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毓罴:关于《金瓶梅》抄本的问题 ——敬复魏子云先生

1988年10月,魏子云先生在东瀛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杂志第二号上发表了《金瓶梅的传抄付刻与作者——寄呈陈毓罴先生》一文。
读了他的大作,感谢他对拙作《金瓶梅抄本的流传、付刻与作者问题新探》(《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的支持及一些批评。
又蒙他惠赠新著《金瓶梅的幽隐探照》一书,读后获益良多。魏先生研究《金瓶梅》达二十年,用力最勤,探讨的方面最广,成果也最多。
他为金学开辟草莱,卓然成一家之言,这都是令人钦佩的。
魏先生和我殊途同归,都认为“欣欣子”及“东吴弄珠客”是冯梦龙所署名,冯氏与《金瓶梅》之刊刻有密切关系,两人不谋而合,所见大抵相同,深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乐。

绣像本与词话本(书影)

关于《金瓶梅》抄本的问题,我和魏先生却有分歧。
他认为抄本应该分为初期和后期,初期抄本乃是一部“讽喻今上”的政治小说,后期抄本乃袁中郎及其友人改写;抄本长期未见刊刻以及袁中郎等人要改写,都是出于所谓政治原因。
而我的看法是:
《金瓶梅》抄本并无前后两期之分,其面貌接近于今存之“词话本”,袁中郎及其友人并未参加改写,抄本之长期未刊也没有政治原因。
爰将鄙见,草成此文,以求教于魏先生,俾收相互切磋之效。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叶庆柄教授说得好:
“考据讲求举证。有些作为证据的文字,一经发现,就可以直接获得结论,无须推敲。
但多数作为证据的文字必须经过解释并据以推论,才能得出结论。
如果解释稍有偏差,或者推论稍有疏忽甚至稍涉主观,都会影响结论的正确性。”(《金瓶梅原貌探索》序)
现在就从袁宏道致董其昌那封信谈起。
魏先生反复强调其中“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就已经表明最早问世的《金瓶梅》抄本乃是一部政治讽喻的小说,讽喻之对象就是当今之皇帝。
首先,魏先生对“云霞满纸”这四个字的解释大有问题。
如果说“云霞满纸”是比喻《金瓶梅》有高超的文辞如云霞之布于天,这当然是对的,而且也只能如此解释。
可是魏先生说它“盖指的是文辞上的隐喻”,意思是说《金瓶梅》初期抄本里充满了政治隐喻,他还在“文辞”之前加上“微妙的”一词,这就和“云霞满纸”之原意不符合了。
“云霞满纸”本是形容文辞之华美丰赡,与“锦绣文章”同义。
魏先生误会为“云翳满纸”甚至是“云雾满纸”,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

《袁中郎全集》

袁中郎信中提及《金瓶梅》,为什么会用枚乘的《七发》来作比较呢?
因为他当时适在病中,“伏枕略观”四字已透消息。
据他的第二篇《乞改稿》,他患的是疟疾,此时适得少愈。正巧又在看《金瓶梅》抄本,于是想起枚乘的《七发》来。
《七发》假托吴客说七事使楚太子霍然而愈,袁中郎故以此为喻耳。中郎是楚人,此处以楚太子自比,显然有自我调侃之意。
《七发》中吴客所说:
“故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燕,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
与《金瓶梅》若合符契,而且相映成趣。其铺采摛文及汪洋恣肆,也和《金瓶梅》的风格有类似之处。
当然《七发》中也包括“要言妙道”,《金瓶梅》中也有。现存“词话本”接近于抄本之面貌。
其卷首所载诸词以及各回中之证诗(如第五回之“参透风流二字禅”、第二十三回之“休将金玉作根基,但恐莫逃兴废”、第二十六回之“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之类),虽在今日看来无甚高论,但对当时的读者无疑是一种说教。
袁中郎也是一个读者。
我们只要看看他弟弟小修写的《李温陵传》,曾坦率自承他们不能免于世俗的恶习。
他们也需要暮鼓晨钟,发其清省。
这里就涉及魏先生所谓《金瓶梅》头上戴的王冠问题。
他认为,和刘邦、项羽故事不同,“西门庆的故事,只有‘财色’并无“情色’;情,更是无有。
那么,我们从‘情色’二字看,可以疑及《金瓶梅词话》之前,极可能还有一部涉及政治描写情色的《金瓶梅》,那部《金瓶梅》就是一个可以戴上刘项头上那顶王冠的故事。”(《金瓶梅的问世和演变》)
这些议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振振有辞,无可非议。
如果仔细考察,便可发现魏先生纯粹是以现代人的眼光看问题,而古人对“情”“色”二字,往往是界限不分明,容易相混同。

《魏子云<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台湾)魏子云    著

就以《红楼梦》为例吧,即使到了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比《金瓶梅》抄本的问世要晚一百三十年),他在书中还借警幻仙姑之口称宝玉之体贴为“意淫”,对秦可卿的判词是:“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好事终》一曲也说是“宿孽总因情”。
依此观之,古人将“情色”二字套在西门庆身上,并非不适合。
魏先生犯了“以今律古”之弊。
《金瓶梅词话》作者讲了刘项的故事后,下文便道:“今古皆然,贵贱一般。”这就很自然地过渡到了西门庆的故事。
刘项乃帝王之尊(刘邦其实也还是平民出身),西门庆是清河一霸,时代虽有今昔之别,地位纵有贵贱之分,然而不能逃于情色则一。
说它是王冠,只有帝王配戴,似和作者意图不符。
袁中郎写《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列入“逸典”。
“逸典”中还包括有柳永、辛弃疾的词,董解元的诸宫调,王实甫、马致远、高则诚的戏曲。
这表明了他对《金瓶梅》一书之称誉,是他的一贯立场。
魏先生却认为“把《金瓶梅》写入《觞政》,定有原因。这原因,如果推究起来,又是政治的关系了”(《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
不仅如此,他还断言袁中郎写《觞政》时,就透露了改写《金瓶梅》的意思,而且参与改写者圈子越来越扩大,包括了袁中郎好些朋友,甚至还有沈德符。
如此一来,这个问题反而人为地弄得复杂化和神秘化了。
究其本意,袁中郎写作《觞政》,本是供他的社友参考。

《觞政》书影

在他的《题记》中写得很清楚:
“余饮不能一蕉叶,每闻垆声,辄踊跃。遇酒客与留连,饮不竟夜不休。非久相狎者,不知余之无酒肠也。社中近饶饮徒,而觞容不习,大觉卤莽。
夫提衡糟丘,而酒宪不修,是亦令长之责也。今采古科之简政者,附以新条,名曰《觞政》。
凡为饮客者,各收一帙,亦醉乡之甲令也。楚人袁宏道题。”
其中所说“社中近饶饮徒”,即指和他结成文社的一班朋友。
时间是自万历三十四年秋天,地点是在北京,社友包括了刘元定(勘之)、陶孝若(若曾)、方子公(文撰)、丘长孺(坦)、胡仲修、刘元质、袁平子(简田,中郎族弟)、龙君超(襄)、袁小修等人,
亦即《酒评》一节中所评及的对象,可能还有其他人,人数不会超过二十,他们常在一起宴集赋诗,约有一年光景散去。
中郎诗集中有下列诸诗可证:
《游崇国寺,得明字》、《浴佛日刘元定邀诸公偕游高梁桥,得为字》、《早起入朝书册,午间冲暑走城外别汤嘉宾,晚赴刘元定饮,时诸公已半酣,赋得原字》、《集元定行记斋,再赋得原字》、《客有赠余宫烛者,即席同刘元定、方子公、丘长孺、陶孝若赋之》、《刘元定斋中别诸社友,时余有内人之戚》。
这些人当时聚集北京,且以中郎为中心,他们当能看得到《金瓶梅》的抄本,至少中郎手中的抄本能公诸同好,在他们中间传阅。
因此中郎在《觞政》里将《金瓶梅》列入“逸典”,要他们熟悉此典,就不足为奇了。
事情本来如此单纯而自然,哪有什么政治原因?中郎与他的一些友人有何必要暗中策划改写此书?
经魏先生一番考证,袁中郎和他友人俨然结成了一个“阴谋集团”,秘密商议并直接动手改写《金瓶梅》,还把事情的一切真相隐藏起来,对外一致统一口径,欺骗世人,而袁中郎却是这一“阴谋集团”之首领。
这岂非咄咄怪事?
袁中郎执一代文坛之牛耳,自有他的名山胜业。他虽然称赞过《金瓶梅》,但未必肯花如许心血及偌大气力去为他人作嫁衣裳。
他这些朋友,无论才情和能力,都不能担此重任。他们在一起饮酒赋诗则有之,很难说是在搞什么地下活动。
《金瓶梅》成书二十三年才见刊刻,其原因当不外乎三点。
一是抄本流传甚少,二是卷帙太多,一百回之洋洋大文,刊刻起来殊非易事。
这两点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中已说了:“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埒。”
三是收藏有《金瓶梅》抄本的人,不愿拿出付刻。
他们认为“此书诲淫”,作为枕中之秘私下阅读未尝不可,一经刊刻,传播四方,则有损于人格和阴德。
他们不敢作名教之罪人,而且害怕进犁舌地狱,祸延子孙。这从当时诸家对此书的评论可以看得清楚。
董其昌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和二十三年(1595)之间向袁小修推荐这部书,就已说了“决当焚之”。
薛冈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北京从其友人文在兹手中借到《金瓶梅》的不全抄本,也说:
“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种秽书,当急投秦火。”(《天爵堂笔余》)
袁小修、沈德符都持有类似的看法。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谁也不愿意为始作俑者。
其实,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在成书以后拖了二三十年出版,明清两代并非罕见,《金瓶梅》不是特例。
在《金瓶梅》之前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也是一百回,写的唐僧师徒四众西天取经故事何等受人欢迎,真可说是家喻户晓了。
它的成书是在吴承恩晚年作荆府纪善时,即隆庆四年(1570)左右(详见拙文《吴承恩<西游记>成于晚年说新证》,1984年3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
可是一直到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才刊成《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有人说“新刻”乃是针对“旧刻”,其实“新刻”就是“初刻”,以“新”字为号召,正如十卷本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一样)。
其闻相距二十二年,与《金瓶梅》情况几乎一致。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原因。

《红楼、西游及浮生六记论集》

陈毓罴      著

再以时代较后的《红楼梦》来说,自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有了“庚辰秋月定本”的抄本,一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才有了程伟元、高鹗的活字本,即“程甲本”。
这其间相距有三十一年之久。如果说“抄家”的情节涉及了政治原因,那么程伟元、高鹗所整理和订正的后四十回不是依然有着抄家的描写吗?
如果说此书讽喻了“当今圣上”,那么活字本问世之时乾隆皇帝不是依然在位吗?
用政治原因也是解释不通的。古时候出版书籍不像现代恁般容易,有时拖了很长时间才见刊行,实不足为奇。
因受篇幅所限,暂且谈到这里,其他问题容待日后细论。
本文对作为证据的文字的解释如有偏差,推论如有疏忽及主观武断,也敬请魏先生和“金学”同道指教。

本文作者    陈毓罴    教授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第一辑,1990,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数据采集   黄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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