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找事聊诸葛：不神化，不黑化（十九）

（紧接上期）要对诸葛亮做一个总体评价，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头绪太多，只能择其要而言之。一次聊不完，还得分几期聊。只是都不讲故事了，可能有些枯燥，但愿各位有耐心看下去。

先聊聊诸葛亮集权专权之谜。

前面陆陆续续说过，无论是对照“隆中对”或者“出师表”，都可以发现诸葛亮的北伐并不具备他自己提出的那些条件，也分析了诸葛亮为什么仍然要接二连三地发动北伐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诸葛亮要通过北伐来实现集权进而专权的目的。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专权？

刘禅继位时才十七岁，本身智力平平，在军民中也无威望，仅仅因为是刘备的儿子而已。刘备深知其能力不足以统国，才托孤于诸葛亮，并告诫儿子们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诸葛亮。

至于让诸葛亮取代刘禅的遗言，更多的是帝王心术，不是肺腑之言，不然怎么会将军权交给李严来制衡诸葛亮呢？

诸葛亮早期与刘备有鱼水之情，但后来事情起了变化，刘备以庞统、法正来平衡与诸葛亮的关系。幸运的是刘备去世前，关羽、张飞等心腹大将和法正、庞统等后来居上者都死了，诸葛亮成为荆襄集团里刘备唯一可以托孤的人。

诸葛亮是依靠刘备的托孤才得到权力，骤然执政，面临三个薄弱环节：

一、个人威望不足。

入蜀后刘备对法正的信任，诸葛亮并没处在权力核心圈子内，法正飞扬跋扈时和刘备发动夷陵之战时都看不到诸葛亮的影子，听不到诸葛亮的声音是最好的证明。法正是刘备最信任的人，法正死后，刘备追谥其为翼侯，是刘备时代唯一一位有谥号的大臣，关羽、张飞、黄忠等死于刘备时代的人的谥号都是刘禅后来追认的。

二、权力基础不牢。

军权在李严手里。朝中还有像董和那样与诸葛亮一样资历的重臣。董和在刘备入蜀后一直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同署理左将军、大司马府事，此时是否心甘情愿屈居诸葛亮之后也是个未知数。

三、益州集团不服。

刘备有忘恩负义强夺益州，益州原有官吏对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并非口服心服，一直有抵触情绪。如谯周、杜微、李邈等人。

谯周居然敢嘲笑刘备、刘禅的名字，后来又力主投降。杜微装聋作哑，不接受诸葛亮任其为益州主簿的任命。诸葛亮只好自己找台阶下，任命杜微为谏议大夫，美其名为顺从他的志向。李邈在刘备生前就公然当刘备的面反对刘备夺取益州。

刘备病重时，汉嘉太守黄元起兵谋反；去世后，南中四郡叛乱，都表示出对（蜀）汉政权的不满。

诸葛亮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必备条件就是专权。身为丞相，只是有了集权的条件和理由，还不具备专权的能力，那就先集权再专权。

诸葛亮通过北伐将（蜀）汉军政大权完全彻底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达到了集权专权的目的。

从诸葛亮北伐的过程也能看出诸葛亮是把北伐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

第一，绝不冒险。针对魏延提出的冒险行动，诸葛亮说的理由是最好的说明，就是以此为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军事行动要做到十全必克是十分困难的，但诸葛亮就是这么要求的，目的是保存实力，（蜀）汉就这么多兵力，一旦有失，万劫不复。

第二，见事不对，立马撤退。只要发现有可能失败，无论是战斗失利，还是军中缺粮，诸葛亮都会立即撤退，绝不恋战。五次北伐，诸葛亮损失的兵力都不多，除了自己斩杀了马谡等几员将领外，重要将领几乎没有什么损失。

因为实力没受较大损失，每次撤退都是主动提前撤退，有充裕的时间设计布置撤退方略和断后计划，在撤退时打胜仗，杀王双，杀张郃。这也是一个奇迹。《三国演义》就是利用了这个奇迹，回避进攻失利，渲染夸大撤退时的胜利来神化诸葛亮，写作手法十分高超。

说诸葛亮集权专权，没有任何贬斥诸葛亮的意思，就事论事而已。以（蜀）汉国当时的情形，诸葛亮必须集权和专权。

需要说明的是，在皇权体制下只能是以皇权为绝对权威，以君主为至尊，不允许臣下集权专权树立个人绝对权威。臣下有此行为不是欺君就是僭越，是非人臣之所为。

但诸葛亮时期则不同，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并许其自立，责成后主刘禅及其兄弟父事诸葛亮，给了诸葛亮集权的理由和条件。刘禅也自知能力有限，愿意将权力交予诸葛亮，除了祭祀天地、祖先这些不能让人替换的活动外，都由诸葛亮决定，形成政事无大小，全部取决于诸葛亮的执政局面。

皇权体制的特点是以个人权威来统治社会，要求思想统一；以个人权威来凝聚社会，要求绝对服从。失去个人权威的皇权社会是一盘散沙，很容易分崩离析，汉末情形是如此。古代分裂时期，小朝廷叠出，军阀割据，也是如此。

在刘禅无力树立皇权，国内矛盾四伏的危急情况下，由诸葛亮在皇帝允许的条件下来集权专权，树立个人绝对权威是当时（蜀）汉国凝聚人心巩固政局的唯一出路。

从现象上看，诸葛亮专权和曹操专权几乎是一样的，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曹操，比如要求“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样的大逆不道，为什么诸葛亮没有像曹操那样受到各种各样的抨击，反而赢得了各种各样的赞美呢？其原因就在这里。诸葛亮有先皇托孤，有在位皇帝许可，名正言顺。曹操则没有，是强取豪夺。

五次北伐失败，是不是白白耗费大量资源而一事无成呢？也不是，还是对（蜀）汉政权的稳固和延续起了一定的作用。

陈寿在《三国志》里把诸葛亮北伐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一是诸葛亮的个人军事能力有限，有管理军队的长处，但有不能出奇制胜的短处；二是对手强大，魏国将领的综合素质普遍高于（蜀）汉将领；三是众寡悬殊。

这些因素确实存在，但都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还是（蜀）汉国小力弱，无法与强大的魏国相抗衡。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亮的北伐和孔子的传教一样，有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情结。

诸葛亮北伐时有许多豪言壮语，什么“据道讨淫，不在众寡”，什么“据正道而临有罪，可得干拟者哉”等等，这些是虚无的，是宣传上的需要，伸张正义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喊口号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何况大争之世，正义究竟在谁之手还说不清楚。

诸葛亮的北伐客观上干扰和延缓了魏国的发展，为（蜀）汉政权赢得了有限的生存空间和时间，稳固和延长了（蜀）汉政权。

《出师表》里那个“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宏伟目标，只是一个凝聚人心，树立权威，转移矛盾，清除异己的口号和旗帜，诸葛亮深知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

因此，诸葛亮的北伐从来没有以长安以东的魏国腹地为进攻方向，始终是以平定陇右为目标，瞄着雍州、凉州而去。主要的战略意图有二点，一是把战场摆在魏国境内去。二是取得雍州、凉州，联合当地氐人、羌人等族群共同抗曹，逐渐向关中蚕食而无后顾之忧。

北伐开始后，魏国西部边境不得安宁，时刻准备着防御。凉州、雍州兵不解甲，国内马不释鞍。再加上吴国也不时出兵骚扰，使得魏国不能安心进行国内经济发展。

诸葛亮死后，（蜀）汉政权还延续了三十年，所以不光是不能把（蜀）汉灭亡的结果归罪于诸葛亮，恰恰相反，应该把（蜀）汉政权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的功劳归功于诸葛亮，正因为诸葛亮外接孙吴，北伐曹魏的战略，才为（蜀）汉政权的稳固和延续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再来聊聊诸葛亮的文治武功。

由于《三国演义》的原因和执政者的统治需要，诸葛亮在民间和官方都是神一般的存在，目前教科书给其的评价基本上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可谓推崇备至。其实都有夸大其词之嫌。

传统对历史政治人物的评价存在一个怪异的现象，二元论，非好即坏，非神即鬼，并且走到极致，好人无缺点，坏人无优点，这已经不叫人了。

先看文治。

第一，公正执法，这是诸葛亮执政的最大特点。

诸葛亮治国和曹操治国有一个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重法。声明一点，这里的“法”是指法家学说中的法、术、势，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诸葛亮治国理政确实是一把好手，陈寿的总结很到位：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即法度）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只要是对国家尽忠有益的人，即使是仇人也赏识重用；犯法违纪的人，即使是亲戚亲信也照常惩罚；认罪悔改的人，即使是重罪也宽大处理；巧言令色投机取巧的人，即使很轻微也要加重处罚。做再小的善事也给予奖赏；做再小的恶事也给予贬斥。处事精练，凡事从根本治理，循名责实，虚伪不齿。（蜀）汉国人全都对诸葛亮敬畏敬爱，用刑即使严峻也没有人怨恨，因为诸葛亮处事公平公正公开。

这其中提得最多称道得最多的也是诸葛亮的执法。

刘备在时就很注重建立、健全和完善（蜀）汉法律法规，取得益州后就开始着手制定法律，诸葛亮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共同参与了（蜀）汉法律《蜀科》的起草制定，可惜该书已失传，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诸葛亮对治国执法的认识是：“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不可以虚施，罚不可以妄加”“使心习刑罚之严，爵赏之利”“令不可犯，犯令者斩”等。

诸葛亮执法确实很严格，认为“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亡”，因此始终坚持法治，绝少法外施恩。如从不赦免天下，理由是“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但并不滥施刑法妄作威福，而是一再强调“教化在先”。“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这些都充分体现出诸葛亮“用心平而劝戒明”的执法思想。

诸葛亮虽然执法严格但并不严苛，除了斩马谡等街亭失误守将外，很少看到诸葛亮诛杀与自己政见不合或有违法乱纪的人，比如对李严、廖立、来敏等人，都是给予贬为庶人、徙迁偏远之地、免职等处罚。

在具体执法行为中，诸葛亮十分谨慎，不枉杀无辜，也不错赏无功，要做到“赏罚不曲，则人死服”。首先是谨慎选择执法官员，“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其次是谨慎施刑。这也是罚二十军棍以上，诸葛亮也要亲自临刑的原因。

诸葛亮既重视法的制定和实施，也注意对后主刘禅的法治思想培养和教育。刘备遗诏中说：“闻丞相为（刘禅）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这些都是古代法家的书籍，可见刘备也知道并支持诸葛亮对刘禅进行法家思想培养与教育。

（蜀）汉法治起于刘备，完善于诸葛亮。刘备虽然责令诸葛亮等五人制定《蜀科》，使其成为法治的基础，但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并不象后来诸葛亮那样严格和公平，典型的例子就是前面讲过的法正跋扈事件。法正擅杀数人但没有人去制止，也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说明法正是超然于法律之外的特权人物。这件事应该给诸葛亮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执政后就再没出现过这种超然于法律之外的特权人物和现象了。

公正执法，是诸葛亮重法的核心，是对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突破和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特权在这里被颠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执法理念使诸葛亮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

也体现出曹操、诸葛亮这些寒门出身的政治人物对东汉儒家豪门世族的一致反对。诸葛亮公正执法也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陈寿说他：“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诸葛亮还有哪些文治武功，其个性特点、家庭情况、子女教育、艺术修养等如何，下期再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