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东:柏乡魏裔介——顺治、康熙朝初年的文人领袖
柏乡魏裔介自顺治初年至康熙初年的近四十年间,一直为朝廷重用和文人拥戴;康熙十年辞官归乡后,影响仍居,堪称一代文人领袖。著名文人吴伟业于康熙七年(1658)曾对魏裔介高度评价说: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名世巨人出而弘济苍生,润色鸿业。然而长于政事 者未必工于文章,工于文章者,未必优于理学,求其兼备无遗者,不数见也。当西汉之隆,萧、曹、丙、魏,号为贤相,然所长者止于政事,无论理学, 即文章且无闻焉。而司马迁、相如、枚皋、扬雄之流,又徒以文章著称,而不及施于政事,其于理学,则亦未能窥其万一也。所为兼备无遗者,求之古而不得,今乃得之于柏乡魏公。
公秉鸿骏魁杰之才,遭逄圣朝,回翔禁近。值世祖章皇帝兴治右文,招延俊茂,数举经筵,命儒臣讲论大义,或时巡游南苑,应制赋诗,一时文学侍从之臣,无不掞藻摛华,对扬休命,而公实岿然为冠首。
康熙十一年(1672),魏裔介已归乡一年有余,远在异地的著名文人孙承泽给其寄来两联,分别说:“文中子门多将相,郭令公身系安危。”“司马有时称独乐,希文无地不先忧。”将魏裔介比作隋唐时期的王通、郭子仪和宋代的司马光与范仲淹,颇见当时魏裔介在文人们心中的地位。
作为一代文人领袖,魏裔介确实在当时文人中有着显赫的地位,并对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和走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徐世昌在魏裔介传中曾记,在顺治十六年,尚书梁清标和魏裔介被皇帝宣至行幄以备顾问,“君臣交孚,当其时无与比也”。又,在其子魏荔彤所纂《魏贞庵先生年谱》中,曾记自康熙五年至康熙八年,魏裔介曾以大学士的身份先后四次领祭至圣先师孔子。自汉代始,儒学一直被官方作为正统思想加以提倡。康熙皇帝继位后,继续沿袭顺治年间制定的祭孔成例,但因他年幼不能亲临,率众前往代行其事者就是魏裔介,直至康熙八年以后才由康熙皇帝本人率礼部诸臣亲往。康熙六年,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大学士魏裔介等被任命为总裁官。至康熙十一年告成,已归隐在乡的魏裔介仍然得到康熙帝的褒奖,被加太子太傅之衔,垂爱之意甚重。
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至清代初年已延续一千余年,其不仅是封建国家最重要的一条选拔管理人才的制度,而且有力影响着一代文风的形成。作为清初皇权的宠臣,魏裔介也多次融入其中,对之带来深远的影响。如顺治十三年于京会时之时,魏裔介上《南北分卷宜公,人才庶无淹滞》疏,自此南北中卷,以人数多寡定取额,使北方质实平直之文也能得到重视并有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在康熙九年,魏裔介被命同礼部尚书龚鼎孳、吏部尚书王清、学士田逢吉主会试。入闱之时,他还提醒各同考官们说:“考试官好取青年门生,故择文字秀嫩者入选。殊不知积学之士,困苦一生,其文必出经入史,命意高远,修词古奥。若不加意搜索,则彼终无出头之日矣,切不可也。”最终,使此科科文最典雅高古,得人最盛,有宫梦仁中榜首,李光地、张鹏翮、郭琇、徐乾学、赵申乔、王掞、李振裕、陆陇其、邵嗣尧等都高中进士。“江南选文家如盛珍示、蔡九霞、王惟夏、许燕及等,皆以为起数十年之衰,如欧阳文忠公之主试,文体一变云”。
作为重要的领袖人物,魏裔介与当时文坛的风云人物龚鼎孳、吴伟业、徐乾学等关系密切。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明崇祯七年(1634年)中进士,崇祯十五年(1642年)授兵科给事中。入清,累官至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谥端毅。工诗,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大家”。著有《定山堂诗集》四十三卷、《诗余》四卷。在他的《定山堂诗集》中还有《咏萤和魏石生都谏四首》《秋日同石生中丞登妙光阁和韵》《丙午元日送王成公和柏乡相国韵》《魏石生都谏分饷易酒赋此纪谢》等他们间的唱和之作。即使在魏裔介辞官归隐后,他们也时有书信往来。当得知好友龚鼎孳去世的消息,魏裔介曾赋《哭大宗伯龚芝麓先生》等诗四首哭悼,内中饱含痛失知己之情,他们间多年的诗文往来,对于清初诗风发演变同样具有一定影响。吴伟业(1609年6月21日~1672年1月23日),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1631)考中榜眼,曾任翰林院编修、左庶子等职。清顺治十年(1653)被迫应诏北上,次年被授予秘书院侍讲,后升国子监祭酒。他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康熙二年,吴伟业仲子瞵生,魏裔介曾写诗以贺;康熙七年(1668)仲夏,魏裔介《兼济堂文集》拟刻之际,吴伟业又亲为撰序,可见二人交往亦深。徐乾学(1631~1694年),字原一、幼慧,号健庵、玉峰先生,江苏昆山人,清初大儒顾炎武外甥,与弟元文、秉义皆官贵名显,人称“昆山三徐”,曾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主持编修《明史》《大清一统志》《读礼通考》等书籍,著《憺园文集》三十六卷。康熙九年(1670),徐乾学考中第三名进士(探花),主考官正是魏裔介,此后徐乾学始终向魏裔介执弟子礼。康熙二十四年,魏裔介七十寿辰,徐乾学与其他众弟子一起特制屏相贺。次年,魏裔介辞世,徐乾学亲为撰写墓志铭,叙述周详,情感真挚,长达四千余字,为古今此类文体所罕见。
除去以上三位声名显赫的巨子,魏裔介与先朝遗民和新朝官宦均有交游,前者如顾炎武、孙奇逢、申涵光、田茂遇等,后者如魏象枢、杨犹龙、梁清标、纪映钟等。康熙五年,魏裔介请假省视祖墓,“八月出京,缙绅士大夫送于国门之外者,车数百辆”。康熙十年,魏裔介有疾辞归,出京之日,“檐帷萧然,从者数人,别无行李。一时缙绅饯送者数百人,诗章多有可述。至里,汇而刻之,名曰《青门集》”。两次相送,一在盛时,一在衰时,然相送者均以数百记,颇能见魏裔介在当日文人士大夫中的地位与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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