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芑孙《读赋卮言》中的理论主张
【提 要】王芑孙的《读赋危言》是清代中期极具代表性的赋论著作。他根据自己的治学主张和创作经验，写出了这本赋论专著。该书效仿刘勰《文心雕龙》的体例，对赋之起源、流变、休裁及赋之制作等问题都作出了较为系统、完整的论述，提出了许多独特而新颖的理论主张。本文从当时的时代背暴入手，结合作家生平，对该书的创作以及书中提出的理论主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忻和探索，得出了比较客观的认识。
诞生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赋论专著《读赋危言》是清代中期极具代表性的赋学批评论著。其作者王芑孙作为当时重要的赋论家，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观点和主张，使得本书成为赋学批评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存在。《清朝续文献通考》曾经评其为:“盖近人之善言赋，无有过于是书者。"学界对其有一定重视，但是在对于《读赋危言》的全面了解和深入研读上，笔者认为还有进步的空间。本文将以知人论世的方法对该书进行全面观照，探讨其理论主张，以求获得更进一步的认识。
《读赋危言》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为王芑孙早年所作，他心怀大志，意欲效仿刘8(文心雕龙》之体例，为赋学建立一个科学、系统的批评体系，书中主要探讨了赋之源流与流变赋之体裁、赋之创作，献赋和试制度、注赋与和赋以及赋学之根柢等六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虽不如《文心雕龙》之体大虑周，但也已十分难得.
关于赋之源流，王芑孙在《导源》中论述道: 有况赋论言:请陈佹诗，班国言:贩者，古诗之流.单行之始，椎轮晚周，别子为祖，葡况，屈平是也;继别为宗，宋玉是也:追其统系，(三百篇》其百世不迁之宗矣，下此则两家歧出:有由屈子分支者，有目葡卿别派者。“在这段文享中，王芭孙不仅论述了赋的源流，还谈到了其分支，演变，他在论述赋之源流的过程时运用了我日家法制的术语及其组织结构，既具说服力，又十分形象，据此疏理的赋学源流即是《诗三百)，之后是简况，屈平，宋王承此，后又分为以司马相如为首的萄法一派和贾谊为首的屈法一派
首先，王芑孙肯定赋乃古诗之流。他指出赋乃《诗》之“旁出之辞”“每下之说”，对赋与《诗》的关系作了客观的分析。赋出于《诗》，是一种文体脱胎于另一种文体，而不仅仅是继承了一种修辞手法。从内容上来说，赋与《诗》的内在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肯定了赋在内在精神上与《诗》的一致性。从形式上来说，兼有赋、比、兴之义的赋体之产生，正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体逐渐停滞衰退，而五言诗体尚未成熟之时。《诗经》以四言为主，形式比较板重，春秋以后，这种诗体逐渐不能表达人们日益丰富的情感，描述日益复杂的生活。由此来看，赋为古诗之流，是不可动摇的。
其次，王芑孙将萄况与屈原共同奉为赋学始祖。王芑孙从儒家义理出发，认为虽然“飙流所始同祖风骚”，但“荀正而屈变”，苟赋继承了儒家纯正的风雅传统，“《礼》《智》之篇，义征载道《箴》《蚕》之作，理在前民，附庸六义者也”，而屈原则对《诗》的传统有所变异，乃是正变之变，但是王芑孙在此却并没有贬低屈赋之变的意思，而是与荀赋井举，主张一正一变相辅相成，共同尊其为辞赋之祖，两者开辟了赋史上的汉赋二体。此处之汉赋二体，正是以贾谊为代表的骚体财和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散体赋，王芑孙以赋学源流的论述，比较符合赋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迄今为止亦是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审体》一篇中，王艺孙对赋体进行论述，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理论主张，在此之前，他提出要转益多师，目成一家，这是论赋的基础。首先，他认为赋须有情有理，更兼博丽。"诗有清虑之莫，赋惟博丽为能”，赋的一大特征就是铺陈直言，博丽宏阔，但这一特征的前提就是要言之有物，不能清言空谈，赋既是古诗之流，发言为志，讽谕之义必不可少，但是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空谈玄言之弊端，赋又需避免，在江左清言落流诗界的时候赋却能够独善其身，保持其情理同致的风格，同时兼有博丽宏肆之美
其次，王芑孙主张坚持古今融台、雅丽和谐的纯正赋体观，七言五言，最坏赋体”，从《竹房》诸篇来看，王芭孙所说的“七言五言"应是指诗体的五。。七句式，而诗体的七、五言句式在体性上会对赋体造成 或谐或国”的风格之坏。在体制上则会对赋体造成“用数用对 的体式之坏。"谐” 是针对七言而宫，与生俱来的平易晓畅是其基本的风格属性，而这种民间歌谣风格与理想中的赋风是格格不入的。“奥”是针对五言而言，一方面是说其因用“隐语”而显得古奥，另一方面则是说其未经锺炼而古朴质直，而这两者与赋所提倡的雅丽之风并不相合。至于体式之坏，则是说诗的七、五言句式会破坏赋体自有的章法。王芑孙在此反对以七、五言入赋，保持纯正的赋体，追求“雅”与“丽”的和谐统一，其解决之道就是在“力宗汉魏”的同时“下取唐贤”，做到古今融合。
王芑孙论作赋，从立意、谋篇、造句、押韵等角度入手，对作赋过程进行了操作性比较强的指导与论述，又提出要作出一篇上佳之赋，须将功夫下在赋外，首先，作赋之前应先观千家赋:其次，因为兼才学，对创作者的个人表善和学识储备有很高的要求，须得博通经史，王芑孙极其看重赋外之博学功夫，涉猎须广，且不能以功利之心度之。王芑孙认为作赋须熟读《文选》《唐文粹》二书，它们是作赋的前提。再次，王芑孙提出学赋应从小赋始。大赋体大物博，即便是寻览起来也颇为艰难，没有千钧之笔很难成简。而小赋则体制轻便，亦有章法可循，便于入门。从小赋律赋始，除了可以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以此约束心思，坚整笔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清代科举考试的需要，具体说来，一是作赋应以立意为先。《立意》简云:“白傅为《赋赋》，以立意、能文并举，夫文之能，能以意也，当以立意为无。“立意乃是文竟的筋髓，是文辞所以依附之干，文章高下，风骨如何，观其立意便可知。而且立意并非瞬息可成，有时其至要经过数十年功夫，二是谋篇要巧，精巧的布局能够让文章收合自如，条理分明。王芑孙在此指出了谋篇构思的三个阶段，谋于始，则宇宙万物莫不入眼，广泛取材:谋于中，则按照文章立意要求对其进行分类安排其在文章中所处位害，有舍有取:谋于终，则文章脉络已成，挥笔直就，这是继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 神思》之后对于谋篇构思的又一精彩表述，在赋作的结构中，他又十分看重发端和结尾，三是造句坚敦。“不贵尖鲜，务归坚致，坚致意为坚固细密。王芑孙要求辞句要有力度，要有雅琢之功，时之文辞须是经过锤炼的，不可以古直质朴之语直接入文，又不可单纯追求工巧而过于追求生新，阻了文意的表达，其旨归处则是前文所说的雅丽融台。
总的来说，王艺孙论作赚多数还是从律低的角度出发，以满足当时的应试需要。但这些观点也确然为习就者提供了一条利学，正确的路径，且这些主张又果结台他自身的创作主际而言，有很强的主我性。对当时的字者及如今的字界都有不小的启发和助益，但是，其中关于顺，注赋、和赋的观点，书中的论述都较力简略，没有进行系统的考证与梳理，这还需要我们在下一华研完中以此为基点，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以求得一个更为清晰和周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