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你宋代鄂州人的战斗力是多么强悍！
鄂州水军：鄂州都统司水军是一支较强的军队。[《宋史》卷188《兵志》：“鄂州都统司水军(开禧十年置)。”宋宁宗既无开禧十年，鄂州都统司水军实际上是继承岳飞后护军水军的遗制，《宋史》的记载显属差讹。]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陆游入蜀途经鄂州，“观大军教习水战，大舰七百艘，皆长二。三十丈，上设城壁楼橹，旗帜精明，金鼓鞺鞯，破巨浪往来，捷如飞翔，观者数万人，实天下之壮观也”(《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这段文字显然有刊误，如作“大、小舰七百艘，大者皆长二、三十丈”，才比较合理。宋时一艘二、三十宋丈的大船，可容战士几百人，[《宋会要》食货50之15：“程昌禹造下车船，通长三十丈或二十余丈，每支可容战士七、八百人。”]而鄂州都统司的水军约有“数千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平江许浦水军》)。江湖水军一般实行大小舰搭配，协同作战，故七百艘战船绝大部分应是小舰，并包括陆军使用的船只。
直到南宋后期，荆湖一带仍有较强的水军。李曾伯在鄂州另设游击水军(《可斋杂稿》卷20<回奏置游击军创方田指挥》)。孟珙镇守荆湖，西援四川，张顺和张贵营救襄阳府，都使用水军。元军攻占襄阳和樊城后，又进而击破鄂州一带的水师，才得以顺江东下。宋军在战斗中仍使用“轮船”，即车船(《元史》卷161《刘整传》)。
如鄂州都统司“旧额四万六千一百二十人”，到淳祐十二年(1252)，竟减至五千三百六十二人，而新建的各军，却占用鄂州都统司兵力编额四万零七百五十八人。鄂州、江陵府和江州三都统司“绍兴旧管兵额八万四千人”，至淳祐十二年，尽管三都统司兵额锐减，而“江、鄂、荆、襄、潭、黄等处二十八屯，共管官军一十二万一百八十五人”，“殆增及四万人”，可知新组建的各军已成南宋正规军的主力。他还指出：“不独荆、鄂、江州都统司有缺额，如镇江、建康。池州都统司、马军司亦皆有缺额。”(《可斋杂稿》卷20《申密院照戎司兵额》)新组建的各军一般都由制置使等官员领导，番号繁多，已很难有完整的统计，设置的时间也有早有晚，有长有短。
自岳飞镇守荆襄始，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一直以鄂州为主，江陵府、襄阳府和江州为次。至宋宁宗嘉定时，赵方任制置使，坐镇襄阳府，另设新军，江陵府和鄂州两都统司的权限逐渐削弱，而襄阳府便成当时的军事重心。宋元战争开始时，赵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襄阳知府，因处置失当，宋军发生内讧，一部分投降蒙古，襄阳城遂成瓦砾场。“自襄失守，中间荆与鄂分置两阃，至孟珙而合，由是事权尽握于荆，而鄂为轻矣。十数年来，制阃多委参机分司于鄂，以总军事”(《可斋杂稿》卷19《奏以鄂州分司并归节制》)。襄阳和樊城“委弃十五、六年，城壁颓毁，灌莽弥望”(《可斋杂稿》卷18《回奏经理事宜》)。淳祐末，李曾伯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江陵知府，重新部署襄阳和樊城的城防，于是襄阳又成军事重镇。南宋末，元军攻占襄阳之战，成为决定南宋命运的关键性战役。
南末后期，荆襄各支新军的番号变迁甚大。宋理宗初年，还是承袭宋宁宗嘉定时的旧制，有神劲军、保捷军、忠义军、虎翼军、突骑军等。孟忠政“招唐、邓、蔡壮士二万余人，号忠顺军”。后由其子孟珙统率，“分其军为三”，屯驻枣阳军。[神劲、保捷和忠义三军番号可参本书第185页，虎翼军、突骑军和忠顺军见《宋史》卷412《孟珙传》。]孟珙率所部与蒙古军联合灭金后，又招募中原壮士，创建镇北军，改称忠卫军，成为荆襄战区的主力。魏了翁说：“荆襄所恃保捷一军，十余年来，颇已凋落。虽有新招镇北二万人，[《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3《神道碑·孟少保》和《宋史》卷412《孟珙传》说镇北军一万五千余人，当是孟珙任都统制时的兵力，而孟珙离任后又增至二万人。]其如南军，殆如冰炭。荆、鄂旧军二万余人，粗若可用，然仅存者六、七千人，虽有外五军，亦不满数千。”(《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9《被召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四札》)可知在端平时，江陵府和鄂州两都统司的“旧军”只剩六、七千人，没有多大实力，唯有新招的忠卫军独盛。
孟珙自嘉熙年间开始主持荆襄战场，又陆续创建忠卫、先锋、宁武、飞鹘等军(《宋史》卷412《孟珙传》)。荆、鄂都统制张顺“招襄汉溃卒，创忠义、虎翼两军”(《宋史》卷42《理宗纪》)。在这些重新编组的军队中，如忠卫、忠义、虎翼等军，其实是恢复原来的番号。
宋孝宗时，虞允文上奏说，“荆、鄂两军”，“士挽弓七斗、八斗者甚众，臣比因呈阅，尽令改教劲弩”(《历代名臣奏议》卷224)。宋孝宗有一次教阅军队，宣布“弓箭手以六十步，每人射八箭，要及五分亲”(《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3淳熙元年十二月丁卯)。宋光宗时也规定：“殿、步司诸军弓箭手带甲，六十步射一石二斗力，箭十二，六箭中垛为本等；弩手带甲，百步射四石力，箭十二，五箭中垛为本等。”(《宋史》卷195《兵志》)按照《梦溪笔谈》卷3的记载，宋时弓弩每宋石的斗力，相当于九十二宋斤半(一宋斤约合一·二市斤)，武卒挽弓的最高记录为三宋石，蹶弩的最高记录达九宋石，都相当于春秋．战国时代武卒弓弩斗力的几倍。岳飞和韩世忠都能挽弓三百宋斤，这又超过挽弓三宋石的记录。南宋孝宗时，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四川军卒“蹶张者至千斤，挽强过六钧(每钧三十宋斤)，而命中者十八、九”(《宋代蜀文辑存》卷73范谟《分弓亭记》)。蹶弩一千宋斤，则又超过北宋九宋石的记录。然而据南宋的华岳说，步射弓一石或一石一斗，马射弓一石或九斗，其实是不合实战需要的“废物”，步射弓“合用九斗、八斗、七斗”，马射弓“合用八斗、七斗、六斗”(《翠微北征录》卷7《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