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一天变少，参考书目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真题也都过了好几遍，厚书也慢慢读薄，但是心里依然还是没什么底。面对未知的2020，心中依然还是十分忐忑。越是到了关键的时候，越要更有效率地进行备考，做到事半功倍。
其实，各位老师的最新发表的论文里面暗藏着“真题”。今天，学姐就带大家一览新传大佬们2020关注的热门话题，从往年的真题里面预测一波今年可能会是试卷上出现的“熟悉的面孔”。
喻国明老师还是不忘重负，凭借足足53篇的发文量荣获“论文狂魔”的称号。喻老师和往常一样关注最新的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应用，以及技术应用对于媒体和社会的影响。5G、智能媒体、算法还是喻国明老师重点关注的焦点。技术这一块，喻国明老师拿捏地死死地~
今年重回人大的彭兰老师发文量不多，和喻国明老师一样，关注了5G、智能媒体的发展对媒体的影响。不同的是，彭兰老师更多关注了科技所带来的冲击。信息茧房、数字鸿沟等问题是彭兰老师关注的焦点。当然，疫情报道也是重点关注的话题。不爱写论文的常江老师今年也有21篇的发文量，其重点关注的领域依然在文化和数字领域，互联网、数字新闻等关键词可以一窥老师关注的焦点。互联网平台是今年张志安老师重点关注的话题，多篇论文都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疫情传播、国际传播也是热门话题，同时老师也关注了“直播带货”这个新鲜的热门话题。陈昌凤老师的发文量并不多，但关注的也都是关键领域的关键话题。全媒体、信息茧房和智能媒体需要考生重点关注。胡泳教授发文虽不多，但是涉及的话题很多，疫情传播、5G、短视频和数字鸿沟等研究问题都有涉猎。
5G技术
简答题：5G特点，对媒体产业的影响（2020中国传媒大学学硕816）论述题：2019年是5G商用元年，谈谈对新闻内容生产的影响（2020华东师范大学440）论述题：试论述5G对媒介带来的变革。（2020武汉大学440）论述题：试分析在5G应用的背景下，媒体融合发展的前景如何？（2020华中科技大学440）学姐分析了各位老师今年关于5G的论文，发现老师们都侧重5G时代中人-机关系的分析，所以在出题上可能会有类似“分析5G时代人机协同关系”的题目出现。喻国明老师在《5G时代：未来传播中“人—机”关系的模式重构》一文中提到5G时代，人机传播关系会发生深层次的变革，从机器作为人的对立面到机器作为辅助者和共同体，二者从相互对立到人机紧密结合、协作共生。而5G时代的人机传播关系重构，可以体现在关系和决策两个层面：一方面是连接行为，即人对于传播技术的依赖性；另一方面是决策行为，即技术对于人的渗透。同时，喻老师从技术、内容、关系和主题四个层面分析了5G时代人机传播关系的新特点。彭兰老师在《智媒趋势下内容生产中的人机关系》一文中从信息采集、信息审核、作品创作、内容分发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人机协同的内容生产机制，并分析了在内容生产中人和机器不同的能力偏向，最后分析这种新型人机关系下给内容生产者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论述题：如何理解算法对新闻传播业的影响。（2020北京大学学硕）简答题：谈谈对于算法新闻的理解（2020武汉大学809）简答题：新闻发布中的算法推荐对新闻传播效果的利弊。（2020厦门大学440）老师们今年在“算法”的问题上更多关注了其公共性和媒介伦理等相关问题。喻国明老师在《智能算法与公共性：问题的误读与解题的关键》一文中提到算法崛起对于权力关系的重构以及算法介入增加人们对公共性的质疑。同时他分别从传统新闻业、消费者和国家政治权力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算法对于传播领域所带来的冲击。最后，他还分析当下对于算法分发的批评其实出于对三组关系的误读：个体与整体、当下和未来、小概率事件与大概率事件。陈昌凤老师在《智能时代的媒介伦理：算法透明度的可行性及其路径分析》一文中对于算法透明度的概念、哲学基础和专业意义以及实践做了阐述。该文章阅读难度较高，可做适当的拓展阅读，无需精读。
简答题：请谈一谈智能传播技术对传媒生产内容的影响。（2020中国人民大学610）论述题：如何在智能媒体时代坚守新闻专业主义。（2020清华大学862）简答题：人工智能给新闻生产带来哪些变革。（2020中国传媒大学814）论述题：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机器人新闻写作的影响。（2020复旦大学440）智能媒体的研究关注点更加聚焦，研究取向更加深化。越来越多的老师反思智能媒体在公共性、正当性层面扮演的角色，以及围绕智能技术产生的权力角逐。今年的考题也可能侧重考查考生对于智能媒体所产生的伦理困境的理解和剖析。陈昌凤老师在《驯化、人机传播与算法善用：2019年智能媒体研究》一文中从驯化、人机传播、算法善用、算法公共性和算法正当性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智能媒体研究的热点问题。喻国明老师《智能媒体伦理构建的基点与行动路线图——技术现实、伦理框架与价值调适》一文也详细地阐述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媒体应用中带来的伦理问题。由于目前的智能媒体仍为有限自主智能体，所以目前的伦理框架是以人为中心的一般工程伦理，其伦理风险与其他技术面临的伦理危机无本质区别，即人与人之间的控制欲反控制危机，指向的都是如何避免少数人掌控技术后以更便捷、更隐蔽的手段损害他人权益的问题。而智能媒体的常规性伦理危机则多表现为：偏见问题、隐私问题和算法设定认知问题。智能媒体调适的现实路径则是“问责”和“维权”。
简答题：信息茧房、过滤气泡、回音室三者区别与联系（2020北京师范大学723）论述题：信息茧房是什么？茧房对人们信息沟通的影响。（2020上海大学440）“信息茧房”知识点的考察，除了对于概念本身的定义和辨析外，还注重考察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破除的方法。彭兰老师在《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茧”路径》一文中分析了形成信息茧房的多重原因以及如何破除信息茧房的方法。导致信息茧房产生的原因可能和个体性格和平台两个方面有关，被动型、求稳的性格更加可能产生信息茧房；而平台的个性化信息推荐算法也会使信息茧房产生的原因。信息茧房的产生还和信息过滤有关，平台、社会关系、算法和个体自身的信息过滤都有可能加强信息茧房，尤其是个体自身的信息过滤，选择性心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彭兰老师也从算法优化、平台优化、信息供给侧的改进和个体媒介素养的提升等四个方面阐述了“破茧”的多重路径。
评论：淘宝直播推广产品的营销策略（2020北京邮电大学334）论述题：网络直播满足了人们什么需求（2020中山大学334）电商直播，网络带货问题加措施（2020辽宁大学334）胡翼青老师的《透视 “种草带货”：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多个视角剖析了“种草带货”的实质。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种草带货”通过市场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合谋与博弈，成为一种合法存在的媒体奇观。“种草带货”的背后是互联网流量经济形成的强大市场力量，它代表着一组产业集群及其相关社会资源的共同利益。而受众商品论视角下，消费者成为了被深度剥削却又十足狂热的消费老公，消费者的一切行动都在自动地帮助资本有效地再生产，消费者的行动逻辑与资本复制的逻辑完美统一。同时，对于剥削剩余价值的强大捍卫者恰恰是剥削者本人，对于“种草带货”的任何指责，会遭到粉丝的强烈反击，因为这是对其精神寄托和存在意义的否认。而在空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种草带货”是极为典型的空间实践，用户与主播各自所处的物理空间经由媒介技术得以接合，有限的物理空间承载的是无限的心理空间。小小的直播空间被媒介转换成具有巨大经济效益的生产性空间，实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资本的自我复制。技术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直播平台呈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嘈杂和喧哗解构了一切严肃与崇高的内容，用户本身潜在的民粹主义倾向或思维模式得到释放。而张志安老师的《直播带货中的传播学启示》则从技术、文化和社会三个维度分析了直播带货中的传播学启示。传播技术维度下的直播电商是人工智能驱动下平台媒体崛起和主导的产物，其运作机制都包含着数据化驱动、商业化变现、个性化满足等平台逻辑的核心特征。文化维度下的直播电商则体现出消费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加速和盛行。而社会维度下的直播电商关系到电商主播的劳动方式和劳动价值。超级互联网平台为直播设定的规则及其掌控的流量分配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播的情感表达、内容形态和劳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