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四条屏的文化意义

靜水流深 音乐： 巫娜 - 禪踪

条屏是中国画的一种流行幅式，与中堂、横披、扇面、斗方、手卷、镜心等其他幅式共同丰富了中国画的陈设与欣赏形式。其形式源于有着悠久历史的屏风，宋代屏风的使用较前代更为普遍，形制有了更大进展，造型与装饰更为丰富。不但居室内陈设屏风，日常使用的茵席、床榻等家具旁附设小型屏风，而且连一些室外环境中也可以看到屏风的广泛使用。今天看来，宋代屏风以画屏最多，其题材非常广泛，包括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等。画屏中又以山水画为最多，其缘由较多，北宋夭画家郭熙在其《林泉高致》中对此分析得较为透彻，他说：“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

宋代文献还记载了当时的名家绘制山水屏风的情况。例如《石林燕语》卷二载：“内两省诸厅照壁，自仆射以下，皆郭熙画树石。”郭熙之子郭思还在《林泉高致》中记载了郭熙在宫中绘制的许多山水画屏，例如，有开封府“府厅六幅雪屏”、三盐铁副使吴正宪“厅壁风雪远景屏”、谏院六幅“风雨水石屏”以及宫殿中的“紫宸殿壁屏”、“小殿子屏”、“御前屏帐”、“方丈闱屏”、“春雨晴霁图屏”、“玉华殿两壁半林石屏”等。上述“府厅六幅雪屏”、谏院六幅“风雨水石屏”就是一种山水六条屏。《林泉高致》中还记有郭熙在八幅大型屏风上绘制山水的记载：“内东门小殿屏、屏八幅，面有两掩扇。其左扇长安符道隐画松石，右扇鄣州李宗成画松石。当面六幅，某奉旨画秋景山水。”这里“当面六幅”所绘的“秋景山水”也可看成是《秋景山水六条屏》。

更有意义的是，一种新颖的屏风形式——挂屏也在宋代出现。时人朱或《萍洲可谈》卷一记载：“挂画于厅事，标所献人名衔于其下。”这里的“挂画”就是一种挂屏，而且画上开始有了题款。就考古发现而言，河南洛阳亡B山宋墓壁画上就绘有挂屏，画的是花鸟题材，并且是长短、宽窄两两相配而挂。另外，其图像还可见于白沙宋墓壁画、河北宣化辽墓壁画、山西闻喜县金墓壁画。毋庸置疑，挂屏对于后来广泛出现的书画立轴、条屏、中堂等装裱与陈设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条屏一般为双数，少的为两条，多的可达四条、六条、八条、十二条、十六条之多，其中以四条屏的形式较为流行。四条屏以“四”为数，“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含义丰富，譬如四季、四时、四方、四海、四德、四谛、四书等均与之相关，更是寓意着四通八达，四平八稳，四海升平。而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其中“山水四条屏”和“四季四条屏”最受名家钟爱。古代帝王将相和达官显贵之家，经常在显著的位置上摆上四条屏。四条屏不但代表了古代贵族一种富足的生活，它的山水和花鸟国画，更能显示古代文人雅士对于一种艺术的追求和崇拜，体现着文人雅士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崇高的道德品质的寓意。据传，中国历史上率先重视并扶持书画产业的宋徽宗，其本人的书画造诣也是非常之高，存世画迹有《芙蓉锦鸡》、《池塘秋晚》、《四禽》、《雪江归棹》等图。有词集《宋徽宗词》;更为重的是他在皇宫、书房、寝室等地，布满了四条屏，六条屏等作品，显得更为庄重，可见条屏的重要性。清代清廉一生的纪晓岚，一生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样是他的烟袋锅，另一样，就是他钟爱的四条屏作品。而到了近代，名家：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等著名国画大师都曾在四条屏的展现形式上苦下工夫，更是平均拍卖价在千万元以上，可见四条屏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现代，都是相当受人追捧的表现形式。

四条屏展示灵活，挂起来往往可占一个壁面，洋洋大观，颇有气势。所以宋代以后，发展至明清，其形式已十分成熟，譬如，大幅山水画可分段来画，分则为单条，合则为一体。春、夏、秋、冬更是山水四条屏的重要形式，许多画家乐此不疲;也流行将画风相近的4幅竖幅作品裱成四条屏，这种格式对作品的要求是统一有变化，并能首尾贯气，浑然一体。

所以四条屏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精神，以及古老文化历史重要的体现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