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余杭路178弄连同相邻的“老街里”已经被列入虹口区旧区改造73地块即将拆除，我出生和长期居住在东余杭路178弄4号，感慨颇深。东余杭路178弄以前叫做“宝隆里”，是上海人所谓的“石库门弄堂”，弄堂口的门楣上镌刻“宝隆里”三个大字，还刻有“1926”，这是弄堂的建设年代。弄堂有两个出入口，一个在东余杭路178弄，是主出入口，我们叫做“大弄堂”、“直弄堂”，另一个在溧阳路522弄，我们叫做“横弄堂”、“后弄堂”。弄堂口都有上海人讲的“过街楼”，在我的记忆中，两个弄堂口都可以进出，大概在20世纪50年代初，在建立居民委员会时，在横弄堂的过街楼搭了简易房子，作为居委会的办公用房，不过，还是留出了一条狭窄的通道，不影响通行，大概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居委会搬到别处，这里成了居民住宅，从此，横弄堂就被封死了。▲ 宝隆里有两个出口，大弄堂在东余杭路178弄，我的家是4号，是一幢“一客堂两厢房”的石库门住宅，沿街的房子上海人称之为“街面房子”大多数为商铺和小工厂 。衡量城市规模大小的主要参数有二，就是城市面积和城市人口。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城市人口约八九十万左右，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以大清战败而告结束，翌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其中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在《马关条约》之前，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均为“通商条约”，就是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租地建房，开展贸易，直接与中国人做生意，但是，不能投资建厂，直接生产商品。《马关条约》准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建厂，根据“最惠国条约”原则，所有与中国签约的国家同时获得这一权利。从1895年后，外国资本大量投资上海，上海，尤其是上海的杨树浦地区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上海早期工业以劳动力密集的轻纺业为主，一家大型的纺织厂拥有工人4000人以上，中小型工厂也会有千人，上海亟需大量劳动力，上海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吸引周边地区的农民、城镇居民大量进人上海，从1895年起，上海城市人口以每年增加10万的数字上升。城市人口的激增，刺激上海房地产业的发展。
▲ 上海石库门建筑历史展览馆翻拍，来自落叶随风1980
在农业社会，中国几乎没有所谓的“房地产业”，人们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建造自己居住的房子，一块土地、一幢房子、一户人家，是住宅的基本特征，房子与房子之间必须留出通道或空间，狭长的通道就是“夹弄”，稍宽的通道就是“弄堂”，再宽一点点，那就成了“巷子”、“胡同”，土地利用率很低；进人商业时代，土地变成了“地皮”，“宅基地”变成了“住宅用地”，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把零星的土地集中起来，大面积的开发建设，上海的住宅大多是商品房，提供租赁，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建造更多的房子，用现代的建设或房地产行话讲就是提高“容积率”，房子大多为多幢相连成排，今人称之“联排式住宅”；多排成片，就是所谓的“弄堂”、“里弄”。前面已经说过，“石库门”本来是指豪宅的门，是人们想往的住宅，房地产商因势利导，效仿这种豪宅建造住宅，每一幢房子的大门就是这种“石库门”，后来，这种有“石库门”的房子干脆就被叫做“石库门房子”，再后来又直接被叫做“石库门”了。上海是洋场，经过了几十年欧风美雨的洗礼、熏陶，上海人已经喜欢上了“舶来品”，于是早期的石库门房子的门框、门楣、窗框、窗架，以及其他部位会有一些西洋的非功能性装饰；但是，石库门房子的主要居住者是中国人，内部分割、装修还必须按照中国人的家庭结构、生活习惯来做。如果一定要给“石库门”下一个定义，“石库门”是近代上海出现的商品住宅，一般多幢相连成排，多排成片，外观以西式为体，内部布局以中式为用，是中西合璧的弄堂住宅。清末民初，上海的家庭许多是“大家庭”，几代同堂是普遍的现象；中国法律允许“一夫多妻”，妻妾的房间必须分开；“大家庭”里面会有几个“小家庭”，房间是独立的私人空间，房子里应该或必须有大家庭成员共享的“公共空间”。为了适应不同住户的需求，石库门房子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所谓的“三上三下”，又叫做“三进石库门”，或“一客堂两厢房”，一般东西宽15米，南北长13米，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左右，大门朝南，开设在中间，以大门为中轴线，两侧基本对称；进人大门是10余平方米的天井，越过天井是客堂，客堂的后面设计有楼梯，通往楼上，再往北又是天井，一般称为“中天井”，在没有自来水的地区，“中天井”挖有水井，有了自来水后，大多数的自来水龙头、水槽安装在“中天井”，再往北就是上海人讲的“灶披间”；天井、客堂、中天井、灶披间位于房子的中轴线上，是住宅的“公共空间”；中轴线两侧的房间统称“厢房”，也可以分别叫做东厢房、西厢房、前厢房、后厢房，按习惯而定 没有明确的约定；中轴线客堂的上面叫“前楼”，是石库门房子里采光最好的房间，大多作为主卧室，是家庭主人的卧室；“灶披间”的上面是一间面积7-10平方米，层高约2米的“亭子间”，因为下面是灶间，为了防火，楼板均为水泥铺地，四周为砖墙，窗户朝北，是房子里最差的房间，通常作为“佣人房”，或作为“箱子间”，即储藏室；“亭子间”的上面是晒台，是晾晒衣服的地方。关于“亭子间”名称的来历说法不一，大多数人望文生义，以为其大小如花园的亭子而得名，实际上，它出自上海地区的一种风俗，以前实行土葬，人逝世后，“三日大殓”，就是把尸体殓入棺材，从大殓到“入土为安”的出殡可能会有几年时间，所以，大殓后必须把棺木移出家里，暂时寄存到“寄柩处”，殡仪上称之“暂厝”。但是，许多地方没有“寄柩处”，于是一些家庭只能在自己的农田里暂时建造一个放棺木的“小房子”，这种“小房子”，上海以及附近一带就叫做“亭子”，贫穷人家连建造“亭子”也有困难，那只能用稻草和泥包裹棺木，那就是“柴包棺材”。石库门“亭子间”的形状、大小以及冬天的寒冷与暂厝的“亭子”相似，是不适宜活人居住的“房间”，才被人们调侃为“亭子间”。“三上三下”是最典型的石库门住宅。▲广肇山庄，是旅沪广州、肇庆人在上海建立的同乡人团体，负责把客死上海的同乡人的棺柩运回家乡。图为广肇公所的“寄柩所”，这些“小房子”就是暂厝棺柩的，俗称“亭子”，摄于1910年。▲ 上海郊区的这种简陋“房子”叫做“亭子”，是暂厝棺柩使用的。宝隆里的房子大多是上海人所谓的“一楼一底”的石库门，这种石库门通常长13米，宽5米，适用于小户的家庭租赁。我家是宝隆里4号，是宝隆里内惟一的一幢“三上三下”石库门住宅，居住在“4号”的人特别多。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人们把4号的房子称之为“4号里”。与上海的许多弄堂一样，弄堂口的街面房子总归会有一两家“烟纸店”，出售香烟、草纸之类的日用小百货，“烟纸店”也以此得名，烟纸店往往是弄堂的“新闻中心”，任何弄堂新闻、小道消息会集中的烟纸店，又通过烟纸店传播到每家每户。据说，烟纸店的老板娘与宝隆里的大房东沾亲带故，她曾经告诉我，大房东家姓鲍，溧阳路有一条不知名的小弄堂，以前当地人称之为“鲍家湾”，鲍家湾走到底，有一幢漂亮的二层花园洋房，就是鲍家的住宅（我童年的时候，这幢房子的大门已经开在东汉阳路205号，是税务局的房子，后来又成为汉阳路小学，这幢花园洋房已经被公布为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烟纸店老板娘告诉我，宝隆里4号原来是大房东为儿子建造的住宅，所以，无论是建筑的体量、质量，还是内装修，均比其他的房子好，以前，整条宝隆里的住宅没有煤气和卫生设备，唯独“4号里”有煤气、浴缸、抽水马桶，不过，我家迁入“4号里”时，这些设施已经损坏不用了，灶披间、卫生间也成了居家房间。马桶间的下水管道后来被房管局敲了，有一段管道被放在后门口，用来防止后门关闭，童年的我十分调皮，硬去把管道里的污泥抠出来，竟然抠出一大把小口径手枪子弹，也不知道什么人什么时候藏进去的。▲ 虹口港里虹桥，右侧的房子就是宝隆里大房东的住宅，我家的窗口可以看到这幢房子。它已经被列为上海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摄于1948年。▲ 东汉阳路205号，现为虹口区城管办公，2020年11月听我的父母说，他们知道的“4号里”原来的住户叫德宝，是我们的同乡人，他与日本人关系密切，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无法呆下去了，匆忙离开中国，把房子低价转给了另一位叫做刘春生的同乡人，刘春生就成了“二房东”，而我家则是从刘春生手里顶的房子，一间是楼下的厢房，另一间是楼上的西厢房，总面积约50平方米，父亲还在楼下的厢房搭建了一个面积不小的阁楼，主要用于堆方杂物。我父母顶房子花了10根条子（应该是一两一根的小条子），以前，“4号里”大家搿（沪音近ge，即合作、合用的意思）用一个大火表，当时，电的主要用途就是电灯照明，电费根据各家使用的电灯泡的数量和功率摊派，我父亲是从日本回来的青年，生活比较洋派，家里有无线电、电风扇、唱机、日光灯（是1956年安装的捷克产日光灯）等电气设备，于是，单独申请按照小火表。以前，电力公司规定“一户一表”，就是一个门牌号的住宅只能安装一个火表，如果在一个门牌号里增加安装火表，新安装的火表，只能附加在原来的火表后面，于是，电力公司安装的火表，称之为“大火表”，附加在大火表后面的火表则称之为“小火表”，早期，上海人对电的知识了解不多，总以为使用小火表的人家揩了大火表人家的油，于是，为了电费，邻居总会发生一些纠葛，我父亲往往只能多付一点钱息事宁人，总算平安无事。▲与宝隆里隔虹口港相望的斐伦路发电厂，据说是上海最早的发电厂。早期，发电主要用于点灯照明，我们叫它“电灯厂”。“4号里”的每个房间会有2扇到3扇门，房间与房间是相通的，房间被出租后，每个房间多余的门被关闭了，或者封死了。以前，上海没有多少酒店可以举办稍有规模的宴席，上海人的婚宴往往选择在家里举办，“4号里”也成了举办婚宴的好地方，除了居住在“4号里”的住户在这里举办婚宴，略沾上点亲戚关系或同乡人，也会借“4号里”举办婚宴，于是，“4号里”每年会有几场婚礼。我的婚宴也是在“4号里”举行的。一旦举办婚宴，家家户户会主动积极配合，把原来已经关闭或封死的门打开，家庭主妇也会帮忙洗碗。我家有二间房间，楼厢房有三十多平方米，底厢房大概有二十平方米，而且我家人口不多，平时只有我一个人住在楼厢房的三十多平方米。于是，一到有人结婚，我家往往是首选，楼厢房腾空，可以摆四只圆台面。我记忆中，在离我家不远的新建路有一家“贳器店”，出租酒席用的碗盆竹筷、圆台面、凳子，还出租大厨才会使用的炉子、大锅。不过，有时也会很麻烦，往往就地解决。上海人有点死讲究，许多家庭会备有一套“上档次”的餐具，大多在逢年过节时使用，而当听说有人要办酒水时，不仅是我们同幢房子的邻居，弄堂里的邻居，也会主动把餐具借出使用，不收分文，最多只是在婚礼结束后，主人会多发两包喜糖。当然，借用的盆子太多，容易搞错，人们就会在盆子的盆底上贴上一块橡皮胶，写上主人的名字，以便及时、正确归还。我从未听说过，有因碗盆丢失、碰碎而引起不愉快的事。直到今天，我家的一些盆子的盆底还粘有这种橡皮胶。邻里之间，熟稔者可以直呼其名，而不太熟悉的人会居住的房间相呼，如“前楼阿姨”、“亭子间阿嫂”之类，最有趣的就是娶进来的媳妇往往被叫作“新娘子”，一幢楼里有几位“新娘子”，于是又被分别叫做“楼上新娘子”、“楼下新娘子”等。几年前，长我几岁的“新娘子”去世了，老邻居打电话告诉我——“楼上的新娘子走了”。“4号里”的客厅是一位叫做张信章的老中医开的诊所，走进弄堂，就能够在墙壁的拐角处看到用大字写的“张信章诊所”，我家的楼上厢房可以清晰地看到客堂和天井，有时候看到，病人暴露上身坐在天井里，张信章郎中用放大镜对着病人，聚焦的强光直射病人的皮肤，冒出青烟，令人毛骨悚然，从此，我对中医没有好感。▲ 宝隆里有直弄堂和横弄堂，4号是诊所，我的家就在“4号里”。而底层的后厢房居住的是一户林姓的浙江黄岩人，他们开一家作坊，加工水笋，我们称呼他家为“卖水笋”，他家里侧的门对着中天井，自来水龙头也集中在这里，于是中天井长期放着许多木桶，是用来发水笋的，他的家里还有一个农村里使用的大灶，是煮水笋专用的，每天，浓郁的煮水笋的气味弥漫着整幢房子。1956年公私合营后，“卖水笋”夫妻俩都进了一家豆制品工厂。▲ 清末上海环球社出版《图画日报》“营业写真”专栏绘“切水笋”宝隆里还有许多“弄堂工厂”，8号是管姓的本地人开的“洋伞厂”，实际上只生产伞的配件；32-36号被打通，是广东人开的“罐头厂”，实际上就是把“马口铁”裁剪后，通过人工焊接做成食品罐头的半成品，后来，老板和工人并入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31号是“揿钉厂”，底层的房间里一字排开，放着多台小型的冲床；41号则是“眼镜厂”，上海弄堂房子居住条件之恶劣，可想而知。▲ 1937年虹口港电灯桥。有门楼的地方原来是一个煤栈，旁边的弄堂就是宝隆里的横弄堂。▲ 离开宝隆里不远的杀牛公司，现在成了“1933老场坊创意园区。上海人把沿街的房子叫做“街面房子”，宝隆里东余杭路“街面房子”176号是无锡人开的“电焊厂”，实际上承接电焊业务，老板个子矮小，我们叫他“矮子老板”，为人很和善，大概是80年代，“电焊厂”老板娘对我说，他家外孙女的名字是我起的，这个我真的忘记了。当时所谓的“电焊”实际上是气焊，使用“电石灰”，就是乙炔为燃料，我们经常会“偷”一点电石灰，放人水中会冒出气泡，用火一点，会燃烧。174号是冯姓的宁波人开的“汽车行”，实际上是汽车修理厂，5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国的石油严重短缺，没有汽油，汽车动不起来，于是许多汽车的发动机进行改进，改烧木炭，汽车行里堆积了许多木炭，汽车行老板是冯家的老二，他的哥哥吸食鸦片，脸色腊腊黄，还是斜白眼，怪吓人的，但是，他为人和善，我们叫他“大阿爸”，他经常把家里的木炭偷偷地低价卖给邻居，虽然老板多次出面，希望邻居不要买“大阿爸”的木炭，但是，一方面木炭的价格便宜，另一方面经不起“大阿爸”的哀求苦恼，还是会买一点。我父亲是从日本回国的，养成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家里经常煮“司盖阿盖”（是日本的一种常食，据说，“司盖阿盖”的本义是一种锄头，日本农民在田间劳作时，以锄头当铁锅，煮食食物，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烹饪方式和食物），以前，上海家庭使用煤球炉，煮“司盖阿盖”不太方便，有了廉价的木炭，煮“司盖阿盖”方便多了，“司盖阿盖”成了我记得常食。2010年，应中国与日本大阪产业大学合办的孔子学院之邀，作关于上海租界的讲座，大阪的电车站设置有许多公告栏，有的布告或广告上印有“有料”、“无料”之类的字，后来知道，所谓的“有料”就是“收费讲座”，“无料”则是“免费讲座”，我的讲座属于“有料”，在上海，这样的临时性的“收费讲座”一定是门可罗雀，但是，我的讲座则是“人满为患”，一间挺大的会堂挤满了听众，组织者还添加了凳子，原来，上海有一份叫做《漫步》的日文杂志，大概从创刊起，我就为《漫步》写了10年关于上海历史和文化的专栏，许多日本人是通过《漫步》认识我的，他们闻名而来。日本人很客气，问我想吃什么菜，我回答“司盖阿盖”，日本餐馆里的“司盖阿盖”与我记忆中童年的味道基本一致。问我：“我家以前经常煮‘司盖阿盖’，使用的是一种铝质的平底浅锅，与现在日本使用的锅不一样，是不是我家使用的锅是一种军用的简易锅”，日本人告诉我，他们以前煮“司盖阿盖”就是这种平底浅锅，只是后来的锅具发生了变化而已。▲ 司盖阿盖，英文Sukiyaki，日式火锅，日文すき焼き，寿喜烧也，来自百度。
宝隆里的街面房子依次还有油漆厂、铁工厂、木器厂（制作木模），基本上底层是工场间，楼上是居家，就是所谓的“前门开店，后门睏觉（gao）”的格局。在横弄堂隔壁，溧阳路552号，我们叫做“大上海”，以前我不知道这里为什么被叫做“大上海”，后来才知道，这是蔡姓人家在这里开设了一家号称“大上海服装公司”的企业，打我懂事起，这家“大上海服装公司”早已经歇业了，难怪我们不知道“大上海”的来历。
▲ 实拍上海虹口区东余杭路178弄by杰森，2020月7月
石库门曾是上海最普遍、最普通的住宅，给上海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是市井生活的典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离开宝隆里多年，入住高楼大厦，居住条件改善多了。如果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回到以前的生活，我可以干脆地回答说：“侬阿有神经病？叫我回到旧社会去阿”。1947年9月出生于上海。1981年大学毕业后即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参加筹建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风俗历史研究。现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等。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租界史话》、《上海洋场》、“薛理勇说老上海丛书”等约六十余本；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词典》《上海掌故大词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