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小仇造屋记
吕小平
（一）
认识小仇，是在1970年的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是南京人，是知青，却是先期和母亲一起下放到苏北邗江农村插队落户，然后是因为长江坍江才迁到我们生产队来的。
他们新来乍到，没有地方住，便租住在社员汤狗儿家里。汤狗儿家就母子二人，却住着祖上建造的三间两厢带天井的青砖大瓦房。房子虽老旧了点，外墙也开始斑驳，长着青苔，但和村里其它简陋寒酸的社员家住房比，仍然显得宽敞气派。以此类推，我们可以得出汤狗儿家祖上可能是殷实的农户，惟如此，他们现在才有多余的房子出租给下放户小仇母子居住。
当时的小仇约莫二十岁左右，个头很矮，娃娃脸，鼻梁处还长着一些细细碎碎的雀斑。和绝大多数知识青年相比，矮小的小仇就像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
小仇的母亲不到五十岁年纪，个头不高，端庄大方，看得出来她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胚子。她讲话的声音低低的，柔柔的，不急不缓，给人的感觉贤淑有教养。
小仇母子租住的汤狗儿家的这间小屋不足二十平米，在客厅的后面，显得又高又窄，阴暗潮湿。小小的房间里搁了两张床，一张桌子，另外加一个碗橱，再加一些煤油灶之类的生活用具，屋里基本上就没有多余的地方了。
第一次和小仇母子见面，就见到如此寒伧凄凉的场景，心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看到小仇大孩子般亮晶晶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尴尬和无助愁苦，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和难过。
聊天以后我们知道，小仇的父亲已经过世了，他排行第六，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已经出嫁了，两个哥哥一个下放到新疆某农垦建设兵团，一个下放到内蒙古当了插队知青。按照相关政策，他们这种单亲母子家庭，不应该再动员下放了，却不料他和母亲仍然被下放到了苏北邗江某生产队插队落户。
他们插队的生产队地处江边，除了穷，还经常发生坍江，为了不受坍江之苦，也为了离他们的家乡南京近一点，他们母子俩托人迁入我们生产队，这样毕竟又到了江南，远离了受坍江之苦的苏北农村。
据他说，他们在苏北用下放安置费建造的住房已经因坍江沉入了江底，现在迁到江南，国家不再发安置费，他们母子俩只能临时租住到农民的房子里当农民。他们说，不知道这种情况要持续多长时间。
小仇一口浓浓的南京话，伴随着他讲话的是不时地叹息声。看现状就知道，他们母子俩现在的处境凄惶又窘迫……
那一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就和另一个苏州知青阿金一起告辞了。
走在路上，我突然感觉到小仇母子俩不像是个下放人员，而更像是个逃难的难民。
（二）
小仇那种如影随形的愁苦，无助，凄惶，窘迫，以及说不出来的幽怨和惆怅的神态深深吸引了我，让我动了恻隐之心。虽然我那时还小，但我觉得我或许能给他提供一些帮助。就这样，我和小仇就成了朋友。
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唱歌，参加生产队劳动。他也经常和我讲发生在南京的他们学校和社会上的奇闻轶事，让我确认他是一个初中生，而不是一个没有上过学的社会青年。
然而，我一直搞不懂，他作为知青一个人下放插队就可以了，为什么让他的母亲也要跟着一起下放呢？
后来小仇给我看他家的影集，我从中看到了他们家的全家福：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他的父母亲。照片中他的父亲五官端正，表情严肃，是一个老工人的模样。可是后来我又看到他父亲的另外一张有点泛黄色的彩色照片，却是一个理着平头，穿浅色西装，扎桃红领带的气宇轩昂长相极其英俊潇洒的美男子。
通过两张照片的对比，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一些什么。猜到了为什么有关部门已经把他的两个哥哥下放到边疆，最后仍然要把他们母子下放到苏北农村，而他们母子却无力抗拒的原因了……
小仇的母亲住了不长时间就回南京了。她是抹着眼泪走的。她舍不得儿子，但她没有办法：母子蜗居在如此小的空间里，衣食住行诸多不便。她这个年纪了，既不能和社员一起去种地，待在家里也帮不了什么忙，不如到南京去依靠三个已出嫁的女儿，帮她们带孩子做饭，浆浆洗洗，虽然这样要看女婿的脸色，但总比待在上无片瓦 下无立锥之地的农村强啊！
小仇的母亲走了以后，每天要出工劳动的小仇便进入了饥一顿饱一顿的独立生活模式。房子小，无法烧大灶和使用煤炉，只能靠煤油炉做饭，于是屋里永远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煤油的臭味。
也许这一种无法消散的煤油臭，引起了爱干净的并患有帕金森氏综合征的汤狗儿老娘的反感，也许，还有没有谈拢的房租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汤狗儿老娘后悔把房子出租给小仇，于是下逐客令，要小仇到外面另租房子住。她说，他们家的房子不租了。
汤狗儿老娘态度的急遽变化，打了新来乍到的小仇一个措手不及，让他一时惶惶然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和阿金听说汤狗儿老娘不租房子了，要赶小仇走，吃了一惊，立刻找汤狗儿转圜，让汤狗儿做他老娘的工作。汤狗儿也给面子，答应劝劝老娘。
然而就在这时候，小仇的家乡南京突然来了不速之客，这是两男一女三个人。他们自称是小仇的同学，吃住都在这里，白天三人一起上街，晚上回来喝酒唱歌……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好惬意，却不料好景不长，突然间，村里来了几个公安要搜查小仇的住处……
汤狗儿老娘这下彻底翻了脸，她说，家里宁可养老鼠也不让小小仇住了。
（三）
小仇这如天上掉下来的三个同学的出现，曾经在村里引起轰动，他们都是十七八岁年龄，一色的俊男美女。特别是那位姑娘，除了惊人的美貌之外，还性感洋气，周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让人一看眼睛就舍不得离开了。刚搬完家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小仇的人生正处在一个落寞、沮丧和苦闷的低潮期，他的几个青春靓丽气质非凡的南京“同学”的到来，犹如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让他精神一振，立刻觉得在村里社员面前有了面子与荣光。他除了倾尽所有招待他的“同学”以外，还请我和阿金这些朋友到他的屋里去玩。那天，我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好闻的异香，于是猛吸一大口，屏住气，舍不得吐出来。过半天，实在憋不住了，才呼出一口气。瞅个冷眼，我悄悄地问阿金：“这是什么香味？”阿金是苏州知青，他爸原来是苏州光明丝织厂的厂长，所以他也是干部子弟。他从小在开放城市——苏州长大，自然见多识广，他低声告诉我：“这是喷的香水，在苏州只有外国女人才喷……”喷香水的姑娘身材颀长，亭亭玉立。在那个极端封闭保守的年代，她却烫着一头大波浪卷发，那秀发乌黑浓密，瀑布似的披在肩上，衬得她的小脸蛋又白又嫩，吹弹可破。她的脸雪一样的白，弯弯的眉毛漆一样的黑，小嘴唇鲜红鲜红……这简直就是天上的仙女到了人间。然而这“仙女”抽烟，喝酒，唱歌，说笑话，样样都来……她不停地指挥着两个男“同学”干这干那。而两个“同学”被指挥得陀螺似地直转，却做低服小，笑嘻嘻地一句怨言都没有。有一天，他们又上街去了，傍晚时分村里来了三个穿便衣的人指名要找生产队长，当生产队长朱有喜过来以后，其中一个人掏出了工作证在他面前一晃，说：“我们是公安局的，现在要请仇锦平配合调查……”听说是公安，朱有喜吓了一跳，不知道小仇捅了什么漏子，当他问清楚小仇那三个“同学”原来是小偷以后，他塌下心来，于是立刻向公安证明小仇在生产队表现良好，他绝对不是小偷，可以配合调查，但不要带他去公安局拘留。小仇被人从干活的地里喊回家，一见公安，吓得面无人色。他配合公安把三个“同学”所有的行李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赃物。有个公安居然把那姑娘花花绿绿的卫生带都打开用手捏着检查了一遍，还笑着自嘲说：“你看我们干的什么工作？这种东西也要检查……”在队长朱有喜和会计纪安富的力保之下，小仇没有被带走，算是逃过一劫，但按下葫芦浮起瓢，房东汤狗儿老娘立刻抓住把柄，要小仇立刻搬家另觅住处。老太婆还很有预见性地说：她不能把黄鼠狼养在鸡窝里。
小仇“同学”们的东窗事发，晴天霹雳一样，把小仇给打蒙了。公安走后，小仇脸色惨白，失魂落魄地坐在椅子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由于受到惊吓和刺激，他夹烟的手都在颤抖。天渐渐地黑下来，他没有点灯，就坐在黑暗中，泥塑木雕似的。他的脑子浑浑沌沌，一片空白。好久好久，他慢慢地回过神来，经历这次风波，他知道汤狗儿家是无法再住下去了。屋外，汤狗儿母子俩还在高一声低一声地数落和指桑骂槐。小仇只能默不做声。我去的时候，小仇才在黑暗中摸索着点上灯，惨白的灯光下，他垂头丧气，苦着一张脸，仔细一看，就像刚哭过似的，还有泪痕……汤狗儿老娘见到我来了，便凑上来庆幸地说：“得亏我家早有准备，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否则他们几个毛贼临走一个大卷包，我家的损失就大了……”我听了有气，说：“你家孤儿寡母，除了这破房子，有什么值得人家一个大卷包偷的？”汤狗儿老娘被我噎得一口气上不来，她用手指着我，说：“你……你……你……小小年纪嘴跟刀子一样的”，说到这里，她又蛮不讲理地撒泼：“反正我不管，三天之内小仇要找地方搬家，否则不要怪我老寡妇……”就在这时候，经常喜欢和我们一起玩的社员张开兰跨进门来。他听了汤狗儿老娘的话便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便一五一十地把小仇南京“同学”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听了颇不以为然，说：“一码归一码，不要胡萝卜炒饭瓜，把不相干的东西搅在一起……”他见小仇一声不吭地坐在那抽闷烟，便很仗义地对他说：“我有一间老房子，现在做柴房，你不嫌弃，就临时住进去过渡一下。明年春天我要捉羊子来养，我没有羊圈，晚上只有关在柴房里面……所以，你要尽早想办法找到新的住的地方……”小仇被汤狗儿母子逼得走投无路，听说张开兰可以提供一间柴房让他住，不禁喜忧掺半。喜的是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忧的是就像野狗一样居无定所，明年春天以后，到哪里再找到新的地方住呢？
张开兰的这间柴房应该是过去的老屋，有些年头了。青砖砌的墙上已经渗出了白花花的盐硝，很多地方开始变形凸起，长着青苔和藤萝，很有些岁月的沧桑气息。屋里的地面很潮湿，必须要垫一层黄土才能住人。房子还要隔间，外面仍然是张开兰家的柴房，里间住人，所以必须要安装一个门，这才像个家。抽了一天时间，我和小仇用拖车拖来黄土把地垫了一层，然后夯实。又请个木匠师傅用芦蓆隔了间，再装上一个简易门，新家就拾掇好了，于是择日搬家。小仇终于离开了住了几个月的汤狗儿的那个阴暗潮湿的家。用当地人的话说，叫屙屎离他八丈远。新家虽然由柴房改造而成，是名副其实的陋室，但却是独门独户。大门和张开兰合用，但他堆放或者取柴禾的时候才进来，所以事实上是小仇一个人独居一套房子。新居落成以后，这破烂的房子突然间有了人气，几乎成了我们的文艺沙龙，每天晚上，我们除了聊天，就是在唱歌，在这种自由自在的快乐氛围中，小仇的心情也慢慢地好了起来。我们唱的都是当时的禁歌，如“在那遥远的地方”，“康定情歌”，“哎哟妈妈”，“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有时候，小仇也会唱当时流传甚广的“知青之歌”，这是由他的故乡某南京知青作词作曲的一首怀念故乡南京的歌曲。大概是由南京人唱由南京人作词作曲怀念故乡南京的歌曲，小仇唱这首歌的时候，往往十分投入和忘我，唱着唱着，就陷入了特定的离愁之中而黯然神伤，继而潸然泪下……过年以后，春天就到了。张开兰的柴房里柴草越来越多，这些柴草除了要小心火烛怕失火以外，本身就是寄生虫虱的温床，中间的隔形不隔音的芦蓆隔间根本挡不住虫虱的越界进攻。每天晚上，小仇都要进行人虱、人和臭虫之间的大战……大战的结果是，掐死的臭虫血把被褥都染红了，小仇自己也被咬得一身的风疹块和红痘痘，如果看腿上，黑毛白腿红痘痘之间，就有点像夏天卖的赤豆冰棒……
为了彻底消灭柴草中孽生的大量虫虱，打退它们的猖狂进攻，小仇要来了剧毒农药六六六粉把屋里的墙角全部洒了一遍，可是没有想到虫虱没有被消灭，他自己反而熏得头晕呕吐出现了中毒的症状，吓得赶紧又将屋里的六六六粉全部清理掉，就这样屋里还残留着农药味，晚上只好开着门睡觉……屋里虫虱泛滥成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不多时，张开兰又捉来了三只小羊养，他每天早上牵出去让它吃草，晚上牵回来就拴在柴房里，于是霉烂的柴草味道中，又羼进了羊的羶味和羊屎豆的气味……在当时的农村，家里堆柴草很常见，人畜混住却不多。张开兰现在的行为是一种表态，带有某种暗示性。但这也怪不到人家，人家早就申明在先并履行了告知义务。是小仇自己找不到房子搬家，习惯性地拖着一天天住下去。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张开兰的态度很明确：他要收回房子了。本来讲好了就是过渡一下，再说他是一个经济拮据的农民，房子并不宽裕，他不可能无偿地让你长年累月地住下去……在我们的建议下，小仇向大队和公社知青办都写信反映了情况，把现状描述得惨不忍睹，要求政府给予解决他这个下放知青的住房问题，然而石沉大海……是啊！本来他们母子的安置费在苏北已经使用过了，现在的政府并没有义务为他再次提供住房。天气慢慢地热了，屋里的霉味和羊羶味混合在一起开始发酵……小仇住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煎熬……村里本来光棍多，很多人家在经济条件向好的情况下就着手准备盖房子，主要的目的就是筑巢引凤，让光棍儿子能娶上老婆。人往往是环境的产物。当我发现有社员在盖房子为之高兴的时候，自己也会受到某种影响。突然间，有一天就有一个念头闪现在我的脑海：小仇为什么就不能也盖一间房子解决住房问题呢？有了这个想法我吓一跳。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小仇，他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没有钱，我连吃饭都成问题……”“到南京找三个姐姐想想办法……”我为他出主意，怂恿他说。小仇叹息着摇头：“三个姐姐两个当工人，一个大姐当老师，工资都不高，有一个娘要养，还要资助新疆和内蒙古的两个插队的哥哥，实在开不了口。”虫虱肆虐羊羶味袭人的柴房已经实在无法再住下去了，解决新的住房问题刻不容缓。我对小仇说：“盖一间房子并不要花多少钱，如果你缺钱，我想办法帮你解决一点，其它的你自己来凑如何？”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小仇沉默了，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掏出烟来抽，他分明是被我的话说动了。
毛主席语录：脑筋一动，智上心来。为了帮小仇筹集资金，我突然想起了因土地征用在谏壁砖瓦厂土方队翻土方的社员章道智得了黄疸肝炎，正在家里休息养病，这样需要几个月时间，不如找队长去打招呼让小仇去顶岗干几个月，挣点钱回来就可以盖房子了。当时我们村里的农民工进工厂，基本上都是做苦工。翻土方属于重体力劳动，很苦很累很危险，弄不好还会被土方砸伤砸死。但这些工作收入也高，好一点，月收入可以达到一百多块钱。土方翻得好，几个月的工资就可以盖房子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小仇，他愣了一下，很快觉得可以一试，他现在走投无路，只要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他也豁出去了。我立刻去找队长朱有喜蹉商，让他去说服土方队的队长让小仇顶岗。朱有喜是接替我父亲和老卞当的生产队长。他也早听说了小仇遭遇的住房困境，却爱莫能助，听了我的想法，他笑道：“脑子给你们动空了。”朱队长很帮忙，立刻去找厂里土方队的队长沟通，队长是隔壁村上的人，听了知青小仇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意小仇去顶岗推泥车，虽然是小工，但工资并不低。翻土方很累，而且时间长。往往一大早就上了工地，傍晚天擦黑才能回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多出土方，多拿钱，因为翻土方是计件制，要按土方量核算收入。有个把礼拜没看到小仇了，再见到他的时候见他又黑又瘦，像个小老头，但看样子，好像精神头还行，两个眼睛还是那么亮亮的。我问他：“怎么几天就瘦成了这个样子？”他说：“泥车太重了，从早要推到晚，刚开始不适应，腿就像要断了似的。”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脸上一红，又说：“太累了晚上睡觉像条死猪，不知不觉地就经常跑马（遗精）……”我开玩笑说：“‘跑马’是想你那个美如天仙的女‘同学’了吧？怎么早不跑迟不跑，这个时候跑？”我说：“你顶岗干几个月，等章道智病好了上班，你就回来了。我们把房子建起来，你再找个农村姑娘结婚，就在这里扎根一辈子，省得你经常‘跑马’……”小仇闹了个大红脸，便掏出烟来抽，以此来掩饰他的尴尬，不再搭我的腔。
就在章道智病愈上班去替换小仇的时候，小仇却在工地出了事，他被放山时土方上跳滚下来的一个鸡蛋大小的土块砸伤了脚腱。到医院拍片检查，好在没有伤着骨头，就是脚踝肿得厉害，无法走路，这样小仇没法再去翻土方了，正好章道智也病愈上班，于是他们一进一出进行了无缝对接。小仇一瘸一拐在家养脚伤的时候，我们开始了盖房子的策划和筹备。首先生产队同意划拨一块宅基地，就在汤狗儿家的北边，地势略高。这块地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划拨，主要是它靠村子太近了，种什么不是被偷了就是被鸡鸭啄食一尽，所以成了鸡肋和包袱，知青小仇要盖房子，正好用照顾的名义顺势划给他。这块地成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窄，大约有半亩地左右。给小仇盖一间小房子很合适。村里人听说小仇也要盖房子，都主动过来帮忙，有人帮着联系瓦木工，有人帮忙买材料。特别是大队书记的儿子长圣的加入，让事情变得容易了很多。长圣原来做过瓦匠，所以对盖房子熟门熟路。经过他的建议和运作，能节省一些费用，特别是盖房子必不可少的瓦木工，很多人买他的面子，甚至可以不管饭不要工钱。我们把所有的材料费和工钱都经过了计算，发现还是有缺口，便决定不完全用砖墙，即外墙用砖头，里墙可以用土坯砌成，这样省钱，还冬暖夏凉。土坯要在夏天的高温季节打，这样可以借大太阳炙烤把它迅速晒干，然后堆码起来备用。当酷热的夏天来临的时候，小仇的脚踝跟腱受伤还没有完全好，走路还是一瘸一瘸的，但他已经在宅基地着手打土坯了。先用推车运来上好的黄土，将其敲碎晒干，再加水濡湿，干了不行，太烂了也不行，干湿比例要恰到好处。再按比例兑入石灰和用作纤维用的麦穗子，搅拌均匀。在工厂里，砖泥的搅拌都是由机器来完成，这里没条件，小仇便脱了鞋用脚去踹泥，他受伤的跟腱还没有完全痊愈，所以他每踹一下都疼得钻心，但他为了建造自己的房屋和棲身之地，硬是咬着牙拼了。
骄阳似火，当毒辣辣的日头晒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小仇的砖坯打得如火如荼。打砖坯需要模具，把搅拌好的泥块用力拍进去，再用纲丝弓刮一下，然后将模具提起来，一块砖坯就打好了。相对于和泥踹泥，打砖坯要省力一点，但它要乘太阳和高温。人在酷热的环境里，衣服很快就被汗湿透了，一直湿到半截裤腰，水淋淋的，人就像水里捞出来一样的。太阳的紫外线会灼伤人的皮肤，当小仇把预算好的砖坯都打好以后，他的手臂和肩膀都已经晒脱了皮，就像蜕壳的蛇皮一样，轻轻地一撕就下来了。头上戴着草帽也没有用，脸上的皮肤仍然会被灼伤，慢慢地也会蜕皮，把它撕开，脸上就会显出嫩红嫩红的肉来，看着人心疼，所以脸上蜕皮不能撕，让它自然脱落。一张斑驳脱皮的黑脸庞，也显出岁月的沧桑。在夏秋之交，小仇盖房子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毕，选了一个好日子，书记的儿子长圣带着一帮瓦木工来，一声令下，便开始砌房子。一霎时工地上大呼小叫，干得热火朝天，呼叫小仇的声音不绝于耳。可怜小仇瘸着一只肿脚，不断地跑来跑去，打泥搬砖，忙得屁颠屁颠的，连中午饭都没有时间吃。
到下午四点钟左右的时候，一间五架梁的小房子就已经建好了：顺着地势，座西朝东，朝南的山墙上开门。进门有个隔间，外间还盘了大灶，里面是卧室。两个隔间的朝东方向都开了窗户，整个房子的采光通风都好，而且独门独户，和张开兰的老旧破烂肮脏的柴房相比，不啻是天上人间。房子建好了，忙了一天的师傅们收拾工具走得不见踪影，只剩下我和小仇两个人。不知道有心还是无意，师傅们把活都干完了，却独独把室内的粉刷给忘了。室内的内墙用的是会剥落的土坯砖，必须要用石灰泥粉刷起来才能住人。而这粉墙的活儿恰恰我会干，便卷起袖子开始动手。小仇劝我说：“今天累了，明天再干吧。”我说：“今天不成功，明天拖到中，不如一鼓作气把它粉刷好，你今晚上就可以住过来了。”还沉浸在新房落成的兴奋和喜悦之中的小仇觉得有理，便不再阻拦我，他自己除了配合我粉刷墙壁，自己也忙着洗锅烧灶，准备做饭吃。用石灰泥粉土坯墙，要粉三遍墙才能粉平，所以房子虽小，工程量巨大。当我腰酸背痛地把所有墻面都粉完的时候，已经花费了几个小时。然后我又帮着小仇到老屋里搬家具，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才把一些简单的桌椅床铺和水缸柴米搬了过来。新房子，家具一布置，马上温馨感就出来了。这时小仇开始做饭，他对我说：“总共还有二斤米，我们今天一起煮着吃了。”大米饭，外加煮大白菜。我的肚子太饿了，饭一上桌，狼吞虎咽，吃得挺香。再看小仇，他吃了几口就不吃了，却皱着眉头，又抽开了烟。罩子灯的光晕中，我见他气色不好，以为他忙了一天，是累的，饿的，也就没有在意。
第二天上午有人告诉我，小仇病了，得了急性阑尾炎，已经被送到了丹某镇医院，下午就要动手术割阑尾。我一听，心塌了下来，觉得割阑尾在任何医院都是一个小手术，不会出任何危险和问题。于是吃过中饭我和阿金拎着一罐家里煮好的鱼汤往医院里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两点多钟了，刚走进小小的镇医院大门，就隐隐地听见手术室里有一个人在惨叫，叫声凄厉惊心……我一听，愣住了，这声音好熟……这不就是小仇的声音吗？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向手术室奔过去，到门口就被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拦住了，说：“正在做手术，不能进去……”我说：“这是我的朋友小仇，做个阑尾手术怎么疼得这么厉害？”医生约莫四十几岁，仪表堂堂，秃顶的头颅亮得像屋顶上的电灯泡。他看着我，用一种专家的口吻内行地劝慰说：“小手术，总有点疼……坚持一下马上就过去了……”他向我解释：“我们医院现在手术不再全麻，全部采用中西医结合的针刺麻醉……这样术后恢复快，没有后遗症……”我一听，立刻脊梁骨发凉，头皮发麻。针刺麻醉？这不就是扎针灸麻醉吗？如果不疼，人会发出杀猪一般的惨叫声？这么想着，浑身先是起了一阵鸡皮疙瘩，紧接着就开始发热，然后又发冷，又发热……就像打摆子似的，冷热开始交替。很快，头上的汗就渗出来了。苏州知青阿金的年龄比我大很多，见多识广，他一听说用针刺麻醉，脸色也陡然变了，气愤地说：“这个玩笑开大了！我们要找院长……”这个穿白大褂的人说：“不用找，我就是院长。”说完他顿了一下，又安抚我们说：“现在全市医院，小手术都是针刺麻醉，不再全麻，不信你可以去问……”我们还想和院长交涉几句，这时手术室里的惨叫声停歇下来。一会儿门开了，打着吊瓶，躺在床上脸色惨白的小仇被车子推了出来。我和阿金赶紧迎了上去，小仇就像在生死线上才挣扎回来，虽然清醒着，却已经精疲力尽，他用泪汪汪的眼睛看着我和阿金，算是打了招呼。乘着护士扶小仇上床帮着挂吊瓶忙碌的时候，我和阿金气不忿，还是决定去找院长交涉这针刺麻醉是不是靠谱。没想到院长摊开双手反问我们：“你们说针刺麻醉和不麻醉那个更疼？”“这不就对了吗？”院长理直气壮地对我们说：“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尝试和适应的过程，年轻人为我国家的医疗事业作点贡献，这是应该的，这就是爱党爱国啊！”我们知道碰到了厉害角色，再说也是白说，只得悻悻而退。
此时的他，胡子拉碴，面色苍白，双颊瘦得凹陷进去。他的脸本来就小，这样一折腾，鼻梁处的雀斑更显眼，更显憔悴。怕他大病初愈累着，我们让他躺在床上休息，开玩笑地问他：“你当时为什么叫得那么大的声音？”我取笑他：“我和阿金当时都以为进了屠宰场，那声音，直刺苍穹……”小仇苦笑了一下，然后坐在床上默默地抽烟，他的思绪仿佛还沉浸在当时的情景之中。稍顷，他幽幽地又像是有点回味地说：“手术前，进来一个小护士要帮我刮卵毛，我不好意思，想自己刮，可是肚子疼得实在受不了，只好让小护士帮我刮了……”我和阿金听了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拍掌说：“好啊！自家的屌被人家看去了……”小仇看我们在起哄，脸微微一红，他想忍住，最后还是没能忍住，情不自禁地也跟着我们一起笑了起来。这一笑，也意味着他以前遭遇的所有的厄运和苦难都过去了。房子刚建成第二天，小仇就罹患阑尾炎，动了手术，村里的老人都认为不吉利，是冲撞了神灵。他们认为动土前至少应该敬敬土地敬敬神，上粱的时候要放一挂鞭炮……偏偏他什么都没有做，就这么闷声发大财地把房子建了，还当晚就住了进去，这样不遇见鬼能遇见谁？然而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转年的年底，在一点征兆都没有的情况下，小仇办起了知青上调手续，随后，他们母子俩便将户口迁回到了故乡南京。
在这之前，我曾经开玩笑说，他如果将来回南京，房子可以转让给我，让我以后一个人住在这里观花赏月，读书吟诗，过一种农忙种地，农闲读书，闲云野鹤一般的生活。
现在，他们母子当真上调回城了，我为他们美梦成真由衷地感到高兴的同时，心里也有一种淡淡的惆怅和失落。
临走前，小仇来向我告别，并提出兑现承诺要把他的小房子赠送给我。他说他永远都不会忘了我们之间的珍贵友谊。我们是永远的好兄弟。
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我认为他千辛万苦建成的这间房子或卖或送，都应该让它效益最大化。我对他说：“你是知青能够上调回城，我也享受知青待遇，我难道就不能上调回城吗？”
小仇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
小仇走了，他把房子送给了大队支书的儿子长圣，对此我能够理解。在农村历经坎坷磨难的他，把房子送给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终于回到了故乡南京，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就够了。
作者简介：吕小平 出生于1957年 籍贯江苏金坛 1970年随父亲干部下放镇江谏壁公社长岗大队插队落户 1978年知青上调在供销系统工作，历任股长、经理、主任等职务 1998年下岗创业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