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春秋：民间报房与北京城墙文化
早在清初，正阳门外就出现了一家名叫荣禄堂的民间报房。当时有山东人携带报纸辗转西北各省，销路相当不错。乾隆中叶，政府放宽了私人办报的权限，民间报房出现了兴盛的迹象，有人私设报房，专门以编发报纸为生。清末在正阳门外大街西侧的一些小胡同里，尤其在铁鸟胡同一带，是民间报房的集中地，也是新闻史学界界定的清末民间报房发行活动的中心。
正阳门位于北京内城九门南垣的正当中，正门终年不开，只供皇帝出巡，或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才开启。平时车马行人只能从瓮城两侧的“闸门”进出，而闸门是“向夕即闭”。有多重要的事也要等明天开城才能进去。
清初，茶园、戏楼、妓院只准在外城开设，就连热闹的灯市也从东城搬到了前门外。乾嘉时期，前门大街热闹非凡。俞清源曾在《春明丛谈》中描绘“珠市当正阳门之冲，前后左右计二三里，皆殷商巨贾，设市开廛。凡金银珠宝以及食货如山积，酒榭歌楼，欢呼酣饮，恒日暮不休。”
内城清廷的固守与外城民间的繁荣形成极大反差，高大坚固的正阳门成了北京城南北交通、内外交流的卡脖子瓶口。
正阳门离清廷太近，离中央管文书系统的六科、京塘太近；而大清王朝的气脉，在康乾盛世之后风向逆转，社会动荡衰落的趋势与日俱显，人们对清廷时局的信息需求与日俱增。理所当然的，这里是最适宜的信息集散地，这里需要一套与中央官报系统并行的民间信息系统。
在外城熙攘的市井间，民间京报而生而长，作为一种旁系于中央官报系统之外的信息机制，和正阳门外蔓延流动的人群一样，四周扩散。
正阳门一带有着庞大的阅读阶层，经济殷实政治势弱的商贾，往返京城之间的旅人，游离于政治权力中心的士大夫阶层，供给宫廷用品的城外庞大服务群体，乃至市井之中的平民百姓。来自宫廷的宫门抄、上谕或者章奏，无论接近性与否，总能为他们提供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复杂的：有对生计环境的判断，有因皇民观念造成的宫廷偶像崇拜。
早在清初，正阳门外就出现了一家名叫荣禄堂的民间报房。当时有山东人携带报纸辗转西北各省，销路相当不错。乾隆中叶，政府放宽了私人办报的权限，民间报房出现了兴盛的迹象，有人私设报房，专门以编发报纸为生。清末在正阳门外大街西侧的一些小胡同里，尤其在铁鸟胡同一带，是民间报房的集中地，也是新闻史学界界定的清末民间报房发行活动的中心。
京报内容几乎都来自内阁和科抄，没有新闻，没有评论。内容包括宫门抄、上谕和章奏三大部分，从皇帝上谕到群臣奏折，依序排列。报纸通常由报房雇佣的送报人直接送给订户，在北京负责送报的报贩，山东人居多，这和早期报房多由山东人创办有关。北京城区的订户，一般上午10点左右收到前一天印好的报纸。外地订户要两天开外，边远省份要一个月以上。
英国第六任公使亚礼国Rutherford Alcock同治年间（1865－1871）驻在北京，他曾在正阳门外报房地区参观，后在伦敦的Fraster`s Magazine(1873)上描述了当时报房的境况：“报房约有十家左右，印制有数千份。由报房直接分送给订阅者，也有整批发售至外省。报房都是私人经营，以售卖京报谋利。”
尽管伦敦杂志早在1873年就有了关于京报属于私人性质的描述，英国人对京报仍然知之甚少。1874年，英国计划建筑滇缅路，清朝总理衙门起初拒绝签证，后答应其要求。英国公使马嘉理率领200多人测路队进入云南，1875年，马嘉理在蛮允附近被杀，酿成滇案。英国公使据此提出种种要求，其中一条要求“朝廷应降旨责问岑毓英对滇案失察，遣使道歉及责问岑毓英等谕旨，须明发并在京报上公布”。李鸿章拒绝接受这个条件，因为政府没有权力命令报房登什么不登什么。
但京报在民间的影响和公开性，使得它屡次卷入各类外交交涉案件中，和跌宕的清廷政局绑定在一起。以后中法战争，以及后来的八国联军和约谈判，列强都要求清政府在京报上刊登道歉的上谕。
1885年3月，时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赫德发出一封电报，专门解释了京报：“京报是外国人对数家私人经营的报纸的统称，他们刊登所能获得的奏折及法令，并非官办的报纸。所有法律必须经皇帝颁旨及存记，而刊登京报与否，则非必需条件。”
民间报房虽不在清廷的行政框架内，却无法避免时局的影响，时兴时衰。乾嘉到光宣，多时五六家，少时两三家。有史记载或有原报可查的除了荣禄堂，还有北京的公慎堂，这家报房历时至少30年，报纸现存国内外，是乾嘉时代最有影响的一家报房。至于清末，有聚兴、聚升、合成、杜记、集文、同顺等十余家报房，其中聚兴、公兴开业最早，聚兴历史最长。这些报房并非同时存在的，而是呈现一种时断时续、无序发展的散乱状态。
对于民间报房而言，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和光绪三十二年是两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两个年头，正阳门外瓮城东西月墙跟前先后建起了京汉和京奉两条铁路的车站；在这两个年头，作为清廷“新政”的产物，《北洋官报》和《政治官报》先后问世，两份官报把清廷的官报制度推到了顶峰。
铁路的修建，和电报以及邮政制度一样，作为现代的产物，征服了庞大帝国的物理空间，为印刷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但这一切似乎与民间报房无缘，面对先进的清廷官报系统，他们就近抄发谕旨章奏的优势丧失殆尽。而在1907年，京奉车站和《政治官报》产生之时，清廷一纸令下，报房停止活动，终结了民间报房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