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 柏：记功碑的变迁
记功碑的变迁
——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
文/松 柏
21世纪的第16个10月1日，重庆x报在微信上刊发系列照片《你好！我叫解放碑！》，开篇即作如下身份正名：
紧接着的第二页：40年代百废待兴，当时重庆人民，满腔热血，为的是要为祖国出力，大家心往一处使，力往一处出，你们的父辈、爷爷，是否曾在解放碑下，付出过自己的青春和努力？
看了上面一席话，暂且不说 “心”怎样在往哪处使，倒是人立马长高到丈二。我这个土生土长在重庆城、家族在重庆城繁衍了上百年，自己也是奔古稀的人，对x报之言只能作如下理解：“解放碑”建成于1947年8月，立碑宗旨是“人民解放纪念”。
那时我们的祖国正百废待兴，当时的重庆人民正满腔热血心往一处使，力往一处出，要为祖国出力（抗战？内战？建国？作者没明示，故也只能如此猜想），我们的先人曾在解放碑下付出过自己的青春和努力。我弄不明白的是，重庆在1947年被谁解放了？谁在那时建了这座“人民解放纪念碑”？既然这些建碑要素含混不清，就有必要对该碑的来龙去脉作一考证，弄清他本来面目，不至贻误后人。
重庆这座地标性建筑，据目前可查的当时记录，其建造的历史背景大致如下：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17日凌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离开南京，11月26日下午抵达重庆，林森代表国民政府在重庆向全世界宣布，国民政府本日移驻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挂牌办公，国民政府机构虽迁入重庆，实际的抗战指挥中心还在武汉。
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联名发布国民政府令：
重庆市著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此令。
所谓“直隶于行政院之市”即为国民政府直辖市。
重庆直辖一年后的1940年9月6日，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布命令：
“……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安大计，移渝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今行都形势，一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弘建置，民意签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
历史明确无误地表明，重庆从1939年就成为中国的直辖市，1940年被国民政府法定为中华民国的永久陪都（除非将中华民国排除于中国之外！），并不是60年后所称重庆是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
（笔者2016年去台湾旅游，台湾同胞曾致辞“欢迎来自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的朋友”。过后我即向他们指出，此处提“中国”是严重的错误，难道这里不是中国！“重庆是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的提法也是错误的，因为“中华民国”也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中华民国时重庆就是直辖市，不能说“重庆是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除非台湾和大陆是两个不同的中国！）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期间，日机即对重庆进行了多达218次无区别战略轰炸。
仅1940年8月，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就达190架次，一枚炸弹落在市区都邮街街口处，形成一个大土坑。1940-1942年，中国的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为鼓舞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重庆国民政府在都邮街将炸弹坑填平后改造成的草坪上，建了一座木结构四方形五层楼的炮楼式建筑，其通高7丈7尺以象征“七七抗战”。炮楼内建有旋梯可达顶端，顶端竖立一根旗杆悬挂中华民国国旗，顶端平台中央置有一口大瓷缸，内储燃油、棉条，重大集会时即点燃棉条以示火炬，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
炮楼面向民族路一面题有“精神堡垒”四个大字，其余三面分别写着国民政府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令》中的“国家至上 民族至上”、“意志集中 力量集中”、“军事第一 胜利第一”六句口号。炮楼底座为八角形，分别写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大字。这座炮楼式建筑被命名为“精神堡垒”，意为中国抗战精神如“堡垒”样坚固。
“精神堡垒”于1940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动工，1941年12月31日落成。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重庆物资也匮乏，建造的“精神堡垒”为外抹水泥的木结构建筑，大概是天意要为后来的“抗战胜利记功碑”让出地盘吧，建好不到两年的“精神堡垒”就垮塌了，国民政府只好再次将这里恢复为街心花园，并立了一根旗杆用来悬挂国旗。
1942年1月3日，重庆经过抗战烈火的熏陶，迎来了它的辉煌——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指挥中心，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重庆——终与莫斯科、伦敦、华盛顿并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四大历史名城！1944年5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书重庆市民，对重庆市民在反空袭斗争中的坚毅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我仅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富兰克林·罗斯福
罗斯福致书重庆市民书卷
经过八年浴血拼搏，中华民族用3000多万条生命换来了抗战的胜利，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设于重庆上清寺的中央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表演讲：
全国军民同胞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
今天我们胜利了！“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这也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以实现。我们对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谢我们全国抗战以来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要感谢我们为正义和平而共同作战的盟友。……我全国同胞们自抗战以来，八年间所受的痛苦和牺牲，虽然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战必胜的信念亦是一天一天的加强，尤其是我们沦陷区的同胞们，受尽了无穷摧残与奴辱的黑暗，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而从见青天白日了……。
1946年10月9日，重庆市第二届第五次临时参议会召开。会议决定：为纪念重庆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并确保这种地位能在战后继续延伸下去，决定在“精神堡垒”原址上兴建一座“抗战胜利纪功碑”。
新建纪功碑由蒋经国负责，黄宾勋、专门委员刘达仁主持，时任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工程师黎抡杰设计，天府营造厂承建。整座纪功碑所用石材均为北碚出产的峡石。
1946年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在时任重庆市市长张笃伦主持下，“抗战胜利纪功碑”奠基开工。传说罗斯福赠重庆市民书卷、纪功碑设计图纸，以及当天社会名流签字的报纸、照片、邮票、钞票等，用不锈钢钢筒密封后埋在碑下作为“抗战胜利纪功碑”奠基石（笔者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亦没见到罗斯福致重庆市民书卷的影印件），永远伴随着重庆这座英勇不屈的城市。
1947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一座由钢筋混泥土浇筑的高27.5米（1927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授权的南京政府）的“抗战胜利纪功碑” 竣工。纪功碑碑身为八面柱体，面朝民族路方向的碑面，竖刻着市长张笃伦题写的“抗战胜利纪功碑”七个大字，碑面还刻有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明定重庆为陪都令》、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撰写的《抗战胜利纪功碑铭》、四川省省长张群撰写的《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
“重庆建为陪都，魏然系中华民族之枢机，国际舆论目重庆为战斗中国之象征，其辉光实与历史同永久……虽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然而百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物力财力之输委，有逾于自救其私，实造民族精神之峰极。重庆之所以无忝为陪都，不仅以其地理形势使然，亦此种卓越之精神有以付之也……后世史家，循流溯源，将知重庆之于国家，实不止八年之献效也！”
黎抡杰在纪功碑碑座还配上了一组浮雕，以纪念为抗战作出牺牲和贡献的所有中华儿女，浮雕分别为“工人”“农人”“陆海军”和“空军”，在碑地下室石壁刻有上万抗战阵亡将士名字。
碑顶部位置的东南西北面各嵌设一面时钟。据说，这四面鈡还是张笃伦找到天主教重庆教区，由教区通过南京天主教的大教主，在一座法国天主教堂拆下已使用了40多年的古董机械鈡。纪功碑改为解放碑后，由私营鸿祥机械厂新制的四面机械鈡换下了法帝国教堂鈡。
1980年代，机械鈡换成了石英钟。2000年，重庆嘉陵机器厂生产的嘉陵摩托红遍中国，嘉陵厂出资20多万元由山东烟台塔钟厂生产、标注有“嘉陵集团”广告式样的时英钟又代替了原石英钟。2007年，“嘉陵集团”广告合同期满，瑞士劳力士的时钟又登上了解放碑。
塔碑上时钟数十年来的变换，亦记录了应时的无常，难说是与时俱进，也难说是权宦的任意，反正是重庆市民饱了眼福。1992年发生的济南老火车站被拆事件令“友邦惊诧”，德国竟提出将原钟楼上一台德国近百年的报时钟回归德国，这不得不令人感慨日耳曼人的食古不化。德国已变换了几个朝代了，还留这些劳什子干什么？
纪功碑由钢筋混泥土浇筑成头盔状的碑顶，设置了东南西北标识和风向风速仪，头盔状碑顶内悬有一口警钟，作为全市集会鸣钟之用。
有心人常把“解放”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分界，但没有历史的昨天，就不会有历史的今天。
1949年11月30日，重庆亦被戴上解放的桂冠，这座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城，这座与莫斯科、伦敦、华盛顿齐名的二战世界四大名城，这座两江环抱的江州山城，一场按个人意志的改名随之展开。
刘伯承、邓小平所指挥的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时，中共已内定占领重庆后，由陈锡联任重庆市市长。二野攻占重庆后，刘邓将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设在了重庆。1950年6月21日，新任重庆市长陈锡联、曹荻秋以重庆新主姿态提出了“重庆市更改旧有街巷路名”的决定，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抗战胜利纪功碑”。
刘伯承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绝对权威，将“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剔除，换上了自己写的“人民解放纪念碑”（即现在称谓的“解放碑”）。原碑廊上挂有的抗战英雄、抗战战役及日本投降等照片绘图被取替，碑座上以纪念为抗战作出牺牲和贡献的“工人”“农人”“陆海军”和“空军”浮雕，改成了解放军战士和装饰性浮雕图案，它时刻提醒重庆人是解放军带来的解放及胜者的恣睢。
重庆的老一辈人还是习惯性地称“纪功碑”为“精神堡垒”。现在若有人称“解放碑”为“抗战胜利纪功碑”可能反而不会被理解，若深层次谈及“精神堡垒”更是满脸迷茫，因为知道这座纪念碑历史变迁的人已年迈或离世，历史失去了有机的传承。1950年代后的一段时间里，纪念碑没有得到应有的敬重，它曾是强者挥手的高台，曾是市政管理者标语口号的挂壁，甚至是城市贫民蹲坐的凉台。
国民政府在《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中规定：城建时四周的建筑物高度不得超过“抗战胜利纪功碑”。这个成文被遵守了近三十年，直到1972年11月才被一个对货币敏感、刚调到重庆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的人撕毁。
纪念碑旁的“三八商店”，店名诞生于大跃进的1958年，当时妇女大规模走出家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该商店工作人员也就全换成了妇女，故取名为“三八商店”。“三八商店”此前建于1940年日机对重庆大轰炸后，1954年进行了改造，到1973年又过去快二十年了。
1970年代初，作为三线建设配套工程的四川纤维厂在长寿开工兴建，这时重庆街头才出现外国人的身影。四川纤维厂的外国人时来市区逛商店，首选的是三八商店和群林市场，由此市一商局即有改建“三八商店”的动议，其建筑方案要高于纪念碑十余米，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鲁大东拒绝签字批准。
1973年夏，趁鲁大东去北京开会之际，三八商店负责人傅xx、陈xx、王xx越过重庆市第一商业局，通过“内线”这非正常渠道，将建筑方案呈给了市委副书记钱x，这位书记看后，抬头轻轻一笑：“是不是超高了呀？”但他竟然签字批准了。傅xx等心知有愧，8月即将三八商店整体拆除，11月市一建公司进场，五层主体大楼1974年12月就完工。建成后的三八百货商店，雄踞西南地区第一。1984年，三八百货商店更名为现在的“重庆百货大楼”。
傅xx等以不正常手段获得的批示，冲破了世界公认的红线：在国家级纪念碑四周规定的范围内，其后新建的建筑物不得超过纪念碑的高度。新建超高的百货大楼仅距纪念碑数十米，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他们也创建了世界绝无仅有的坏头。
一晃又是二十多年过去，1997年5月20日，重庆市政府为体现重庆市直辖后的形象，以市政府为市民办十件实事之口实，由重庆市渝中区政府耗资3000万元，对以“解放碑”为中心的大十字街区的民权路、民族路和邹容路进行改造，将2.24万平方米面积改造为高楼林立的中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解放碑中心购物广场。
这座大陆唯一留存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碑纪，象征抗战时中国炸不垮不投降的民族钢铁脊梁、凸显国人灵魂深处国民共同对国家坚守的“精神堡垒”、承载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斗争的历史丰碑，就像一个暮年的老人，孤独萎缩在四周水泥深林中。
抗战硝烟漂浮未尽，昔日的纪念碑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作为一种文物来供游人观赏，忘却了它是唯一的一座中华民族纪念抗战胜利的纪功碑，忘却了它要中华子孙牢记中华民族所受的灾难，忘却了它要中华子孙传承中华民族不屈不饶的精神。为使“解放碑”与四周商业大楼融为一体（？！），将碑座的水磨石平台换成了花岗石，将碑座上的8根水洗石圆柱进行了修复，给三层碑座安上了枫叶红的大理石。
但无论装饰什么红，无论怎样使这座纪念碑与红色的DNA扯上瓜葛，一句“为使它与四周商业大楼融为一体”就寒了民众的心。碑座上还不时有保安在围着碑身转圈圈巡回（是否是24小时不知），这种无庄严无肃穆不伦不类的行为，在全世界实为罕见。
把“抗战胜利纪功碑”作为张扬重庆“被解放”的旅游景点，实则是亵渎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玷污了为中华民族生存而献身的三千多万中国军人和同胞，丧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进的勇气。
“纪功碑”因纪念中华民族抗战胜利而立，“解放碑”因重庆民众的被解放而易名。“抗战胜利纪功碑”易名为“解放碑”，显露出胜者的任意，并不能改变立碑的永恒历史初衷。当我们这代人彻底就木后，这座“纪功碑”的历史或许会被后人忘记，中华民族曾呼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就成了一段前人无病呻吟的饭后茶余的神说。
如果要清除“旧中国”的痕迹，要重庆人忘记“五三、五四”被轰炸的惨状，要彻底阉灭重庆及整个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史，那么应再来一次“文革”，将“解放碑”下的奠基物从人间蒸发。
一个时代如果使国民选择性的记忆、选择性的失忆，那么这个时代以后也就会被历史选择性地忘记，人类也将会选择性将其淘汰。
请记住屹立在重庆城头的那座为民族生存而圣战的纪功碑吧！中华民族用血与火铸就的历史不会湮灭，时光终将会把一座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纪功碑堂堂正正地——还给中华！还给重庆人民！
康德曾说：一个人的缺点来自于他的时代，但美德和伟大却只属于他自己。
(注：图片作者选自文献、网络)
松柏，本名何清福，1949年出生，重庆市人。文革爆发时为重庆市第四十三中初中毕业生，共青团支部书记。文革中参加造反，属反到底派。后下乡当知青，1972年“顶替”退休的父亲到长江电工厂当工人。1973年推荐到重庆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回厂技术科任职，后为高级工程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分会第三届感应热处理技术委员会委员。1982年获国家发明四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