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端砚中的仿古与修补
一
古端砚中的仿古，是指当时古人摹拟前朝、或更远时代的端砚图谱和遗物，而生产琢制出来的端砚传承品种。仿古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形制雕饰遵循前人之大法，但不拘泥于具体的大小尺寸等细节，体现的是融前后时代工艺于一炉的艺术风格，在前后时代风格的有机组合上，比较容易发现和把握当时工艺艺术的特征，是继承传统砚形砚饰的新制产品，笔者称之为仿古产品；另一类是相当于现代文物复制的仿古作品，即基本上是严守形制纹饰及规格尺寸等古人法度，外观上也仿古造旧，人工做出一些所谓墨锈包浆使用伤残等痕迹，如清初砚学家施闰章《砚林拾遗》中述：吴人仿宋式，故为刻损，蒙以墨瀋，便成古物。其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怀古的情调，一种追慕古人赏古思古的工艺艺术氛围，也主要是满足一些收藏家鉴赏家苦于没有原实物的研究嗜好与欲求。故此类仿古琢制不多，笔者称之为仿古作品，而不是仿古产品。至于古今之人持此蒙欺买者而牟暴利，则如武器之因人殊途，不在此文探讨范畴。
二
第一类仿古之所以称为产品，是当时的琢制量较大，至今存世量也较大，是古代端砚艺人视为传统保留砚式而继承生产的。例如源自北宋的端石经典砚式抄手砚（图1，左），自南宋迄今历朝历代均有仿制生产，但历朝历代皆融进了自己时代的风格，而各自呈现不同的微妙的工艺特点。南宋抄手砚之两墙足已渐变高变厚，产生了两墙足高至五厘米以上，砚体浑厚稳重，后人称之为太史砚的变种。一些南宋抄手砚还于承袭北宋双池抄手砚的双池琢制中，出现了兼融艺术欣赏的样式。在总体上，也不论大小砚，均已消失了北宋端砚的尚薄之风（图1，右）。
图1
又如元代抄手砚之厚重甚于南宋，且形制比例有些失调，或长方的过长，或扁宽的过宽，和该时代之陶瓷等工艺品一样，多见大器。其中一个主要区别于两宋抄手砚的特征是，墨池两侧内移，与砚堂两侧多不在同一直线。此风格一直延至明代早期（图2）。明代中后期乃至入清，端石抄手砚仅存其形，宋韵已失。主要表现为一字墨池之扩宽变形，砚面出现花俏雕饰，砚体仍偏厚重而不及元与明初等（图3）。
图2 图3
再如始于唐代的端石辟雍砚、石渠砚、八棱砚，以及宋代之兰亭砚、履形砚、圭形砚等等，也是后来朝代端砚艺人传承生产的保留砚式。在散落古端州的遗砚中，还可看到它们遗传演变的足迹。有规律的是，其演变脉络演变之风，即主要之砚体厚薄、雕饰繁简等变化，亦与抄手砚基本一致。如明清之辟雍砚，砚体已不及唐代、南宋与元之厚重；如渠环绕的圆形砚堂和砚边砚缘，也出现了花俏的雕饰。
此类仿古产品，在各朝代端砚生产中皆占一定的，甚至较大的比重，故在古端砚遗传中也占一定的较大的比例。由于各朝代的工艺风格不同，一般不难鉴别。
三
难于鉴别的，是第二类复制式的仿古作品。之所以称为作品是各朝代琢制少，传世更少。其传世少的原因之一，主要是难于鉴别难于发现，并混同于上一类的大量仿古产品之中。因为当年其砚上人工之墨锈包浆、使用伤残、风化剥蚀等等仿古痕迹，即使为清末民国时期所造，至今也已百年，皆成古旧陈迹，若非特殊异征，不可辨也。唯有砚石之坑种材质年代、形制造工施艺、雕饰繁简有无等体现时代风格的微妙之处可鉴。故此类作品多被归于常见的仿古产品之中，可谓埋没不彰。
然而，根据散落古端州及岭南的端石遗砚显示，有一种于砚堂上夸张地如臼下凹之窝状遗迹，应可视为复制式仿古作品的特殊工艺留痕（图4）。
图4
图中砚堂之深窝，绝非磨墨自然形成。其窝壁之陡，其窝孔之小，与常见磨墨使用之砚堂，甚或与自然磨穿之砚堂，均大异其状大异其趣。且此类遗迹并不多见，偶然砚谱见载（如广东省博物馆《紫石凝英》25页24图），一看而知砚堂臼窝有异，是古端砚复制式仿古作品中，比较容易鉴别的特殊异征。
另外，古端砚中令人感觉不自然的、生硬的、过分的一切损伤、剥落、崩缺等遗痕，基本上也可视为古端砚复制式仿古作品以资鉴别的依据。此类遗痕与特殊异征的砚堂臼窝一样，依稀只见于明清遗砚。这与明清收藏之风叠起，大盛于此前不无关系，亦为此类古端遗砚鉴别之参考佐证。清乾隆钦定之《西清砚谱》，明确载有以旧端溪石仿宋代名砚，即为明清时期复制式仿古作品的典型者，也是此类砚作载于古砚著的稀见者。
四
古端砚中的修补，古砚著多称补砚。如最早记载端砚修补的北宋初苏易简《文房四谱》述：近石晋之际，关右有李处士者复能补端砚至百碎者。赍归旬日，即复旧焉。如新琢成，略无瑕类，世莫得其法也。至清中期吴兰修《端溪砚史》列有补砚专条：补砚：就砚底以刀刮细末，用黄蜡火中煅令匀，须火中安排以补损处，一色且牢。吴兰修还加了按语石晋时关右李处士能补砚石碎者，略无瑕，今则庸匠皆能之。吴兰修的意思是，以该砚之石末火中和腊煅匀以补损处，即五代十国后晋时期所谓李处士之补砚秘术，今已流传流行开来砚人皆用此法。
但笔者从流散端州及周边地区的古端砚中，目前尚未发现两宋遗砚有当时修补的痕迹。这当然首先是宋砚遗传不多，即使后来朝代遇到残缺者也不忍补之而保持原风貌。故笔者连后来朝代所补之宋砚也未曾遇到。这其中原因，也有可能恰好说明吴兰修所述正确。即五代十国与两宋端砚破损者，若以蜡煅石末补之，而蜡为易融易化之物，别说至今上千年所补荡然无存，就是迄至明清也应脱落难辨。这与古端砚中之补砚遗传实物是基本一致的。
目前笔者所发现的古端砚中之补砚，最早见于明代。例如图5之左，为明代中后期端石宣德岩牛蝠砚，其砚额与砚侧皆残存以蜡修补的痕迹。特别是砚额上之修补处，所补部分虽已脱落，但黄白淡色之蜡犹清晰可辨。这当然亦可能是明砚清补，或明清多次之补。甚至细审遗痕，还应是多次修补之末次未完成之修补。
又如图5之右。为清康雍时期端石坑仔岩牡丹花砚，于其砚额亦清晰可见修补痕迹。并于其墨垢脱落处可窥修补材料确为蜡煅石末，只是这石末并非该砚之石末，与砚体不同石色，该砚底亦无以刀刮细末的遗痕。应是砚主怕伤了该砚而别取石末代之，故未能达到吴兰修所说一色且牢之效果。
图5 图6
另外，笔者于古端砚之修补遗砚中，也发现一些明显不是以蜡为凝固材料的修补遗痕。例如图6两方明清端砚，所修补部位明显比图5之蜡煅石末坚硬坚固许多。这当然亦如图5之两砚有可能是后补。但以修补部位上自然形成的包浆、陈迹等，也确是古人之补，下限不会低于清末所为。至于是何修补材料，除了看出掺进墨汁而不是将墨汁涂于表面之外，其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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