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的“中国化”形象：从革命信徒到情爱诗人
[摘要]从禁欲的极权年代到解禁滥情的媒体年代，聂鲁达的“中国化”形象一直处于变化、摇摆甚至龃龉之中。而这一形象则大体经历了革命信徒、情爱诗人和传奇男人的塑造过程。
巴勃鲁·聂鲁达（1904～1973）
作者：霍俊明，诗歌评论家
2013年4月8日圣地亚哥的媒体爆出猛料：智利的相关部门要在聂鲁达的故乡黑岛对这位争议性的传奇诗人开棺验尸，以确定这位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真正死因——是死于传闻中的前列腺癌引发的心脏病，还是被当时的皮诺切特政权所秘密毒害。实际上这么多年来，不论是对于聂鲁达的一生还是对于他多变的诗歌写作而言，这位拉丁美洲“攀上金字塔顶端的诗人”（路·阿·桑切斯语）仍然有很多谜一样的东西在吸引着公众。可以说聂鲁达是一个需要树立多座纪念碑来追念的人，这些不同的纪念碑上应该铭刻着：政治家、外交官、智利共产党员、诗人、革命、民族、爱情、自由……
聂鲁达的一生和诗歌写作充满了多个向度和精神可能性。南方雨林，连绵高原形成的坚卓刚硬的性格以及梦幻而又热烈的海洋气质都契合无间地融合在他身上。尤其是不同年代里聂鲁达在中国化接受过程和塑造中呈现的不同“形象”更是耐人寻味。大体而言，从禁欲的极权年代到解禁滥情的媒体年代，聂鲁达的“中国化”形象一直处于变化、摇摆甚至龃龉之中。而这一形象则大体经历了革命信徒、情爱诗人和传奇男人的塑造过程。这种差异性不仅与政治文化、文学生态有关，也与差异性的大众审美趣味和接受倾向有关。
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对聂鲁达的接受完全是采用了唯一的标准——政治和意识形态。那一时期在影响很大的《诗刊》上经常能够看到聂鲁达“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昂扬身影以及他的那些受到了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影响的革命诗歌以及政治抒情诗。而他那些缠绵大胆且不乏智性光辉的爱情诗则被完全过滤掉了。聂鲁达一生写作了大量的爱情诗，爱情甚至爱欲的诗也是考察一个时代文学宽松度的重要标准，“如果有人过来读一首情诗，无论那首诗写得多坏，都说不上是侵犯隐私。那诗实际上是为作为读者的你写的，它召唤你向他靠拢。它放在那儿让你打开。它是一种造物，然而是内心的造物”（希尼）。但是在政治禁忌年代这些情诗却不能在中国传播，这只能是畸形和变态时代的误解！当时，智利的一位作家泰特尔鲍姆对聂鲁达的评价成为这时期中国读者接受聂鲁达的唯一印象，“巴勃罗·聂鲁达，这一个爱国者和革命者，是拉丁美洲的一个旗手。通过实际斗争，他找到了拉丁美洲人民的道路。”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解冻”的文学时代，尤其是“文革”后期“灰皮书”和“黄皮书”对中国地下文学的影响，聂鲁达的“革命信徒”形象已经很大程度上被重新认识。此后，随着文学和政治环境的巨大转捩，以往在中国接受过程中被过滤掉的聂鲁达另外的形象，比如“情爱诗人”和“传奇”的生活被不断挖掘和放大。他一生浪漫、热烈、多情又多变的爱情和婚恋生活以及传奇性的一生开始大张旗鼓地进入到中国的文学殿堂和消费市场。此后，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以及《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被广泛传播，甚至一度占据文学类畅销书的排行榜单。聂鲁达那些关于爱情和情欲的散文以及诗歌中的身体描写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诗人上了生动而难忘的一课。这一时期很多读者是瞪大着眼睛和张着嘴读他那些大胆情诗的，“女人的肉体，洁白的山峰，洁白的腿/你以委身的姿态呈现给世界/我这粗壮劳动者的身体挖掘着你/进而使儿女从大地的深处跳出”。那一时期大学校园以及大大小小的书店里到处都是聂鲁达那些充满了“情欲”的诗句，如“腹部的玫瑰”，“皮肤的肉体”，“贪婪而坚实的奶汁的肉体”，“胸脯的杯子”、“思念的双腿”等等。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03年推出“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共5辑，计50册），其中由香港诗人黄灿然翻译的《聂鲁达诗选》则在完全意义上将聂鲁达凸显为一个十足的爱情诗人。正如该书的书封所鼓吹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是聂鲁达最早、最著名和最畅销的诗集。黄灿然在书中反复表达了他对聂鲁达那些情诗的垂爱，“它更像一组镜头：中近景（女人的肉体）、远景（雪白的山丘）、特写（雪白的大腿）。它在'肉体’与'大腿’之间插入'山丘’——这是我所遇见到的最具震撼力的隐喻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诗选每页的右上角都有一幅同样的插图：大树下一对相拥抚摸的恋人。实际上，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这部在1961年销售就达百万册之巨的诗集也曾在智利以及国外长时期遭受争议甚至诟病。尤其是那些更具挑战性的“一团快乐的、变形的生殖器之火/滑过了窄窄的血道”诗句以及《女人的肉体》、《你一丝不挂》、《丰满的女人》、《你的乳房》等更为大胆的诗更是遭到读者的激烈反对，甚至有极端的青年在聂鲁达的住处焚烧这部诗集。
值得注意的是，晚近时期中国关于聂鲁达的传记也更多是强调爱情和婚姻生活以及他传奇性的一生。聂鲁达在其晚年的回忆录《回首话沧桑》（又译《我承认，我曾历尽沧桑》）就用了浓重的自恋甚至炫耀的笔调讲述了自己第一次性爱、爱情和婚姻以及传奇的生活。尤其是“三位寡妇的家”、“麦堆里的爱情”、“膳宿公寓”、“《鳏夫的探戈》”、“科伦坡的生活”等章节都描写了聂鲁达与多位女性之间的情恋故事，其中甚至不乏露骨的性爱描写。一些国内的聂鲁达传记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些性爱的场面。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量的通俗读物，如《读者》、《知音》、《大众电影》不断强调聂鲁达的情感生活和传奇故事。而随着意大利电影《邮差》（又译《事先公开的求爱事件》）、智利和西班牙合拍的纪录片《聂鲁达在瓦尔帕拉伊索》以及《似水年华》（黄磊、刘若英主演）等影视剧影响，聂鲁达的私人生活成为公众噱头和消费卖点。当年《邮差》的电影海报上是一个手拿信件的男人和一个裸露的性感女人。随后唱片公司出版的《邮差》电影原声带还特别策划了著名的好莱坞影星和歌星如麦当娜（Madonna）、茱莉娅·罗伯茨（Julia Roberts）、安迪·加西亚（Andy Garcia）、拉尔夫·费因斯（Ralph Fiennes）等来朗诵聂鲁达的诗。聂鲁达逐渐被塑造成了传奇的欲望诗人。这是诗人的悲哀？还是中国读者的悲哀？或者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的，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
尽管众多女性贯穿了聂鲁达的传奇一生，但是国内一些研究者认为“从少年时起，情欲成为聂鲁达最重要的生命体验之一；没有欲望的力量，他无法写作，甚至也无法生活”“他渴望女人，渴望她们爱他，渴望从她们身上获得生命的激情和创作的活力，渴望征服她们、占有她们 ”显然又过于极端。如果把聂鲁达单一归结为一个自然主义意义上欲望诗人，显然是忽略了聂鲁达极其丰富繁杂的文学世界和艺术成就。而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近些年中国文学界将一个曾经的革命和政治诗人完全转换成了一个追求性和身体快感的“爱欲”诗人了呢？
是否欲望化的阅读和生活化、窥视欲的读屏时代已经到来？哪一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聂鲁达呢？革命信徒？情爱诗人？传奇人物？或者，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