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启示录：成也运河，败也运河！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之中，唐朝可以说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王朝之一，无论是唐朝在乱世中的迅速崛起，或者是千古一帝李世民的丰功伟绩和弑兄杀弟间的功过争议；还是唐朝中间诞生的中国唯一女皇帝武则天的秘密、民间传说中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亦或是安史之乱中慷慨激昂的烈士和凶残的叛军之间的斗争……可以说有无数人都在研究分析，企图找到大唐帝国兴起和衰落的密码。

本期以史为鉴给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关于大唐帝国兴亡的研究密码——大运河！

一

提起大运河，就必须要提到这个巨大的国家级项目的创始人，也是普通百姓心目中上最臭名昭著的皇帝之一的隋炀帝杨广。

在一般人的认知当中，杨广之所以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修建从洛阳北到涿郡，南下余杭的长达两千里的大运河是为了方便自己游乐嬉戏。从一方面来说，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杨广的一生之中年年出巡，曾三游扬州，两巡塞北，一游河右，三至涿郡，他的这些行程都离不开大运河。

但是除此之外，隋炀帝修建大运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并不是为了自己游玩而是国家的千年大计。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著作《明代的漕运》中认为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其实是打算把长江下游一带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来，以建立一个更伟大的帝国。”

著名历史学家李定一在《中华史纲》中也对隋炀帝修建大运河表达了赞赏的观点：“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非有极远大的眼光与气魄，非有极雄厚的财力、人力与企划力不能完成。”

历史学家对于隋炀帝的评价更多的是站在历史、文化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大运河的修建沟通了中华南北，使中华世界的凝聚力量加强。而且从整个隋代全国经济方面来分析，杨广修建大运河却是南北区域经济重心转移引发的形势变换的必然。

著名历史学家全汉升教授在其著作《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中提出：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唐时期），虽然全国的军事、政治重心依然在北方，但是因为多年的战乱和破坏，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南方。为了把已经南移的经济重心和留在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连系起来，这才修建了大运河。

隋朝统一全国后，北方屡次经历兵祸，生产力底下，百姓不但生活困难，还依然面临着突厥、高丽等外部势力的威胁；而此时的南方，经历了三国两晋，宋齐梁陈的持续开发，已经从不毛之地变成了“衣食半天下”的全国财赋之地。隋朝要深度控制北方，就需要大量来自江南地区的财物、粮食支持。这一迫切的需求才是隋朝修建大运河的根本原因。

二

隋炀帝统治时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毫不体恤百姓去修建大运河，的确是导致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隋炀帝是隋炀帝，大运河是大运河，古人对此分的倒也是十分清楚。

唐代大诗人皮日休就写诗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在诗中，皮日休可以说是把大运河的修建提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甚至形容隋炀帝大运河的修建可以和大禹治水的功绩相提并论。那么皮日休这么说的道理何在呢？

我们用数据说话。

在中国第一次大一统的秦汉时期，北方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都是全国核心，尤其是关中一带，土地占据三分之一，人口占据十分十三，但是财富却占据全国的十分之六。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传》

此时的江南地区则是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虽然豫章郡出产黄金，长沙郡出产连锡，但是开采运输的费用太高，成本都超过了当地矿物的价值。

但是到了东汉末年，经过了三国时期群雄混战，西晋灭亡后衣冠南渡，原本的经济中心北方在人口、经济、生产力上都陷入低潮，而江南地区迎来了极大的开发。

到南北朝时期，甚至可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到了中国第二次大一统的隋唐时期，虽然北方依然是政治重心、军事重心，但是经济重心已经转移至南方。这一时期的大一统王朝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已经南移的经济重心和尚留在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连接起来？

能够满足这种战略级需求的就是沟通南北的大运河。

所以唐代的皮日休承认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对于隋代百姓而言是“隋之民不胜其害”，但是对于唐代的百姓则是“唐之民不胜其利”。

在唐朝建立之后，大运河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整个关中地区的粮食都需要通过大运河从江南调动。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又发生了军队巨大的变革，传统自带干粮的府兵制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情况，大唐的军队改成了国家负责后勤的募兵制，这对于唐朝的粮草又增加了大量的负担。

江南的粮草在通过运河抵达洛阳后，还需要八百多里水路+山路才能抵达长安，在这段路途上时常发生船只倾覆、纤夫坠崖、牛马累毙等惨剧。

于是在唐代，如果遇上灾年，皇帝一般都会带上大批的官员离开长安前往洛阳办公，为长安节省大量的粮食。

唐高宗时期行幸洛阳七次，七次都是在正月或者正月前后整个关中青黄不接的时候离开长安前往洛阳的。

《新唐书》中记载咸亨元年关中大旱，唐高宗先后通过禁酒、减膳等措施节约粮食，但是还是“是岁大饥”，于是唐高宗带着整个朝廷百官前往洛阳。

等到武则天称帝，定都洛阳，这一方面是因为长安是大唐李氏的大本营，另一方面则是洛阳在运河运输上的便利位置，非常繁华富庶。

后来唐玄宗李隆基多次行幸东都洛阳，也和当时经济形势有很大关系。等到唐玄宗任命裴耀卿、韦坚等人改革漕运，江南栗米可以便利的直达长安后，关中再次富庶天下，大唐也迎来了繁盛的开元盛世。

此时大唐用兵西域，无论是击败吐蕃，远征勃律（今克什米尔东部拉达克地区）、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市附近），可以说军队后勤的保障都和大运河便利的航运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三

大运河对于大唐，可以说是生命线一样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条贯穿全国的大动脉，所以唐朝才得以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巅峰。

但是“成也运河，败也运河”，等到安史之乱后，大唐这条生命线不在自己掌握之中，大唐也陷入了衰亡的恶性循环。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史朝义都曾派兵南下，导致漕运阻绝。这其中还爆发了张巡死守睢阳这样的惨烈之战，整个唐代文人对于张巡死守睢阳，保证江南地区的意义也是十分清楚。

李翰在《进张巡中丞传表》中直接说：“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若无巡，则无睢阳。无睢阳，则无江淮。”

韩愈也对保全江淮的张巡大加赞赏，直接说“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虽然唐肃宗最后平定了安史之乱，但是为了平叛导致许多掌握军权的大将纷纷割据一方，在藩镇地盘之内，所有税赋都是扣留自用，根本不会上交国家。从此之后藩镇割据之势已经不可避免了。

《通鉴》中记载了大唐宰相李吉甫写的一篇《元和国计簿》统计了大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税赋等情况。

当时天下总计有方镇（藩镇）48道，各地州府295个，有1453个县，总计户口是244万零254户（其中有15道71州属于是世袭，不申报户口）。但是每年给国家上缴税赋的只有8道，49州，纳税人只有144万户。

而且就算这样，来自江南的税赋在半路上还有严重的治安问题，一些军阀甚至以衣粮不足为借口直接抢掠运转的物资。

可以说自从安史之乱后，整个大唐人口锐减，运河河道年久失修逐渐淤塞；漕运最为重要的劳动力极度缺乏；再加上各地军阀截留、治安混乱，运河运力锐减。但是此时衰弱的大唐朝廷中枢更加依赖运河的物资转运。

唐德宗时期，各地乱兵四起，朝廷派遣去平叛的军队都有断粮之忧。当名臣韩滉运载三万石米抵达关中时，唐德宗欣喜若狂的对太子说：“吾父子得生矣！”

唐宪宗时期，唐朝有所中兴，这也得益于宪宗重用韩弘、王播等，让大运河再次通畅地给中央财政输血有很大关系。

但是等到宪宗死后，各地军乱再次死灰复燃，不论是唐懿宗时期的庞勋之乱，还是唐僖宗时期的王仙芝-黄巢之乱，都是从江南发动起义，富庶的江南也陷入绵延的混战，以“富庶甲天下”著称的扬州，在贼寇和军阀的来回破坏之中“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

在唐末军阀朱温和杨行密的清口大战中，杨行密为了战胜朱温部将，直接采用水攻的办法掘开了河堤。虽然此战是以杨行密保住了自己在江淮的地盘而告终。但是大运河受到决堤水患的影响也溃决变成了沼泽，在没有国家级人力物力重新疏浚之前，大运河无法再次进行通航。

至此隋唐大运河也彻底断绝了沟通南北的重要作用。

大运河断绝后，整个大唐中央政府得不到江南的物资供应，甚至连战士的基本衣粮都无法筹措，至此，大唐帝国再也没有了复兴的机会，很快就崩溃了。

历史学家、教育家、著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全汉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中以翔实的数据和史料，把唐宋帝国的兴衰同大运河的命运结合起来，独辟蹊径把自隋以来运河之畅通与否与帝国国运兴衰的因果关系作了有条不紊的分析。

本书首次出版于1944年，据全汉升在书中自序，本书是收到陈寅恪先生启发，成书之后被傅斯年等文史大家审阅。被誉为被誉为“千古不刊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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