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富：风雨豁蒙楼（南大往事之十三）
一个城市往往有一个最佳观景点，南京的最佳观景点在鸡鸣寺的豁蒙楼，南京大学著名教授、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朱偰在《天风海涛楼札记·金陵山水最佳处》一文中说：“从鸡鸣寺豁蒙楼而望，则重峦叠嶂，烟岚缥渺，覆舟山、天保城，紫金山，参差罗列，尽侧看成峰；其北则平湖十里，挹翠拖蓝，山光水色，掩映柳丝菰蒲间，诚得湖山真趣。”
朱偰
意犹未尽，他在同书《鸡鸣寺》一文中还谈道：“豁蒙楼盖取少陵诗‘忧来豁蒙蔽’之意；遥对钟山，近揖覆舟，俯瞰台城，下临后湖，湖中凫雁，依窗历历可数。每当秋夏之交，登临远瞰，荷花万顷，红碧倾堕，如汉宫晚景，尤为佳绝。王士祯诗云：‘白门柳色残秋雨，玄武湖波澹夕阳’，更极写其秋色，盖为金陵城内登眺之唯一胜地。”
《天风海涛楼札记》
在豁蒙楼不仅能看到美丽的湖光山色，还能领略到近代中国的政治风雨。
豁蒙楼是两江总督张之洞创意建的，匾额也为张之洞所题，其跋云：“余创意于鸡鸣寺造楼。尽伐丛木，以览江湖。”“用杜诗‘忧来豁蒙蔽’意命之。光绪甲辰（1904）九月无竞居士张之洞书。”
张之洞
张之洞为何创意建豁蒙楼？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豁蒙楼》一文披露了其中的秘密，是为了悼念在北京菜市口被处死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四川绵竹人，是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时最得意的门生，后来成了他的幕僚，十多年中，凡送呈朝廷的奏疏多出自杨锐之手。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创办两湖书院，史学课程即由杨锐负责。
杨锐
光绪二十年（1894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某夜，风清月朗，便衣简从，与杨叔峤锐同游台城，月下置酒欢甚，纵谈经史百家、古今诗文，憺然忘归，天欲曙，始返督衙。置酒之地，即今日豁蒙楼基址也。”
不过他们出经入史，谈诗说文的目的，不是附庸风雅，而是为了讨论时局。譬如杨锐反复吟诵杜甫的那四句诗：“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就和当时的政局颇为贴近。
杨参军绘《戊戌六君子祭》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后，举朝主战，但是前线却不断传来失败的消息，而宰相重臣中，没有一位能扭转局势，这两位担心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志士怎能不忧心如焚呢！
张之洞去世后，樊增祥尝撰挽联云：“取海外六大邦政艺，豁中华二千载颛蒙，弱者使强，愚者使智；有晏婴三十年狐裘，无孔明八百株桑树，公尔忘私，国尔忘家。”樊增祥师事张之洞，对张之洞还是很了解的。此联道出了张之洞创建豁蒙楼的现实意义。
豁蒙楼匾额
在张之洞看来，“豁中华二千载颛蒙”的药方就是八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西学为用”而言，张之洞可谓竭尽了全力，所到之处积极兴文教，办实业，造枪械，练新兵，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舜徽在《爱晚庐随笔·张之洞有志匡济》一文中说：“其一心为国，未暇顾及其私也。及其没，而全家数十口，乃至无以为生。”张之洞未能挽狂澜于即倒，问题就出在“中学为体”四个字上，中国数千年所形成的封建体制腐朽到了极点，是不可能让中国富强起来的。
就以建豁蒙楼而言，继任者两江总督端方对张之洞的用意毫无领悟，将之变成了官僚们宴乐的场所，在繆荃孙的《艺风老人日记》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
昔日的鸡鸣寺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清政府很快就土崩瓦解了。之后，豁蒙楼成了文人游览雅集的场所。梁启超曾来过这里，他不仅为豁蒙楼重题了匾额，而且还撰写了一副对联：“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
登斯楼也，他自然会想起身处其境的戊戌变法，会想起被朝服斩首的杨锐，会想起辛亥革命的风暴，会想起军阀混战的雾霾。其心情就像风雨交织的眼前景色，说什么也开朗不起来。
梁启超
胡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也来过这里，后来还写过一首诗，题为《送叔永莎菲到南京》，其第一节为：“我们去年那夜，豁蒙楼上同坐；月在钟山顶上，照见我们三个。我们吹了烛光，放进月光满地；我们说话不多，只觉得许多诗意。”
这首诗作于1921年12月8日，写的是上一年的事。
胡适
此时的胡适正处于而立之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通过了博士学位考试，回国后不久便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与中卷，以及《胡适文存》第一集业已出版，他所倡导与积极参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春风得意的他觉得豁蒙楼上处处都充满着诗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的元旦，黄侃等七位教授的豁蒙楼联句。
黄侃
程千帆曾对学生们谈起过这件事：“当时在中央、金陵两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都是一些学术文词兼擅的先生，每逢春秋佳日，他们便集会在一起登高赋诗。我现在还保留着一件珍贵的文物，就是1929年老师们豁蒙楼联句的手迹。这是七位老师用鸡鸣寺中和尚的秃笔在两张长条毛边纸上写的，每人写上自做诗句，并署名其上。”
这件珍贵文物被黄侃携回夹在一本书中，直到1964年，黄侃的侄子武汉大学教授黄焯偶然发现了这件遗物，并将它赠给了当时也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沈祖棻，他还写了一篇跋：“己巳（1929）冬，先叔父季刚先生邀陈伯弢、南京王伯沆、胡翔冬、胡小石、彭泽汪辟疆、南昌王晓湘先生，集南京豁蒙楼联句。此稿存先叔父遗书中，今以奉子苾世姊。甲辰（1964）秋，焯。”
附记云：“汪旭初先生当时因事未及与会，吴瞿安先生当时尚未至中央大学任教，故未列其中。”
豁蒙楼联句
七教授豁蒙楼联句的具体时间为1929年元旦，这在黄侃日记中有明确记载。沈祖棻是黄侃的学生，沈祖棻在《履历表》上曾谈到她的字“子苾”就是黄侃为她取的，而她在诗词创作方面更是获得了汪东与吴梅的赏识与嫡传，所以黄焯将《豁蒙楼联句》手稿传给沈祖棻当然是再恰当不过了。
沈祖棻去世后，这件珍贵文物由她的丈夫程千帆保存，后来程先生将其捐赠给了南京大学图书馆，我恰好见证了这件事。
昔日的鸡鸣寺
程先生在1990年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马先阵馆长及徐有富等来，取去校友书画38件。”接着又在同年6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捐赠书画，在图书馆举行仪式并展出，奖千元。”
有人不无遗憾地说这批书画要是传给子女，拿去拍卖，那将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而程先生恰恰担心他所珍藏的书画与图书身后散去可惜，所以才于生前将其分别捐赠给了一些博物馆与图书馆。《豁蒙楼联句》保存于南京大学图书馆可谓适得其所。
2014年南京大学文学院于建院百年院庆之际，曾按《豁蒙楼联句》原件尺寸复制，以飨校友与来宾，使这件葆有前辈学人流风逸韵的珍贵文物化身千百，广为流传，算是实现了程先生捐赠这件珍贵文物的初衷。
民国间从豁蒙楼所拍城墙和玄武湖照片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南京于同年12月13日沦陷，随即被屠城，30多万同胞惨遭杀害，豁蒙楼附近的北极阁就是同胞们惨遭屠杀的遗址之一，谁还敢再登豁蒙楼呢？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文汇报》记者黄裳方才旧地重游。他在1946年9月4日写的《鸡鸣寺》一文中谈道：“到了鸡鸣寺，看了‘胭脂井’，旁边一位背了枪的‘同志’警告我不可久留，因为这儿已经成了‘军事重地’了，防空司令部在此办公。”
“走进鸡鸣寺中一看，‘豁蒙楼’安放了几十张床铺，两张办公桌子，玻璃窗上写了‘谢绝参观’的‘美术字’。”看来豁蒙楼已成了国军防空司令部的宿舍。
黄裳《金陵五记》
好在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第二年春天，黄裳又重游故地，还写了篇《豁蒙楼上看浓春》，当时豁蒙楼刚刚开放，匾额为时任民国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所书，时为民国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的周钟岳还撰写了一副对联：“龙战初平，且喜河山尽还我；鸡鸣不已，朅来风雨正怀人。”
民国政府“总统府”三个字，就是周钟岳书写的。可见其书法、资格与人品还是被认可的。他坚持团结抗争，反对分裂摩擦。“河山尽还我”当然令人高兴，但当时全面内战早已拉开了序幕，又令人忧虑，所以下联充满了黯淡的色彩，后来他终于急流勇退，解放后还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周钟岳题总统府
解放后，豁蒙楼倒比较清静，有些青年学子还在这里读书学习，饿了就在这里买一碗素面，两麻油蔬菜包子，称得上价廉物美。
诗人忆明珠在《鸡鸣寺》一文中回忆道：“我在三十年前，每游鸡鸣寺，不去别处，总是径直走向豁蒙楼寻个座位，喊壶茶来，慢慢地品啜。那时游客寥寥，偶尔可闻隔座低语声，嗑瓜子声、翻书声。一二老尼姑从容不迫地照顾客人用茶用点，多是静坐守候，偶尔也可闻他们喃喃诵经声。板壁上高悬观世音画像，香炉中升起袅袅音篆，异香盈室。这环境，简直像是名士的书斋。”
忆明珠
但是，豁蒙楼的宁静终于被打破了，“文革”中，鸡鸣寺改建成了工厂。
“文革”后，黄裳再次来到鸡鸣寺，发现大门紧闭，还挂着“闲人免进”的牌子。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位工厂的留守人员，方才打听到一些情况。
黄裳
他记叙道：“厂是停办了，因为已经决定要恢复鸡鸣寺。重建的一百万元经费已经拨下，只是由于人工、材料缺乏，看来要到一九八〇年才能慢慢动手。十多年来，鸡鸣寺经过破坏、火烧、拆建，原来的遗迹，据说已经没有什么留存。这时我就顺便提出让我们进去看看的请求，同时摸出了证件。那人为难地一笑，委婉地谢绝了。他说：‘还是不看的好。看了……’”
我在《南京文物志》中找到了被省略的内容：“‘文革’期间，鸡鸣寺为南京市无线电元件九厂占用，1973年该厂失火，观音楼、豁蒙楼、景阳楼等建筑焚毁。1983年起重建观音楼、豁蒙楼等殿宇，并塑佛像，基本上恢复了清末的寺院规模。”
百味斋
我最近又去了一趟豁蒙楼，游人如织，香烟缭绕，向释迦摩尼、观音菩萨等塑像顶礼膜拜的善男信女们络绎不绝，豁蒙楼办起了“鸡鸣寺百味斋”，一半为素餐馆，一半为茶楼。
远眺鸡鸣寺
站在茶楼东北面的露台上，湖山美景总是争着涌入游人的眼帘，而时代风雨却在不断地影响着豁蒙楼。联想起豁蒙楼的时代变迁，确实让人百感交集，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