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主曹说”的偏颇与失误》（作者不详）
周汝昌“主曹说”的偏颇与失误
《红楼梦》自清朝乾隆十九年（1754），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之名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开来，二百五十多年间，绝大数人都把它作为一部言情小说来阅读理解的。但是，除了言情之外或者在言情之中，究竟是否包含着什么微言大义没有？小说的内容究竟写的是谁家的“本事”呢？人们对此纷纷猜测，说法很多。
清朝中后期就有人说这是写乾隆宰相明珠家事的，还有说是写和珅家事的、傅恒家事的、金陵张侯家事的，更玄乎的说是顺治皇帝与董鄂妃故事的，扯上了秦淮名妓董小宛。也有说贾宝玉不是人，是一块传国玉玺。等等索隐比附的说法，不一而足。至胡适先生，力主“从著者、家世、时代、版本等方面作考证，”对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以来的索隐派以有力的反驳。他的主要观点见于他的《红楼梦考证》：“我们看了这些材料，大概可以明白《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了。《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家的影子。”
民国以降，“天下文章，莫大胡适；一时贤士，皆出其门。”新中国成立后，这位中国学界开一代先风的泰斗巨子，因为跟错了朝廷跑到台湾美国去了，在大陆遭到了无情批判。但他的“自传考证说”仍然大有市场。周汝昌先生作为一代红学大佬，其《红楼梦新证》一版再版。近年又有《红楼无限情》、《红楼夺目红》等论红著作大行其市。细读之下，周先生主要观点即为“主曹说”——试看“引子”是作者曹雪芹的自诉独白。以下两支《西江月》也相似，更变形为宝玉的心声了。这种曲词的特点是语气格外亲切而沉痛，字字出自肺腑胸臆。这也证明：作者即怡红，宝玉即芹圃。（见《周汝昌自传·香词艳曲动芳心》）他考证贾府的倾覆，也就是江宁织造府曹家的倾覆，主要原因在于雍正夺嫡，与诸皇子争权倾轧中曹家走错了路线站错了队伍，因而遭到牵连查抄。
我撰此文，并非要否定胡适以至周汝昌先生发扬光大的“主曹说”，而是通过对《红楼梦》文本的串联阅读和对脂砚斋等人批注的分析综合，来指证“主曹说”的偏颇失误。我们先看“主曹说”的合理成分：
一、《红楼梦》中有涉及“金陵城”、“石头城”、南京以及南京古称“应天府”等非常明晰的地理交代。书中大量织造府生活的痕迹和职业用语特征，也很明显的告诉人们，这些故事情节和生活细节的描写，来源于江宁织造府。
二、《红楼梦》中有几处对曹雪芹祖父曹寅名讳和堂号的刻意回避。1、第二回中，贾雨村被弹劾罢官之后在扬州鹾政林如海家坐馆，城外郊游无意巧遇古董商人冷子兴，二人谈起都中贾府和金陵城中钦差金陵省体仁院甄家，雨村说：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前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蓊蔚洇润之气，那里像个衰败之家？——在“后一带花园子”旁有脂砚斋批注：“后”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
2、据说在得而复失的南京靖应鹍藏本“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回中，天香楼原写作“西帆楼”，有脂批：何必定用“西”字？读之令人鼻酸！
3、第二十八回，写冯紫英约薛蟠、贾宝玉等人饮宴，席上用“大海（酒器）”喝酒。脂批：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
“西”字和西堂故事，何以如此简单的正文用语，就令脂砚斋与作者有如此触痛心扉的批注？其中有什么谜语故事？
4、第五十二回，庚辰本在“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句下，有双行夹批：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
借助于胡适先生的考证和后来文献的发掘，尤其是曾经受知于曹寅的施瑮《隋村先生遗集》卷六《病中杂赋》：楝子花开满院香，幽魂夜夜楝亭旁。廿年树倒西堂闭，不待西州泪万行。曹楝亭公时拈佛语对坐客云：“树倒猢狲散”。今忆斯言，车轮腹转。以瑮受公知最深也。楝亭、西堂，皆署中斋名。
由此可知，上述文字差异，都是作者曹雪芹对乃祖堂号名讳的刻意回避。正文中还有一处很重要的标志性用语，使故事情节明显指向了江宁织造府曹家，就是在秦可卿与公爹贾珍偷情败露而悬梁自尽的丧事描写中，有关贾蓉的履历，写到：“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蓉”，这是明晰的地标和籍贯故里，很明显的交代出作者不避自曝家丑，揭露“孽情败家”的主题。连同书中大量来源于南京侯门绣户生活实录的故事情节，我们是无法否定“主曹说”正确性的。
但是，我们可以从下述例证中，很确凿的指正“主曹说”是存在着明显的偏颇和失误的。主要体现在：
一、《红楼梦》的命名，除《石头记》之外，还有“至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分出章回，纂成目录，则题名曰《金陵十二钗》”。
故事主体也在于叙写“金陵十二钗”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命运遭遇。我们细审正文，书中所写到的这个“金陵”，在概念上与我们思维定势中认为系指金陵城也就是南京城的认识，是有差异的。贾宝玉游历太虚幻境，警幻仙子为他从“封条封着的大橱”中拿出的是“贵省十二冠首女子”的簿册。贾雨村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提到“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等等。开篇从姑苏写起，在“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一语，甲戌本在“姑苏”二字旁即有“是金陵”三字。既然书名《金陵十二钗》，在介绍林如海“本贯姑苏人士”，有脂批：“十二钗正出之地，故记真。”这说明，不光南京属于金陵地界，而且苏州也属于“金陵省”范畴。这是作者有意扩大了“金陵”这一概念的内涵，对同一概念进行了巧妙外延，使“金陵省”成为了一个涵盖苏州、扬州、南京的地理实体概念。我曾经有《胡适先生故里江南，却迷失在金陵》一文，辨析这个地理概念的巧妙转换。曹雪芹就是用此一个小小的概念偷换，就玩转了许多读《红》痴而不悟的人。
二、开篇从苏州写起，所写“苏州甄士隐”家遭遇故事，是曹雪芹使用“横云断岭法”为全书覆盖的一个“蒙头瓮”。
这个章回对苏州甄家故事的叙述，“此等章法是从戏场上得来”（第二十一回畸笏叟批注）。苏州织造府李煦家族雍正元年就遭到查抄，李煦被充军到荒寒贫瘠的吉林乌苏里江边的打牲乌拉，冻饿而死。家中男女仆妇从苏州拉到北京变卖为奴。李家由一个繁华荣耀的侯门绣户家族沦落破败，屈辱悲惨。尤其是那些无辜的女子，也被变卖为奴。这不是被拐子拐去的“甄英莲”吗？——真应怜！她后来又遇到冯渊欲娶——逢冤也！甄士隐家遭遇了隔壁葫芦庙大火，烧的成了瓦砾场一般。“大火”，大祸也！我们由脂砚批注“南直招祸之实病”和“霍启”谐音“祸起”可知。最后，甄士隐抢走“搭连”飘飘而去。这个“搭连”二字，甲戌本上就是这样写的，后来许多版本上抄手不辨其中语义寓意，竟改作了“褡裢”。
《红楼梦》的创作，是“众体皆备”，诗词曲赋、属对谜语等等，无一不是服从和服务于主题创作需要的艺术形式。我们从书中的描写看，曹雪芹对于戏剧是娴熟于心得心应手的。他从戏剧章法中吸取了创作的营养，尤其是象征、隐喻、概括等艺术手法。《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寄于时序。”我们不能拿现代文学的典型化理论去强求《红楼梦》的创作，但有一条必须注意，就是自魏晋志怪笔记和唐传奇发展而来的明清小说，至曹雪芹手中，自觉的使用了彼时已经兴起的昆曲、弋阳腔等剧作手法，使概括、象征、隐喻、比兴等手段成为他创作“字字看来皆是血”的皇皇巨著《红楼梦》的艺术自觉。
第二回贾雨村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提到“只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一语，脂批：“又一个真正之家，特与假家遥对，故写假则知真。”书中两个甄家在贾府故事中交替出现，又穿插搭连在贾府故事之中。借助对苏州甄家故事的高度概括和穿插搭连，使《红楼梦》融真入假，隐真示假，使全书形成了“一贾对两甄”的构成关系，使来自于南京和苏州两个织造府遭到查抄倾覆的素材来源巧妙隐写书中，“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如果线性思维一真对一假，则永无破解之日。
有人论述《红楼梦》小说第一回从姑苏写起，正表现了曹雪芹对苏州感情上的眷恋。稍有道理，但没有读懂这种“从戏场上得来”的章法背后的真实含义，没有破解李曹两府合成的关系。主张“合成说”的红学家，有美国的赵冈教授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皮述民教授，但他们主张《红楼梦》中东府宁国府是隐写苏州李煦家族事迹。我是主张“合成说”的第三人，但我不同意他们的分解法。大家可以从上述分析文字中看出这其中的差异正误。
邓遂夫先生是一个剧作家，他看出了第一回关于苏州甄家故事的戏剧章法，但他迷陷于“主曹说”中，功亏一篑。近年吉林省总工会主席土默热先生又推出了“洪升始创、雪芹改稿”的说法。他考证曹家没落之时并没如许之多才情超群的女子，曹雪芹没有这样的经历，论证是杭州一个女子诗社成员的写照，是洪升本人的亲历亲闻。土默热先生对“金陵”这一概念没有细审详辩，对开篇戏剧章法没有领悟读通，对脂砚关于姑苏系“十二钗正出之地”的批注也是难以解读的。
三、出自苏州李府的脂砚斋也是贾宝玉的原型之一。
《红楼梦》第一回，脂砚斋在关于此书几个题名时批注：“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第十六回，贾府上下得到朝廷宣贾政进宫陛见的圣旨，正在忐忑不安中，“那时贾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伫立”，庚辰本脂批：慈母爱子写尽。回廊下伫立，与“日暮倚庐仍怅望”对景，余掩卷而泣。“日暮倚庐仍怅望”，南汉先生句也。——从这两段批注中，我们也可以分析得出脂砚斋并非南京曹家之人。如果是曹雪芹的兄弟行，他不可能称曹棠村为雪芹“乃弟”。同样，他也不可能直呼曹雪芹父亲为“南汉先生”。既然宁府故事素材主要取材于江宁曹家，王熙凤觉察到宁府管理上存在五件弊端，说“余家更甚”的这个脂砚斋，系出苏州李府是无疑问的。后回文字中写到贾母在娘家时有一个枕霞阁，脂砚注到欲写出一部“枕霞阁十二钗故事”，也可以佐证此说。
此外，我们从与故事紧密关连的几处脂批，可以非常明晰的得出脂砚也是贾宝玉原型的观点：
1、十八回写元春归省，书中回忆元春对弱弟宝玉曾有教育之恩，“其名分虽系姊弟，其情状有如母子”——脂批：“批书人领过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还写到对宝玉疼爱有加，元妃命他近前，携手拦于怀内，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竟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脂批：作书人将批书人哭坏了。
中国古代男子视立德立言立功和修齐平治为成己立人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追求科举成名和仕宦有为。如果脂砚斋为一女子，像《红楼梦》中所写到的大家闺秀一样吟诗作画、针黹女红、相夫教子就可以了，何来此成不成“废人”的感叹？周汝昌先生等判定“脂砚即湘云”，是曹雪芹的“红颜知己”，后来成为他的续弦妻子，与曹雪芹著书黄叶村。自诩为平生最得意的考证，是别人难以企及的悟性。大家可以试思之，如果脂砚是一女性，这中叹息命运不公沦落为废人的痛苦感叹，岂非无缘之叹？！
2、第八回中写秦钟拜见贾母时众人都有表礼，贾母又与了一个荷包并一个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脂批：“作者尚记金魁星之事乎？抚今思昔，肠断心摧。”这说明这一幼时玩伴密友得到长辈馈赠的故事，是取自脂砚和雪芹幼年往事的。
3、第十七回写贾宝玉在秦钟死后很苦闷，经常到园中玩耍，听贾珍说父亲要进来了，“带着奶娘小厮们，一溜烟就出园来。”庚辰本脂批：不肖子弟来看形容。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信笔书之，供诸大众同一发笑。
4、第二十二回，有出自畸笏叟的一段批注：“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聊聊矣，不怨夫！”畸笏叟明显的把脂砚当作了贾宝玉，说大观园宴饮、王熙凤点戏时为其执笔的就是脂砚斋其人。据说靖藏本上有眉批：“前批书知者聊聊，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乎？”——脂砚既是与芹溪、杏斋并称的“诸子”之一，岂能和曹雪芹婚配，作雪芹的红颜知己和续弦妻？周老、邓遂夫、刘心武等演讲《红楼梦》的大人物，在这一条批注上是无论如何讲不通的。不是知而不顾，就是指斥靖本和抄录这些批注的毛国瑶造假。但我们从这些批注与正文吻合的情况看，作假说只能是茫然无解者的强词夺理。
其他关于“矮嚻舫前合欢花酿酒”、府中仆人求字张贴等处脂砚斋批注，无一不说明脂砚也是贾宝玉原型。
综上所述，苏州织造府李煦家族故事入书，脂砚斋亲历亲闻的故事经历，都说明过去我们对苏州李府故事的忽视，对文本研读的疏漏，导致了“主曹说”的盛行。目下要真正读懂《红楼梦》，就要克服权威崇拜和盲从，正视“主曹说”的正确性和它自身的偏颇失误。一个红学大家，要修正他长期以来形成的主要理论观点，是困难的。但我期待着广大《红楼梦》爱好者的响应和认知。
楚山无眠按：脂砚斋是与李煦家有关系的人，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个人怀疑，张宜泉即脂砚斋。李煦的妾詹氏，张宜泉《春柳堂诗稿》自序中提及的两位恩人，一位是西江詹先生，另一位是金台李夫子。涉及的两姓，詹和李，这应该不是巧合。且李煦家在通州张家湾是有地产的。脂砚斋批语的口吻及身份也与张宜泉的身世类似。小说中，柳湘莲、秦钟、蒋玉菡也与张宜泉的身世相类似。小说中也多次提及张道士。张宜泉的外甥也姓李。李煦本姓姜，姜与蒋谐音，詹与张谐音。且李煦的侄儿媳妇中有张氏。类似种种，表明张宜泉与李煦家有关系。是收养关系？还是曾经家里养着的优伶？即张宜泉与李煦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则需进一步研究考证。如果张宜泉和其姐是李煦与詹氏过继而来的詹氏侄儿侄女，则张宜泉的辈分应该比曹雪芹高，类似曹的“家叔”。如果张宜泉姐姐是李煦侄儿媳妇，则与秦可卿是王熙凤的侄儿媳妇吻合。但张宜泉的姐姐嫁入李家应该是无疑的，张宜泉的姐姐最终为李家带来灾祸也是可能的。另外，曹雪芹的名字似乎由“西山晴雪”演化而来，即“西山雪晴”或“西山雪芹”，可见，曹雪芹晚年，隐居北京西山应该没有多大问题。曹雪芹的名字也可能与“嘲写情”或“嘲写清”三字谐音。
附录：李灿家。李灿，李煦三弟。族谱说他为候选知县。但从曹寅、李煦奏折中透露的情况看，后来并非如此。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曹寅奏折中称李灿任两淮盐课新运道之职。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曹寅奏折中称，"新运道李灿系皇上特用之人"，并请他查清以往两淮盐课亏空情况。康熙四十四年闰四月初五日，曹寅、李煦联名奏折中关于修建扬州宝塔湾行宫捐资情况说，"曹寅、李煦各捐银二万两，李灿捐银一万两"，"给李灿以参政道衔"。《昌邑姜氏族谱》载，李灿之长子李以采，"娶张氏，继张氏"。而张氏，就是李士桢昌邑同乡进士出身，曾任闽、浙、赣巡抚张志栋的本家。李灿次子李圻，"字兆基，号野园，生于康熙丁丑（1697）二月二十一日子时，娶曹氏、王氏，生子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