹和二战而迷乱的时代和恐惧，能有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格拉斯提供部分真实的同时，狠狠地虚构了他的痛苦和苦闷。如果他因此感谢那段岁月，向纳粹党卫军敬礼，才是惊世骇俗。总的来说，相对于他的失去，格拉斯最终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获益者。如此聪明的老格拉斯，自然知道言说的分寸，他正确地说出了正确的话。所有写出作品的写作者，都应该感谢他所处的时代，即便多么糟糕，即便多么不讨人喜欢。
青年书评人写道：
“战后，被俘释放的格拉斯义无反顾地重新投入艺术学习中，这是他新生命的开始，尽管此时饥饿折磨着他，青春情欲刺激着他，但对艺术的如饥似渴更让他无比焦躁、日思夜想，他把这种饥渴称为“第三种饥饿”。凭着热爱和坚持，格拉斯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他学有所成，也邂逅了自己深爱的姑娘——安娜。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隐痛。二战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场浩劫，对德国民众也一样。《剥洋葱》始终弥漫着阴沉、冷郁的情绪：家园已满目疮痍，侮辱无处不在。如果说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揭示的是纳粹的残暴和张狂，那这本书就着意于表现战败前后德国普通民众的极端惶恐和不安。格拉斯以平静的语言描述着他眼中的一切，这已不仅仅是反战那样简单，他企图寻找被纳粹、战争压抑甚至粉碎的人性，抚平心中的创伤。通过叙述一次次环境变迁下他个人角色的转换，格拉斯试图让人明白：个人的悲剧始于时代悲剧，也将终于个人努力。《剥洋葱》一书是他个人生活的小传，也是二战前后的德国历史画卷。时代在他身上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有不光彩的影子，有堪称羞辱的片段，格拉斯都一一默认，因为他确实曾是一个纳粹党卫军。
青年紧紧抱住了格拉斯虚构出来的痛苦，以及他内心被描述为不灭的文学艺术梦想，开始发挥想象力，用看似饱满的情感推进文章。他像绝大多数读者一样，轻易地就被格拉斯迷住了，以为撞见了一个勇敢面对历史并进行控诉的良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年就是一个善良的糊涂蛋，没有建立清晰的自我，主动地选择加入歌颂的队伍，他唯一焦虑的是找不出看似有深度的言说方式，而对所说的内容似乎并不关心。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显出无知的可爱来。他一直在重复演绎，操持着貌似丰沛激越的词语，原地转圈，这样裙边甩得更高更婀娜。和格拉斯一样，青年人也在乎自己的姿势，企图将浅薄和煽情遮掩起来。这能唬唬外行，内行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把戏。
还能怎么说这个青年呢？因为虚荣开始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不曾经历过不写就活不下去的刺激和压抑，也没有更多的问题意识和写作意识，这篇书评就是最好的罪状，一篇命题作文。这样的罪证越来越多。对青年来说，高估了自己的才华固然要命，更要命的是没有冲动，心底没有想说的话，尤其是思索过后的理性存在。没有看法，不是不愿意表达看法，而是真的空空如也，无物，也无言。作为意义对应物的词语，当然不会单独存在。即便有言之无物的废话，那也是一种预设好的表演。
青年急于完成作业，本该有的警惕性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求以安全的方式尽快滑向终点，以便按时交稿，以便获得编辑的认可。即便有能力保持一点警惕，避免恶意的推测由此泛起，依旧得承认，青年没有能力去识别格拉斯的困境有多大，即便青年意识到格拉斯参加党卫军有他主动的一面，然而，如何描述这一主动，对青年来说依旧困难重重。加上书评写作被拆解为作者简介加内容概要加图书基本特征，这可以视为具有广告效应的营销文，设想的对象是没有读过书的读者。有一种说法，好的书评就是读者看完后，当机立断下单去买书。青年对此显然保持认同，他写下的每段话，都隐隐约约有一种诱使读者去买书的居心。他不仅想讨编辑欢心，还想讨出版人的欢心，而读者是他哄的对象，并不是取悦的对象。
如果说布罗茨基为了取悦奥登而去写作，被他自述为取悦一个影子，那取悦过去的杰出作家，就是取悦许多影子，取悦那些影响过时代精神生活的逝去的伟大灵魂，而不是取悦同代人、出版商、编辑和评委们。甚至青年连取悦君特·格拉斯的念头都没有，更别说其他的人和作品。
青年书评人用一段看似温情的话作为结尾。
“后来，格拉斯去了巴黎，在一座潮湿得渗水的地下室里，于痛苦和焦灼中，他找到了小说的第一句：“我承认，我是一所疯人院的住客……”然后一章一章写出了日后为他赢得巨大声誉的长篇小说——《铁皮鼓》。
这是一段漂亮的话，也是一段空洞的话，一段匮乏的话。君特·格拉斯写出《铁皮鼓》第一句话，被这个青年描述为类似上帝的赏赐，是对他所经历痛苦和持续寻找的补偿。相比那些被历史和命运选中、满身才华依然兢兢业业勤苦任事的人，格拉斯需要被世人理解和宽恕的东西并不算多。他的处境并不复杂，并且他获得了他期望的，这才应该是他省察的。青年没有就《铁皮鼓》多说哪怕一句，给人的印象像是他没读过，问题是他真的读过，有如此相反的反应，这显然不仅仅是修辞出了问题，根本还是出发点出了偏差。
青年人缺乏什么？经验，积累，成熟（也可谓之狡猾），还有自知，尤其是对自我局限的自我感知和确认。经验可以在持续的实践中慢慢攒起来，积累可以通过岁月的流逝在阅读与学习中慢慢获得，这都是时间的故事，通过时间的历练，多少都有收获。狡猾是放弃自己的单纯，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自知则需要人来协助点醒，这些人又能是谁呢？当然只能是良师益友们。放在一群青年人中，他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这就是青年人的样子。等到拾遗补阙完成，也就告别了青年时期。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如何理解君特·格拉斯呢？如果他需要理解的话。又如何理解格拉斯们呢？只有理解了他，才能对那些永远在装睡的沉默者予以警醒。正如如何理解海森堡、海德格尔等沾有黑色的灵魂。忏悔，应该向神父述说。内省，向自己交代。两者之间的“认罪”，说给了读者听，君特·格拉斯就是被剥下来的洋葱皮。正如德国文学理论家瓦尔特·严斯所说——这只是一位八十岁的老人想把桌子清理干净。与其说他是在忏悔，不如说他是在展示那些洋葱皮。格拉斯除了是文学家，还是画家和雕塑家，最让他焦灼的是受阻的艺术热情和表达欲望。
编辑绿茶收到这篇“及时”的文章后，许是对这位青年的热情和奋力留下了一些印象，也“及时”地发表了，然而青年书评人并没有“及时”地感受到他的善意，还以为自己真的完成了一篇及格的作业。直到他慢慢阅读，慢慢成长，慢慢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才渐渐意识到了这些被忽略的善意，便写下了这篇迟到的文章。对当初的青年来说，这份善意的被感知确实是晚了点，作为回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传递给其他更年轻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