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化专史及其做法⑤
先讲刘知几。刘知几的特点，把历史各种体裁分析得很精细；哪种最好，某种如何做法，都讲得很详明。他的见解虽不见得全对，但他所批评的有很大的价值。
（1）史学体裁，那时虽未备，而他考释得很完全；每种如何做法，都引出个端绪，这是他的功劳。（2）他当代和以前，史的著作，偏于官修！由许多人合作，他感觉这很不行，应该由一个专家拿自己的眼光成一家之言。他自己做了几十年的史官，身受官修合作不能成功的痛苦，所以对于这点发挥得很透彻。（3）史料的审查，他最注重。他觉得作史的人，不单靠搜集史料而已，史料靠得住靠不住，要经过很精严的审查才可用。他胆子很大，前人所不敢怀疑的他敢怀疑。自《论语》《孟子》及诸子，他都指出不可信的证据来。但他不过举例而已，未及作专书辨伪；而且他的怀疑，也许有错误处，不过他明白告诉我们，史事不可轻信，史料不可轻用。这是刘知几所开最正当的路。其他工作还很多，举其著者，有此三条。
郑樵成绩最大的：（1）告诉我们，历史是整个的，分不开。因此，反对断代的史，主张做通史，打破历史跟着皇帝的观念。历史跟着皇帝，是不妥当的。历史如长江大河，截不断，要看全部。郑樵主要工作在做《通志》，虽未成功，或者也可以说是已失败，但为后学开一门径，也是好的。（2）他把历史的范围放大了许多。我们打开《二十略》一看，如六书、七音、氏族、校雠、图谱，从来未收入史部的，他都包揽在史学范围以内。（3）他很注重图谱，说治史非多创图表不可。他自己做的书表很多，表式也很有新创，图虽没有做多少，但提倡得很用力。这三点是郑樵的贡献。
章学诚，可以说，截至现在，只有他配说是集史学之大成的人。以后，也许有比他更大的发展。但有系统的著作，仍以《文史通义》为最后的一部。他的特色：（1）他主张史学要分科。以为要做一国史尤其如中国之大，决不能单讲中央政治，要以地方史作基础。所以他对于古代历史的发展，不单看重中央的左史右史，还看重地方的小史。史的基本资料，要从各种方志打底子。从前做史专注意中央政治的变迁，中央政府的人物，中央制度的沿革。章学诚把历史中心分散，注重一个一个地方的历史；须合起各地方志，才可成为真有价值的历史。史官做史，须往各地搜罗文献；即自己非史官，也应各把地方文献搜罗：方志与历史，价值是相当的。（2）他不注意史料的审查和别择，因为前人已讲得很清楚；他专提倡保存史料的方法。他以为史部的范围很广，如“六经”皆史，什么地方都是史料，可惜极易散失。所以主张中央和地方都应有保存史料的机关，中央揽总，府、州、县，各设专员。关于这种制度和方法，他讲得很精密。关于史料的总类，也有条理的驾驭。他所作的方志，常分志、掌故、文征三部：志是正式的史书；掌故及文征，保存原始史料。倘使各家方志都依他的方法，历代史料必不致缺乏。他以为保存史料的机关，须用有史学常识的人，随时搜集史料，随时加以审查而保存之，以供史家的探讨。至于如何别择，如何叙述，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和保存史料的机关不相干。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章学诚的重要主张。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这种机关，从前有所谓皇史宬、实录馆，虽也可说是保存史料用的，章学诚以为不行，因为那只能保存中央这一部分的史料。至于正史以外，各行政官都有机关，范围又很大，不单保存政治史料，各种都保存，实在是章学诚的重要发明。这种办法，在中国不过一种理想，未能实行；在外国也做不到，只由博物院及图书馆负了一部分责任而已。章学诚把他看做地方行政的一种，一层一层的上去，最高有总机关管理，各地方分科，中央分部，繁重的很。要把这种画一的章程通行起来，过去的事迹一定可以保存很多。但他的办法也未完备，所保存的只是纸片，没有一点实物，方法也不精密，我们尽可补充改正。（3）他主张，史家的著作，应令自成一家之言；什么学问都要纳到历史方面去；做史家的人要在历史上有特别见解，有他自己的道术，拿来表现到历史上：必如此，才可称为史家，所作的史才有永久的价值。所以关于史学意义及范围的见解都和前人没有相同的地方；他做史也不单叙事，而须表现他的道术。我们看《文史通义》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讲哲学的，此则所谓历史哲学，为刘知几、郑樵所无，章学诚所独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价值。最近德国才有几个人讲历史哲学；若问世界上谁最先讲历史哲学，恐怕要算章学诚了。
以上把三个人重要之点略讲了讲，还有中国普通相传下来的历史观念，三个人都有相当的贡献。第一点，史与道的关系。第二点，史与文的关系。
中国史家向来都以史为一种表现道的工具。孔子以前，不知如何？《春秋》即已讲微言大义，董仲舒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司马迁《史记·自序》和《报任安书》都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种明道的观念，几千年来，无论或大或小，或清楚，或模糊，没有一家没有。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明道的观念，可分两种：一、明治道；二、明人道。明治道是借历史事实说明政治应该如何，讲出历代的兴衰成败治乱的原因，令后人去学样。明人道，若从窄的解释，是对于一个人的批评，褒贬，表彰好的令人学，指摘坏的令人戒。若从广的解释，是把史实罗列起来，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这种若给他一个新名词，可以叫做“事理学”。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关系，所以物理学很发达；中国人注重人同人的关系，所以事理学很发达。《资治通鉴》便是事理学的代表，善言人情事理，所以向来称赞他“读之可以益人神智”。《续资治通鉴》就够不上。关于这一点，现在比从前一天一天的少有适用，但仍有效力。从前自秦始皇到清宣统，政治环境及行为，没有多大变迁，所以把历史事实作为标准，相差不远。司马光做《资治通鉴》，所求得的事理标准，所以可供后人资鉴，就因这个缘故。现在虽不能说此种标准已无效，也不能说与从前一样有效，只可以说效力灭了许多，各门的条文许多还可应用。如何才可富国，如何才可利民，水利如何兴，田赋如何定，至今仍不失其为标准。至于应用政治的方法，对付外交的手段，从前虽很有标准，现在因环境变迁，政体改易，就无效力；纵使有，也很少了；治道方面如此。人道方面，到现在，到将来从前的事理标准仍很有效。这点注重明道的精神是中国人的素秉，我们不能放松的。至于窄义的人道方面，褒贬善恶，从前的史家看得很重，而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看得很轻。前述的记载史事以为后人处事接物的方法，则各派史家皆如此。
简单说，这种态度，就是把历史当做“学做人”的教科书。刘、郑、章三人对此点很注重。其余各人对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国藩、胡林翼的功业伟大。若依外国史家的眼光，只注重洪杨之乱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实我们读历史，要看他们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对付，遇困难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准备，这一点比知道当时呆板的事实还要重要。洪杨之起灭及曾胡之成功，已成过去，知道又有何用处？我们读史，看曾胡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如何磨炼人才，改革风气，经万难而不退转，领一群书呆子，自己组织了无形的团体，抗起大事来做，各省不帮他而反加以掣肘，他们以一群师友感激义愤，竟然成功：此种局面，在中国史上是创见。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如此，此即人道学事理学的研究。看历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为了解洪杨之乱，当然注重战争的真相和结果；若为应付世事，修养人格，结交朋友的关系，则不可不注重人与人相异的方面。
中国史注重人的关系，尤其是纪传体。近来的人以为这种专为死人做传记，毫无益处。其实中国史确不如此，做传乃是教人以应世接物之法。诚然，有许多事实含了时代性，可以省略；但大部分不含时代性。所以中国史家对于列传的好不好，与将来有没有利益，很有斟酌，不肯轻懈。一个人所做的事，若含时代性，则可以省略；若不含时代性，在社会上常有，则不能不注重。这要看史家眼光和手腕如何，史书的价值也随之而定。总说一句：这种以史明道的学术之发达及变迁，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所不可不注重之点，在外国是没有的。
其次，史与文的关系。中国文看得很重，孔子已说：“文胜质则史。”史体与文有重要的关系。全书如何组织，才算适当，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旁人亦讲得不少。一篇文章如何组织，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韩愈、柳宗元一般文人也讲得不少。章学诚做《文史通义》，文和史在一块儿讲。关于史的文如何做法，章氏有许多特别见地。虽其所讲方法所作体例，我们看去似系他自创，他却说都有所本，实则一部分自前人，一部分还是他自创。如讲叙事方法，从前做传专叙个人，他可常常以一事做传名。如《湖北通志检存稿》，非人的传有许多，把人的事含在一起。又或传中有表，也是前人文里所不敢参杂的。诸如此类，对于文的史，史的文，发挥得很透彻。这种讲史与文的关系，往后很发展，但可以以章学诚为一结束。以上讲第三部分，中国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完。
第四部分应该讲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有许多好的地方，有许多不好的地方。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这是自刘知几以来的普通现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如清代乾嘉学者，对于有错字的书有许多人研究，对于无错字的书无人研究。《荀子》有错字，研究的有好几家，成绩也很好。《孟子》无错字，研究的便很少。此可以说是走捷径，并非大道。其实读《孟子》《荀子》的目的在了解孟子、荀子的学术，以备后来拿来应用。若专事校勘考证，放着现成的书不读，那就不是本来的目的了。
还有一种史料钩沉的风气。自清中叶到现代，治蒙古史很时髦。因《元史》太简陋，大家都想方法，搜出一条史料也很宝贵。近来造陇海铁路，发现了北魏元氏百余种墓志铭，好写字的人很高兴，治史的人也高兴。因为《魏书·宗室传》缺了一卷，治史的人便根据那些墓志铭来补起来。其实《魏书》纵不缺略，大家也没有这么好的精神去看《宗室传》。近来史学家反都喜欢往这条补残钩沉的路走，倒忘了还有更大工作。
还有一种，研究上古史，打笔墨官司。自从唐人刘知几疑古惑经以后，很少人敢附和，现在可附和他了不得。这种并不是不好，其实和校勘、辑佚无异。譬如郑玄笺注的《毛诗》《三礼》已够研究了，反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去辑郑注《尚书》和《易经》，以为了不得。乾嘉以来的经学家便是这样风气。其实经学不止辑佚，史学不止考古。
推求以上诸风气，或者因受科学的影响。科学家对于某种科学特别喜欢，弄得窄，有似显微镜看原始动物。欧洲方面应该如此，因为大题目让前人做完了，后学只好找小题目以求新发明，原不问其重要与否。这种风气输入中国很厉害。一般学者为成小小的名誉的方便起见，大家都往这方面发展。这固然比没有人研究好，但老是往这条捷径走，史学永无发展。我们不能不从千真万确的方面发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事作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不过这种大规模做史的工作很难，因为尽管史料现存而且正确，要拉拢组织，并不容易。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辑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去，我很忏悔。
现在讲《中国历史研究法》，特别注重大规模的做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风气之意。这点我希望大家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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