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型伟：教育界活化石

吕型伟，从事教育工作七十多年，亲历教育百年
吕型伟——我的学生比孔子多好几倍——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展望整个教育界，亲历教育百年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兴国，我经历了近七十年，也算时间很长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基础教育可以说在不断地进行改革。我是过来人，经历了全过程，而且处于改革的前沿，有时还参与决策。
　　与我一起参与接管、实践的同志多数已经故去，少数还在世的基本上已经年老体衰，而我还健康地活着，还在东奔西走，还在搞改革实验，还在学习探索，而且有实验基地。所以，有人说我是新中国基础教育的“活化石”，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我从事教育工作七十个春秋了，但仍然不敢说掌握了其中的奥秘，所以我不承认自己是教育家，只承认是教育工作者，当然还要加上个“老”字，老教育工作者。——吕型伟
吕型伟档案
　　吕型伟：男，1918年生于浙江新昌，毕业于浙江大学。曾任小学教师、校长，中学教师、校长，上海市教育局处长、副局长，中央教科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基础教育组组长等职。现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顾问，上海教育学会名誉会长，教育部教育发展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1983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谟璧难翘厍战套页坪牛?000年获中国第二届内藤国际育儿奖、宋庆龄樟树奖等。著有《为了未来——我的教育观》、《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主编《上海普通教育史》、《上海教育》丛书、《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丛书、《中华美德五千年》和《世界美德五千年》等。
　　吕型伟参与了对旧教育的接管、整顿、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初创、探索。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础教育一些重大改革反映出的教育理念中都有他的思想。离休后，他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他亲历了 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教育，参与了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全过程，被称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活化石”。
　　听一位近90高龄的教育大家谈教育，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更何况，这位老先生所谈及的还都是目前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和前沿话题。人称当代基础教育“活化石”的88岁高龄的著名教育家吕型伟，虽然早在18年前就离休了，但他仍一直活跃在中国基础教育的阵地上，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在思考着中国基础教育的何去何从。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在上海一座普通居民楼的一套三居室——吕老的家中，这位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诙谐可爱的教育大家向记者侃侃而谈他对当前教育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信息技术和脑科学最前沿
　　我是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
　　未来的教育模式将建立在信息技术和脑科学基础上
　　21世纪教育的目标就是使“脑矿”得到充分开发
　　问：听说您从小就喜欢观察和研究蚂蚁，后来又喜欢研究猴子，请问研究动物和研究人有什么联系吗？您长期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什么？
　　答：我从小喜欢研究蚂蚁，后来从事教育工作，就开始观察和研究人的特性了。蚂蚁当然不能与人相提并论，但蚂蚁很聪明，它同人类一样，是一种组织严密的社会化动物。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的研究对象就是自称为万物之灵但又未脱动物共性的人。人类一贯妄自尊大，不愿意把自己同小动物混为一谈，但往往被自己营造的光环所迷惑，使教育步入歧途。比如当前的独生子女现象，家长们认为他们的孩子个个都是天才，长大都能当总统。但如果我们能还人类特别是儿童——正在从猴子变成人的过程——这样一个本来面目，我们也许会更客观、更理智地认识儿童，从而使教育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更有实效。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教育正面临重大而深刻的复苏。我认为一种崭新的教育将在世界诞生，从而取代产生于工业时代一直沿用至今的教育模式。这种新教育模式将建立在两个全新的基础之上，其一是信息技术，其二是脑科学。一个是教育的物质基础与外部条件；一个是人类对自身的发现，可以说是内部条件。前者使教育的手段更加先进，后者使教育更自觉、更符合规律。两者结合，将使教育产生一个飞跃，最终使人的潜能得到极大开发。
　　我曾说，人们只知道有金矿、银矿，却不知道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比金银更宝贵的“脑矿”。21世纪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使“脑矿”得到最有效、最充分的开发。人脑有140亿个神经元，9000万个辅助细胞，能储存1000万亿信息单位，相当于5亿册图书。显然，这个矿目前远未得到开发。人除了大脑，还有一双其他动物没有的被科学家称为第二大脑的手。就是这两个器官，使人类与其他动物拉开了差距，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未来教育中德育是最大难题
　　人文精神是培养优良道德的沃土
　　“和”是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内容
　　当教师的不要放弃每一个孩子
　　问：德育始终是教育工作者高度重视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德育工作？
　　答：现在是地球变暖了，人心变冷了。德育是未来教育的最大难题，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担心，因为这是个国际性的问题。如今人类可以享受科技带来的成果，可以让飞天不再是梦想，可以克隆自己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德育。目前人类的道德不是在进步，而是在滑坡。令人毛骨悚然的“9·11”恐怖事件，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两座大楼上冒出的黑烟。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总是想我们的教育成果到哪里去了？
pan > 我曾说，一个人学习不好是次品；体育不好是废品；品德不好是危险品。哪个轻、哪个重，应该很清楚。
　　十几年来，我们的德育工作效果不明显，我看主要原因是德育工作者观念保守，对道德内涵的理解太狭隘，而且充满功利主义思想，忽视了有深厚积淀的人文精神基础；方法简单，形式主义与浮躁现象充斥，满足于短期效益。
　　你们见过农村田地里用的薄膜吧！外面天寒地冻，里面温暖如春，农作物获得的是丰产，因为薄膜为农作物创造了适宜的生长环境。德育工作也是一样，要给孩子们创造一个适宜的好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人文环境。而人文精神是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有民族特色、国家特色，甚至有地方特色。我认为可以把人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心理素质、人生态度、道德修养和爱国情怀、精神世界等都包括进去。它的内涵是综合的，很实在、很具体，是一种巨大的、无所不在、潜移默化的力量。人文精神是培养优良道德的沃土，离开人文精神，孤立地抓德育，就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营造人才成长的小气候。可以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社区入手，营造一个优良的小环境。就像大棚一样，让“小气候起大作用”。
　　目前重视培养民族精神是非常好的。从中国历史上看，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与三座大山的压迫等客观环境，我们在民族精神的教育中，强调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与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十分必要。但是如果就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形成的民族精神而言，从更悠久的文化传统来说，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一个“和”字。中国历史上强大的时候比如汉、唐、明等时代都强调与邻为善，与邻为伴，都是讲“和”的。比如郑和下西洋、张骞通西域送去的是文化，是瓷器，是丝绸，而不是战争，不是要侵略别人。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之处，民族精神的伟大之处。当前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所以“和”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为什么不把这个重要内容挖掘出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呢？
　　对教师而言，搞教育就意味着不能放弃每一个孩子。我至今记得1955年的一天，我当时任校长，有个年轻人到办公室找我。我一看，原来是5年前的一个学生，我心里就格登一下：一定是他出事了！因为这个学生在校时非常调皮，老师们都拿他没办法，不只一次地建议开除他。后来我一忍再忍，这样一直到他毕业，也没开除他。但他毕业后，我一直担心他会干什么坏事。没想到他突然来了。我冷冷地说：“是你啊，什么事？”他说：“校长，我知道自己当时在学校实在是很坏，现在我要到一个边远的地方工作了，走之前，一定要来看看您，就是想告诉您，您的学生现在已经改好了，您就放心吧！”我听后眼泪都出来了，很感意外，同时也很感动。原来这个学生后来上了同济大学，已经毕业，要响应号召去支援边疆。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从此，我树立了一个信念：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学校不能轻易处分一个孩子。处分容易，给他一个机会难。我们的教育应该有力量把不好的学生教育过来，要有耐心，要宽容，要允许孩子犯错误。
农村教育最需关注
　　我一直有农村教育的情结
　　我希望尽可能快地发展农村教育
　　硬道理也要讲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科学的发展观
　　问：当前农村教育已成为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您是一位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大城市的教育工作者，如何看待当前的农村教育问题？
　　答：中国基础教育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这就是我这个生活在上海的老人，却经常把目光聚焦于广大中西部和农村教育的原因所在。离休后，我几乎跑遍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市，动力也来自于希望看到中国农村教育的曙光。
　　我曾在云南的原始森林地区，看到一群孩子就在一棵大树下上课，树上挂了一块黑板就算是教室，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有个棚子也好啊！不要说西部，就是苏北、浙南，也有很困难的地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一直有农村教育情结。中国太大了，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总得有个过程。我希望尽可能快点，尽可能公平些。也许是我年龄大了，我有点急，总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农村教育有大的变化。
五六年前，我自己跑到上海南汇，看到一所希望小学的牌子。到里面一看，我震惊了，原来是所打工子弟学校，租了一间非常破旧的民房当教室，挂着一面国旗。就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也还有如此简陋的学校，我看了真地掉下眼泪。后来我就给中央写了内参，呼吁要关心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
　　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硬道理也要讲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科学的发展观。近年来形式主义与浮躁的现象相当严重，我称之为浮肿病与多动症，口号不断翻新、模式层出不穷，仔细去检查一下，除了形象工程以外，一切照旧。再比如学校盖大楼的问题，可以搞，但不要太豪华。目前提出西部“两基”攻坚，我很赞成，关键是落实，要把钱花到最贫困的地方去，而且不要搞花架子。目前有些地方办教育有个倾向，热衷于把学校办大，把学校兼并起来搞园区，搞宾馆式的校舍，我是保守主义者，对此有点不大赞同。因为中国还是个穷国家。当然，话说回来，与其投资搞别的标志性建筑，相比之下，还是投资办教育好一些。
创新精神的培养最关键
　　人的创造性只能培养，不能靠灌输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任何场合都可以
　　鼓励孩子们调皮，奇思妙想与胡思乱想是孪生兄弟
　　问：听说您从小就很会“玩”，就是现在也很能和孩子们玩到一起，而且您非常重视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动脑筋，也就是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对这个问题您是如何思考的？
　　答：21世纪的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充分开发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培养创造性思维与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人的创造性只能培养，不能靠灌输。就像种子一样，需要一定的环境，包括土壤、气候、科学的灌溉和施肥。教育工作者就要善于创造一种适合培养孩子们创造性的环境。
　　中国的传统教育热衷于让学生进行原有知识的重复与积累，过多强调对正确答案的掌握，忽视孩子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不用仪器和设备，任何场合都可以，因为它无处不在：对天经地义的事情提出怀疑，对已经有结论的东西提出质疑，对没有的东西要发现，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这才叫学无止境。
　　我特别喜欢孩子，所以我家附近的小孩子经常有事就会找我这个爷爷来帮忙。有一次，邻居家的一个小男孩跑到我家来，告诉我说：“爷爷，我想把兔子放到你家阳台上养。因为我奶奶怕臭不让我养。”我说：“好啊，爷爷不反对。不过爷爷要经常出差的，兔子饿死怎么办？”他想了想说：“我发明一个自动喂兔子的机器吧，把兔子养在一个纸箱里，上面放个板子，要有一个坡度，上面吊个篮子，这样兔子吃完一棵菜，上面就滑下来一棵，兔子就饿不着了。”我说：“这个办法好，但是爷爷出差时间长了，青菜会干掉的，怎么办？”他歪着脑袋想了半天，答不上来，就说回家好好想想，想好了再来找我。我答应他，“只要想出解决的办法，爷爷就替你养着。”结果过了好几天他也没来，后来我碰到他，才知道兔子已经死了。我之所以给孩子提这样的问题，就是希望他能不断动脑筋。我们应该鼓励孩子从小就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别树一帜，甚至胡思乱想。创造需要奇思妙想，但奇思妙想与胡思乱想常常是孪生兄弟呀。所以与其言必创新，不如扎扎实实地营造培养创造精神的环境。
　　我经常鼓励小孩子“捣乱”，我还会和他们一起“捣乱”，他们“捣”不过我，所以到后来，他们都明白，和我这个爷爷玩要动脑筋的，不然会上爷爷的当。
家庭教育对人影响最深刻
　　如果孩子能对你讲悄悄话了，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
　　家庭教育关键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要引导孩子上网，家长先要学电脑
　　问：您的四个孩子中有两位是大学教师，一位是小学教师，还有一位是工程师，孙子辈中一个是19岁就从上海交大毕业，还有两个都是在十六七岁就上大学了，而且各方面都很优秀。您对家庭教育怎么看？
　　答：孩子从小到大，一生中最早接受的，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家庭教育。家教如何衡量？对家长来说，如果孩子能够在你面前讲悄悄话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
　我这个人特别有儿童缘，孩子们对我都挺信任的。一次，我参加一所学校的活动，休息的时候有一个五年级的小女孩找到我说：“爷爷，我很苦恼，有一件事没地方说，能不能跟您说说？”我说：“你讲好了，爷爷绝对替你保密。”小女孩讲了：“我很喜欢班上的一个男孩子，我多次向他表示，他一点反应都没有，爷爷，您看怎么办呀？”我当时听了很是好笑，五年级学生懂得什么喜欢不喜欢，完完全全是种朦胧的感觉，所以我不能把它当真。我不能说，你这是早恋，你才五年级，应该好好学习，不应该考虑这事。当然我更不能鼓励她：你应该继续向他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时，我回答了她六个字：“别着急，慢慢来。”孩子想了一下说：“爷爷，我懂了，我太急了。”这个事情也许就在“慢慢来”中淡化了。我很高兴孩子对我的信任，这是教育最大的成功。所以信任是教育的关键，如果孩子们对家长不敢讲自己的心里话，教育肯定是无效的。
　　至于我的家教，我很看重的一点就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我家里满屋子都是书，床上、写字台上、马桶边，凡是可以坐的地方，都有书可以看。小孩子随手可拿来看看。我对孩子的教育很宽容，从来没有打骂过他们，他们犯错误了，我只是说：“你很能干嘛，居然能做这种事？”他们就再也不敢了。话不在多，在精。唐僧教育徒弟就太罗嗦了，结果适得其反。
　　当前是信息时代，如何引导孩子上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家里能上网，孩子干吗跑网吧里呢？我建议要办电脑方面的家长学校，教育家长怎样使用网络，怎样正确指导孩子上网、怎样监控孩子上网。强硬地阻止孩子上网肯定是行不通的。
教师职业最幸福
　　我的学生比孔子多好几倍——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我幸运的不是碰到一位好老师，而是一群好老师
　　我最大的遗憾是过早地离开了校长这个岗位
　　问：回顾七十年的从教生涯，您如何看待教师这个职业？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没有过遗憾？
　　答：孔子一生只教了三千弟子，成才的不过七十二人。让我欣慰的是，直接接受过我教育的有上万名学生，可比他多了好几倍呢。每当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自豪，什么叫人生的价值。老师是世界上真正富有的人，因为他拥有的是桃李满天下，而人才是无价的。
　　我经常去北京开会，也知道北京有一些我的学生，但很少联系。有一回我突然心血来潮，就打了个电话给一位在外交部工作的学生，说我想见见你们，你帮忙通知一声，来几个算几个。时间就约在了那个星期日。结果那天早上来了一百多人，房间坐不下了，只好去借了间会议室。时隔多年，学生们都40多岁了。我拿了张纸让他们写上名字和自己的工作单位。一看，才知道他们中有部长、将军级干部，有司局长、教授、工程师、医生、老师、编辑，等等。那天我真的是好高兴啊！谁一个电话能请来这么多人？这就是当老师的幸福啊！
我小时候也很调皮，但我的老师都对我很好，一个人一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碰到好的老师，我幸运的不是碰到一位好老师，而是一群好老师。如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在世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他们每一位的名字和上学时发生的许多小故事。1990年，我获得了一个国际育儿奖，得了一笔奖金，我就在初中时期的母校建了一个石亭子，取名为师恩亭，怀念所有教育过我的老师。
　　回顾这一生，最值得回忆、最令我难以忘怀、也最有意义的是当教师和校长的时候，因为当教师和校长，可以贴近学生，能更多地了解他们，能感受到他们成长过程中心的律动。要说最大的遗憾，也是过早地离开了校长的岗位。如果我能一直在校长这个位置上，我想我对教育的思考能够更深入些。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似乎都不是教育官员，也不单纯是教育学者，而是一线的校长或实验工作者。
　　顺便说一下学校规模，我认为不能太大。我当过多年校长，1000多名学生最好，因为校长可以认识每个学生；2000人基本可以，校长即使不知道每个学生的名字，但一看就知道这是我的学生。超过2000人就多了。庙大出不了高僧。
离休后的生活最惬意
　　“洗脑”让我返老还童了
　　我的生活依然充实
　　和小孩子在一起永远都不会老
　　问：您的身体看上去非常好，有什么“秘诀”吗？88岁了，还像原来一样以工作为主吗？
　　答：1996年，我脑子里有了血肿，后来医生在我的头上打了个洞，把淤血抽出来，然后又灌了盐水洗干净，所以我是“洗过脑”了。自打那以后，我头上的秃处长出了黑头发，多年的老年斑也褪掉了，原来的老花眼如今也不花了。我曾经建议医生研究一下原因，因为他们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目前我还给两个国家级教育课题当顾问，不是名义上的顾问，“顾”得还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还经常外出，讲学、参加学术会议、搞调研等。前不久刚从广东、江苏回来，过一段还要去浙江。目前我要到国外、境外，必须市长签字才行，受限制了。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年龄，怕我万一生病，不放心。所以我就选择去那些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另外我常回我中学的母校——浙江新昌中学，我用我每个月工资的一半在那里设立了奖学金，每年都要去给获奖的学生颁奖。
　　我一共订了8份报纸还有一些刊物，每天都看，有兴趣的内容就认真看。不过目前好多报纸办得不贴近读者，形式化的内容太多，我一看题目就知道里面写的是啥，所以就只是浏览。
　　我一生除了看书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如果有，那该算是音乐。前几年，我写了一首儿童歌曲《采脑矿》——“人人头上有个宝，原来取名叫大脑，长个大脑有啥用……”，专为它配了曲子，还请人加了“龙格里格龙”之类的伴奏，自我感觉相当好。后来兴冲冲地送到上海市少年宫小伙伴合唱团请他们试唱，结果小朋友说：“好是蛮好，就是不够新潮。”天晓得，那时候我已经84岁了，怎么可能写出流行歌曲来？
　　没想到我会活这么长，要不我早就学电脑了。很早以前，我就鼓励老师们和我的孩子们掌握信息技术，可是我自己没学，现在后悔了。
　　我呀，特别喜欢小孩子，打心眼里喜欢，和孩子在一起不会老的。有时候，我就想找个幼儿园和他们商量商量，每天借我一两个小孩子到家里来玩，我会让他们玩得好、吃得好，晚上我再给他们送回去。
　　如今，我是儿孙满堂，子女孝顺，家庭和睦，我和与我同岁的老伴相濡以沫，一家人尽享天伦之乐。目前的生活很充实，也很惬意。
吕型伟提出并实践过的主要教育理念
　　1978年，针对凯洛夫教学论中不全面的“双基”观点，提出“加强基础，发展智能，提高素质”。
　　1979年，针对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弊病，提出“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势在必行”，主张“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实行高中阶段合理分流”。
　　1983年，针对以往仅仅通过课堂教学与课本来传递知识的教学模式，提出了“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创建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首次提出把信息技术的传递放在与课堂教学并重的地位，并引发了课程结构的重大改革。后来“第二课堂”被普遍使用。
　　20世纪80年代，针对农村学校严重的流生率和农村发展迟缓问题，在上海的南汇等地开展农村教育改革，提出了农科教统筹，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结合的观点。后在全国广为传播。
　　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在上海建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后来全国各地都建立了省市一级的教育研究所。目前仍在呼吁中国要建立教育科学院。
　　1984年，为了配合课程改革，为上海争取了高考自主权。质疑“一纲一本”，提倡“多纲多本”。
　　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健身体育，反对单纯的竞技体育。
　　1984年，建议把“三个面向”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推向全国，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确立了战略方向和指导方针。
　　1989年，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会议上提出了“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主张。后来，社区教育成为国家教育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
　　1991年，提出了弘扬传统美德的口号，后主编了《中国传统美德五千年》等书。
　　为了推进中小学整体改革，从1985年始，逐步在全国18个省市建立了教育试点示范学校，探索面向21世纪的教育模式。
（来源：思想者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