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历史人物评析之四：孝公变法

一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元前384年，献公继位。237年间秦国历经14代君主，均无所建树，内部政治混乱，外部领土被蚕食，经济发展又从兴盛走向停滞。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标志着中国从春秋时代进入战国时代。齐、楚、燕三国按照难易程度依次灭掉周边小国，扩大疆域，东方六国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贵族世袭制逐步瓦解，随着牛耕、铁器等生产工具的逐步普及，各国自耕农、专业手工业者的数量显著增加，各国统治阶级由奴隶主贵族向新兴地主阶级发生转变，军事上区域割据，经济上发展农耕，政治上文武分职，国家内部专业官僚治理制度正在形成。

六国中对秦国影响较大的是魏国，魏文侯当政期间（公元前445年-前396年），任用李悝（音如亏）为相，率先推行变法，魏国成为战国首强。魏军东征西讨，秦占领的河东地区全部被魏夺回，魏国还西越黄河，疆域扩展到咸阳北100公里处，并修建魏长城，阻隔秦军。

秦献公立志图强、奋发有为，在位22年间做的三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把沉迷200多年的秦国，带出黑暗，走向光明。

第一件大事是：继位第一年，废除了秦国饱受天下人咒骂的“人殉”制度。

“人殉”是古代葬礼中以活人陪葬的陋俗，是一种残忍野蛮的行为，每次殉多少人，并无具体标准。秦穆公去世殉葬者达到177人，其中还包括一名贤臣的三个儿子。当国君、卿大夫等领主去世后，亲近的门人、喜爱的妻妾都可能被殉葬。秦国“人殉”制度限制了东方人才向秦国的流动，秦献公废除这种暴行，既是秦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也对吸纳东方六国人才，引入先进文化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第二件大事是：继位第二年，迁国都从雍城至栎阳。

栎阳（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位于关中地区正中心位置，临近泾河渭河交汇地，在西周丰镐都城西北80公里处，离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骊山仅50公里，属于经济繁华、交通汇聚、人口密集之地，此处距离黄河不到100公里，也便于秦国快速处理与东方国家的关系。

第三件大事是：两场大胜仗，奠定了数十年稳定的外围环境。

公元前364年（秦献公去世前两年），在经过长期筹备后，与晋军决战于石门（一说今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东北，一说今咸阳市三原县西北），斩敌6万人，第二年又在少梁（今陕西省渭南韩城市）大胜魏军，并俘获名将。

进入战国时代后，各国的战争目的已经不是为了彰显国威、匡扶正义，而是为了占领土地、掠夺人口。因为有地就有粮，有粮就有兵，有兵就有权，土地是巩固君权的根本。这两场大胜仗，使秦国不仅夺回黄河以西数百里国土，而且扬起了秦人计划征战东方的雄心。

正当秦献公计划一步步恢复秦国“霸主”地位时，壮志未酬，公元前362年，病死栎阳。

秦献公儿子孝公继位，也正是这位精明强干的国君把秦国推上了新的历史高度。

后人评价秦始皇的功绩是“奋六世之余烈”，意思是秦统一六国是六代国君臣民接续奋斗的结果，而孝公就是“六世”国君中的第一世。

二

21岁的秦孝公继位了，他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外部环境呢。

一是外围强敌环伺。此时周天子徒有其名，已无号令天下的能力。东方国家之间厮杀兼并，韩、赵、魏、齐、楚、燕六个强国已经形成新的政治平衡格局。东方六国把秦国当做荒蛮之族对待，中原诸侯的会盟从不邀请秦国参加，部分邻国伺机抢占秦国土地。

二是内部政治混乱。秦献公的曾祖父秦怀公被庶长晁和其他大臣围攻，怀公被迫自杀。怀公的太子早死，便让太子的儿子，献公的父亲灵公继位。灵公去世后，献公没有继位，被灵公的叔父简公篡位，简公去世后，其子惠公继位，惠公去世后，其子出子继位。献公此时联合一名叫改的庶长杀了出子及其母亲，并沉于深渊，献公夺得王权。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孝公继位前的40年里，宫廷斗争的背后是秦国内部国君威信不足、大权旁落，贵族专政擅权、信仰缺失。

三是国内文化落后。秦国与戎族混杂，处于农耕游牧文化交汇地带，文明礼仪的价值约束不同于东方六国。例如：秦人家庭主张集体生活不分家，有按照游牧时代住帐篷的传统，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兄弟妯娌有时居住在同一间屋里，这在东方六国看来极其荒唐落后，称之为：“秦与戎翟同俗，不识礼义德行。”

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摆在刚刚继位的秦孝公面前，该怎么办？

秦孝公拿出了自己的施政方案：

外围强敌环伺，需要富国强军。

内部政治混乱，需要君主集权。

国内文化落后，需要法令督导。

三

秦孝公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布求贤令。

孝公提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意思是说，谁能够帮助秦国强盛起来，我就给他高官，赏给他封邑。

秦孝公的选拔人才范围是“宾客”和“群臣”，也就是六国来的“宾客”排在前面，本国的“群臣”也欢迎献计献策，这种面向天下、不拘一格招募英才的气魄，隐含着秦人奋发图强、实用理性的文化底蕴。

“吾且尊官”有吸引力，但不是关键，核心是“与之分土”。秦孝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许下分土诺言的国君，这个承诺对于天下所有怀才不遇的谋臣武将都有极强的吸引力。此时正是诸子百家兴起之时，法家、儒家、墨家都在各国奔波，寻求舞台。秦孝公的招贤令引来了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位成功改革家商鞅（原名公孙鞅，因秦国封地商邑，后人称之商鞅），商鞅变法不仅实现了强秦，而且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结构，后人对于中国历史总结的“百代都行秦政制”，“秦政制”即指商鞅当时推行的诸多变法措施。

商鞅善于审时度势，长于分析他人心理，有自己的谋略主见。他受魏国李悝变法的影响，认为只有法家才能够强国富民，便来到魏国拜在丞相门下做宾客，一方面学习法家思想，一方面等待建功立业的机会。

丞相很欣赏商鞅的才干，便向魏王推荐重用商鞅，但魏王不以为是。丞相又向魏王建议，如果不任用商鞅，那就杀掉此人，以免为患。魏王依然不置可否。丞相病重，他珍惜商鞅之才，便把自己给魏王“杀掉商鞅”的建议告诉了商鞅，叮嘱其尽快出逃。商鞅却认为：“魏王不会追杀我，他如果听你的建议，就会任用我，他不任用我，怎么还会追杀我呢。”

最后的结果证明，商鞅分析精辟、判断准确。

商鞅在魏国听到秦孝公广纳贤才，于是带着一部《法经》前往秦国，为了能尽快见到秦孝公，他便找到秦孝公最宠幸的太监安排见面。商鞅寻求太监帮助之事多被后人批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人君子大都不屑与太监之流为伍，所以有后人认为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重行不重德，也就注定了他最后的悲惨下场。

商鞅见到秦孝公，先后经历了四次“面试”才获得孝公肯定。

商鞅第一次讲上古时期黄帝、尧舜的“帝道”，孝公昏昏欲睡。第二次讲夏禹、商汤、周文武王的“王道”，依然不受认可。第三次讲春秋五霸的“霸道”，孝公才有了兴趣。第四次讲“强国之术”，两人席地而坐、相谈数日。

秦孝公对商鞅的思想才华和治国方略终于认可，便力排众议，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全权主持变法。

四

公元前359年至350年，秦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法令。

孝公变法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围绕富国强军，推行奖励耕战、军功爵位制等；

围绕君主集权，推行废除领地、建立郡县、废井田平税赋、废除贵族特权等；

围绕法令督导，推行十五连坐、大家庭强制分家、奖励军功严禁私斗、统一度量衡等举措。

变法过程本质是国家精神文化重新塑造、社会阶层地位重构、物质财富重新分配的一个过程。变法必定会触及某些团体利益，当这些既得利益团体反对改革者的变法时，谁最终斗争胜利，谁就会决定变法的走向。

秦国变法首先以“立木为信”实现令行必从，树立变法权威；其次太子犯法惩戒师傅的事件，遏制打击了贵族阶级对于变法的抵制。在孝公全面主导、商鞅强力推行下，这种先推行经济变革、再实施政治变革，同步把变法措施法制化、制度化，树立法制权威的方式方法，共同确保了变法成功，秦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

孝公十年，商鞅已升任大良造，在率兵与魏国交战中，魏国大败，割地求和。魏王得知秦军统帅为商鞅时，懊悔的说：“寡人恨未听丞相之言。”

商鞅变法过程中故事很多，我们讲一个太子犯禁的事情。

推行变法第二年，太子触犯了变法的一些规定，这个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继位的秦惠文君。

这个“太子犯法”的难题摆在商鞅面前，如果按律处理，太子是“储君”，如何施刑？如果放任迁就，变法权威与改革力度如何保障？

商鞅最终采用了变通的方法处理这个难题：让太子的两名师父代太子受刑。其中一名师父在四年后又二次犯法，商鞅严格执法，按照刑律“劓（音如义）之”，把这名师父的鼻子割掉。身为太子之师，连个鼻子都保不住，这名师父愧于见人，连续八年都没有出过家门，贵族公室均对商鞅心存怨恨。·

秦孝公刚死，受刑的太子之师立即诬告商鞅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仓皇逃离秦国，落入魏国边关守将手中，这名守将曾经被商鞅带兵打败过，他不准商鞅入境，并将商鞅押解回秦。

最终，商鞅惨遭车裂酷刑，但秦国的变法举措没有废止，依然坚定推行。

五

后人多用“耕战”两点形容孝公变法的关键核心。

围绕“耕”的变法举措，目的是改善生产关系，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

围绕“战”推行的变法举措，则塑造了秦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培养功利主义的精神，使秦军演变为“虎狼之师”。但凡事有利有弊，过于推崇功利主义文化，忽略了道德仁义，最终也加速了秦国的毁灭。

军功爵位制使人人可以封侯，秦国制定了20等爵位，每个爵位对应有“军功”标准，完成“军功”，农民也能封侯；没有“军功”，贵族也没面子。于是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大家都为国家战斗，只杀战争中的敌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这种用人头封官进爵的体制，使军队拥有了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东方六国之败从此时就埋下了种子。

六

纵观中国历史，涉及到政治经济变法的事件连绵不断。知名的有孝公变法、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北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年在位）推行汉化改制、唐德宗年间的“两税法”、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公元1067-1085年在位）变法、清末光绪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还有1978年的改革开放。

“变法”、“改革”两次含义基本相同，可以互换，“变法”常见于古代，“改革”多用于现代。在这些变法改革中，只有孝公变法与1978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彻底成功，其余的改革或变法大都以失败告终。

孝公变法是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标志，代表着社会统治由封建贵族制向集权官僚制转变，这个社会转型始于东周末年，经过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还没有完成转变，西汉初年依然有封国存在，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彻底消灭封国，全面推行郡县制。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秦朝开启的是延绵两千年的皇权官僚专制时代，为这个时代揭幕的就是孝公变法。

1978年的改革开放成功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型。第二次转型是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中国人民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

我们简要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中变法众多，为什么只有孝公变法成功了，从中能得到哪些启示呢？

一是顺应社会发展方向。秦国变法造就了新的社会受益阶层，即专业官僚队伍和自耕农阶层，这个受益阶层的壮大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他们代表着更高的生产效率。只有新阶层力量强大到能够抗衡和压制守旧派，克服贵族利益集团的阻挠，最终才确保了变法的成功。

二是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要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秦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主要资源是土地和人力，要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社会总财富，关键是增加农民数量和提高生产力水平。强制大家庭分家、遏制贵族侵占土地、建立专业官僚队伍、吸引东方六国民众移民秦国等等，都是有效合理的变法举措。

三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进行利益更新分配。只有做大蛋糕，把新增利益作为主要分配目标，保持既得利益者利益不受损，才能显著降低变法的阻力。否则，如果统治阶层成为利益受损者，他们会反对变法，有意激化社会矛盾，改革的受益阶层多属于新生力量，普遍没有实力与之平等对抗。当两者开始交锋时，最高决策者国君处理矛盾的首要原则，是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改革是否持续，会自动降格为第二目标。

四是变法要经济政治配套推进。经济改革主要是“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土地私有化。政治改革主推“废封建，立郡县”，确保君主专制。经济改革增加了社会财富，政治改革确保了统治阶层有治理能力获得新增财富，并确保新结构社会的运行。郡县制不是秦国首创，在各国已经存在了二百余年，是国君治理新占领地区的通行办法。早在公元前594年，鲁国就开始废除井田，取消公田、私田的划分，实行自耕农按土地面积交税的土地私有制制度。秦国在别国成功实践基础上总结优化，并将这些变法措施用法律的形式固定推广实施。

五是多措并举，形成社会变法共识。更改祖宗之法，必然触及传统意识形态，动摇原有社会文化精神基础。秦孝公组织了商鞅与守旧派的当庭辩论，守旧派发起攻击：“你想更改祖制，你能高明过祖宗吗？我们能守住祖宗的制度就不错了，不要再想改变什么。”商鞅针锋相对：“时代不一样，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一样，‘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当庭论战的结果是守旧派理亏词穷。随着变法成效显现，守旧派由反对转变为中立，再转变为拥护。变法推进中的“立木为信”、“军功进爵”、“贵族庶民同罪”等举措都使变法获得底层人民的信任和欢迎。

变法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是：变法必须是有新增利益后的重新分配。否则只是各个阶层与统治者之间的利益调整，必定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甚至出现人人受损、无人受益的局面，这时变法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斗争，最终失去各方的支持。到那个时候，变法当然只会有一种结果：

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