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TG地下系统人物小传（第一季02）
第一季
第二章如果人生是半部近代史
上一章我们列举了钱壮飞和胡底这两位“明明可以靠才华和颜值吃饭，却偏偏为了信仰而选择献身地下工作”的偶像派人物，这一章笔者要为大家介绍的，则是另一种风格的“两把刷子”。
1975年的冬天，身染沉疴，生命大限将至的周恩来突然和长期受他领导的王冶秋说，杨度是由他本人亲自领导的地下党员，如果《辞海》里有杨度，请务必把这个重要信息补充上去。
王冶秋，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他在文物保护工作方面做出了良多贡献，故宫因为他的保护免遭成为旅馆和饭店的结局，今天我们能看到故宫经历建国后的风风雨雨，依然保存得如此完好，真是有他的一份大贡献在里面。
（王冶秋）
而建国前的王冶秋，却是一名在KMT内部担任高级军事职务的TG地下人员。
（从杰出的情报人员，转行为杰出的文物保护工作者，王冶秋的跨界能力，似乎也不比钱壮飞他们差）
但笔者今天要说的，还不是王冶秋，而是杨度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也算文人的通病，给自己起一堆名号）。
杨度的经历实在太过丰富，所以笔者这里只做简单说明，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做更多了解。
杨度的一生，算是半部中国近代史，他本人交游广泛（这点是很多做地下工作的人共同的特点），从少时开始，便结识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人脉之广，在那个时代算是排前面的。
比如他少年时，拜师于著名学者王闿运门下，和他同门的师兄弟里，有一位好友，叫齐白石。
再比如，他后来师从梁启超等人时，同学里有个人，叫蔡锷。蔡锷跟杨度，算是一世知交，不同的是，蔡锷走上了追寻共和的道路，而杨度在那时，则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君主立宪制。
杨度“两把刷子”的能力，在他留学日本之时，开始体现了出来。当时的留日学生，分成两派，一派是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另一派则是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保皇党。而杨度本人作为留日学生会总干事（你看，能人到哪都拔尖），则跟两派关系都很好，两派都想拉拢这个在留日学生里具有极高名望和能力的人，但他自有一番主张——君主立宪制。
（杨度）
注；有读者可能不理解为什么笔者要把杨度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制，与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坚持的君主立宪制作区分。实际上，区别很大，杨度的君主立宪制是虚化君主的国会宪政制，而康、梁提倡的君主立宪制，则可以称为开明君主制。也就是说，康、梁认为一个开明有为的君主重要，杨度认为宪政本身更重要，君主只是一个“招牌”。
回国后，杨度鼓吹君主立宪，最终促成了袁世凯的“称帝”。
因此，袁世凯倒台去世之后，当时通缉的罪犯里，杨度排在第一位。
宪政的失败，让杨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又转而投身三民主义。
但KMT跟杨度之间的结缘，则比这早很多。
比方说黄兴，当年就是杨度介绍给孙中山认识的。
（黄兴）
孙中山死后，蒋介石一派叛变革命，对此失望不已的杨度又一次转身——投身共产主义。
然而杨度的人脉或者说结下的善缘确实多，他跟TG第一次打交道也同样早于他加入的时候。
当李大钊被张作霖秘密关押时，正是杨度不惜变卖家产去营救他们，可惜最终还是迟了一步。李大钊与二十多名志士，被北洋政府处以绞刑。悲痛不已的杨度，选择变卖家产来接济烈士们的家属。
（李大钊）
经此之后，杨度正式走入TG地下系统的视线。
具体谁是杨度的入党介绍人，众说纷纭，广受认可的说法，是当时任TG上海特科的负责人陈赓。
由于杨度的能量太大（基本上大部分的近代史事件，他都有在里头搅风搅雨），名望太高（受袁世凯、孙中山等各派的尊重），所以杨度这条线的顶头上司，是周恩来，而负责为他传递消息的联络员，叫潘汉年。
然而明面上，杨度依然是那个被千夫所指的“破坏共和的国贼”、“投机倒把的政客”。
这种骂名，到他死后，都未能消除。
或许是知道杨度的心结，周恩来曾对杨度说：“皙子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
临终前的周恩来，履行了这份时隔半个世纪，没有任何纸面协议的诺言。
在技多不压身的TG地下系统里，杨度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
很少有人知道，当时TG的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地位相当于今天的《人民日报》）的报头，就是杨度挥毫写就的。
（红旗日报，注意看报头，这几个字就是杨度的墨宝）
为了更好地完成地下情报工作，杨度利用自己作为上海滩黑帮大亨杜月笙的清客的身份，周旋于各色要人之间，获取了众多宝贵的政治军事情报。
当时，杨度所居住的房子，是由杜月笙提供的，因此租界的警察和KMT特务都不敢闯入。
凭借着这一有利地理优势，杨度为很多TG地下人员提供了掩护，可惜由于工作性质，具体保护过哪些人，到目前依然是一个迷。
1931年，经历了差点将TG一锅端的“顾顺章叛变事件”后，陈赓因为身份暴露转移去了苏区，上海的特科工作由潘汉年与陈云接手。
而杨度的情报联络人，也因此换人。
这名情报联络人的名字叫夏衍，不过我们对他的认识，可能更多来自于他创作的一部著名文学作品——《包身工》。
（夏衍与其部分作品）
（默默感叹一句，地下系统可真的都是跨界发展的人才）
夏衍一开始还不知道自己负责联络的这个人是谁，只知道每次去对方家里，都能从这个人的口中得知一大堆的“猛料”——从KMT内部成员关系，到军政秘闻，不一而足。
虽然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才加入TG，但如果说他是出于“投机”而加入，则是有污蔑之嫌。
对于这件事，杨度曾直言不讳地跟夏衍说：
“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杨度的一生，生动体现了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里，一个有救国救民志向的文人所能够经历的一切思想冲撞。
近代史的中国，经历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再到宪政运动，又逢辛亥革命，更添数造共和，更休提北伐失败、宁汉合流等事。
这种在短时间之内，各类主义与路线纷至沓来，与利益、传统、外来势力等各类事物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促成了很多英雄、豪杰，当然也肯定有迷失在某一种主张里，让自己粉身碎骨，或遗臭万年，或名扬百代的那些人物。
杨度自然也不能例外，更何况他是那个纷纭乱世里知名的“弄潮儿”。
但力的作用都是相互的，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发现自己过往主张的谬误，与种种背叛和皈依之后，带给杨度自己的那一份痛苦与挣扎，也是自然要比其他人更加强烈。
这种痛苦与挣扎，是这个国家“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里，每一个有自知之明，也有清醒头脑的志士们都要经受的。
据夏衍回忆，杨度曾对于这种痛彻心扉的感受深有体会，他曾经说：
“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
“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这也许就是杨度超出和他同时代那些人的地方，他对每一个阶段自己的信仰都有坚定不移的坚持，但也能在意识到自己主张的错误后诚恳低头认错，并改正自己的观念。
白驹过隙的光阴里，兜兜转转的一次次试错中，他终于找到了最终也最正确的信仰——共产主义。
为了这份信仰，1930年初夏，杨度在明知母亲病危的情况下，出于组织上交付任务的考虑，而未能和自己的母亲见上最后一面。
为了这份信仰，杨度勒令自己的女儿杨慧云（曾参与主演田汉导演的进步话剧）退学，只为了更好地进行地下工作。
建国后的十年动乱时期，杨慧云才从母亲徐粲楞口中知晓自己父亲的真实身份，但她却实在无法相信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
杨慧云前去询问章士钊是否有这件事，章士钊这才告诉她，她的父亲晚年确实是一名TG党员。而且还是周恩来总理领导下的成员。
杨慧云便写了一封信，托章士钊转交给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收到信后，打电话给上海有关方面，自此杨家在十年动乱中平稳度过。此时，距离杨度去世，已有几十年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杨度托付自己的学生董健吾（也是地下党）将一笔钱捐给“中国互济会”，作为自己的最后一次党费。
董健吾，被尊称为“红色牧师”的杰出TG地下工作者。
（董健吾）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中国互济会”，它名义上是上海基督教创办的组织，实际上是由宋庆龄资助和董健吾本人变卖田产创建与经营的，由地下系统负责的“收养园”，专门收养TG的烈士与领导人的子女。
毛泽东的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就是由董健吾抚养照顾的。
杨度的能力不仅体现在政治手段与眼光上，也不止体现在书法领域，他同时还是一名文学才华横溢的人。
留学日本时，杨度在看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之后，兴奋不已，写下了长诗《湖南少年歌》，这首在当时脍炙人口的诗篇，成为了杨度在文艺创作领域的代表作（这么一想，他还是个诗人）。在那个年代，他的《湖南少年歌》激励了一批批湘江子弟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事业中。
就让我们用这首长诗里摘抄的几处诗句，结束对这位人物的讨论。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
嗯，他的一生也确实“意气能终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