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名将陶侃在鄂州的遗存
鄂州市是湖北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中游南岸，是湖北省省辖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晋代武昌即今鄂州，因陶侃为东晋武昌太守，任职时为政严谨、终生勤奋、注重桑农、奖励耕织、体恤百姓，深得民心。在武昌古城为官时，广植柳树，人们称柳树为官柳。为纪念陶侃，今保留了官柳大道名称，另还有官柳小区，官柳小学，官柳游园等与官柳有关地名。是陶氏族人永远的怀念与凭吊之地。
鄂州的“官柳”，又称陶公柳和侃柳。名称是因晋代武昌太守陶侃而来。鄂州古名武昌(公元221年，孙权建都于此)，三国归晋后，武昌仍为州郡之地。东吴故都，仍呈现出“文物共葳蕤，声明且葱倩”的帝里、王畿气象。太守陶侃在武昌城中普种垂柳并把柳命名为“官柳”，也正是包含了“雄图怅若兹，茂宰深遐睠”的意思。《武昌县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陶侃为武昌太守，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见后，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官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由此可见，此时官柳之名除绿化外，已赋予了它一定的政治含义和地位。由于这个原故，像武昌鱼之名一样，鄂州官柳引来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吟诵。梁元帝萧绎到鄂州，写下了“柳条恒扫岸，花气尽薰舟”的佳句。唐代进士、翰林学士钱起，晚泊鄂州江岸，见柳忆人，抒发了晚泊武昌岸，津亭疏柳风，数株曾手植，好事忆陶公官柳树的思情。同代山水诗人孟浩然、文学家杜牧游览故都后，作出了“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楼台”；“吴王宫殿柳含翠，苏小宅房花正开”的对官柳的留恋。宋代苏东坡登鄂州西山，在著名的《武昌西山诗并引》开篇二句“春江渌涨葡萄醅，武昌官柳知谁栽”中，就将武昌官柳作为首联。此诗苏轼请曾在武昌任过武昌县令的邓圣求同赋，一时朝廷上下和者竟达三十余人，将武昌官柳咏得沸沸扬扬，成为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元代隐士丁鹤年“春深门巷先生柳，雪后园林处士梅”，清代王家璧“晋宋而还月有痕，武昌官柳访西门”等诗人情深意切的吟颂，使得官柳之名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荒城高仞落，古柳细条疏。”吴王故都的兴衰也带了官柳的兴衰。隋唐时代，古武昌仍呈现故都的余韵。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唐·武昌妓)。故都后裔们在春天里植下无限的新柳，对“官柳”仍寄托着深深的情感。引得后来的宋代宰相王安石面对故都满城旖旎风光的官柳时，也禁不住作出“南浦柔条拂地垂，武昌官柳年年好”的赞誉。宋代金兵南侵后，鄂州作为抗金前线地位逐渐削弱，其行政地位再一次下降，改寿昌军(郡治)为武昌县。至明代，诗人成始终留下了“落日长江添客恨，野梅官柳为谁容”的感叹。清代康熙时，城中尚可见柳，只是“官柳如今剩几株”(清·王涵)。清至民国时，官柳大约已绝迹。清代进士王家璧思柳心切，竟用同代诗人王渔洋秋柳韵作武昌官柳一诗：“春雨春风欲断魂，江潭遗柳总堪怜。”其情缠绵，催人泪下。
光绪年间，内阁中书，曾门(即曾国藩)四学士之一的张裕钊回鄂省亲，于樊巷小舟途中，所见的是“几家田舍溪头住，寒柳毵毵静掩扉”，说明官柳在乡间尚存一二。当民国朱峙山先生来西山寒溪诗兴大发“偷闲觅句”时，城中已不见官柳之踪影了。官柳衰落了，民间却流传折柳驱鬼避邪之习俗。“正月里取杨柳枝着户上，百鬼不人家”，每逢清明少儿折柳编冠而戴，取生机勃勃之意，故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谚语。“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
鄂州洋澜湖岸的官柳
鄂州洋澜湖，官柳遍植沿岸。
史载，晋时武昌（今湖北鄂州）太守陶侃任职时为政严谨、终生勤奋、注重桑农、奖励耕织、体恤百姓，深得民心。在武昌古城为官时，曾带领官吏并督促百姓广植树木，因为陶公喜爱柳树，便带领官民在武昌城内种植大量的柳树，故称“陶公柳”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贬谪黄州期间，常泛舟南来，游览西山，遥望城西陶公柳，发出"春江绿涨葡萄醅，武昌官柳知谁栽"，"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的感叹。千百年来，陶公柳经南北隋唐之风，沐宋元明清之雨，绿染千年古城，焕发人文光芒。"
鄂州洋澜湖沿湖风光带的官柳
柳树，本是一种普通大众树木，因陶侃以民为本，亲率百姓栽种成为一种历史文化树，已融合到中华柳文化之中。它历尽千年沧桑却依然美丽。"武昌官柳年年好，他日春风忆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