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川藏线骑行。二十三，东达山

抵达觉巴山垭口，朝着拉萨的方向，是急转直下的下山路。上坡有多艰难，下坡就有多爽。觉巴山有二种堵塞的情况，一种是修路，建筑公司直接封路施工，这种情况下自行车也不让走；还有一种是清障，武警部队把飞落到国道上的石头、泥块清除掉，这种情况下是不让机动车通行，自行车可以瞅个空隙骑过去，那些操作机械的战士一般会让出一道缝。有人说，现在西藏的驻军大多以武警编制出现，真要打仗了，就是野战军。我不太相信这种说法。

封路施工

因为时不时的封路，从觉巴山下来的路上几乎看不到汽车。随着山间一排排小块梯田的出现，一个叫作登巴的小村庄出现在觉巴山的千山万壑之间。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庄，仅有的几排房子、一所小学校和一座小寺庙，构成了这个村庄的全部。尽管从村头到村尾还走不了两分钟，但对觉巴山这样荒凉的边地来说，登巴村的出现无疑给那些终日穿行在山与山之间、垭口与垭口之间的旅人，带来一丝温暖和人气。如果说觉巴山垭口是一座看不见风景的险峰，也并不完全确切，因为登巴村就是觉巴山中动人的风景。

还是汉人开的小超市，登巴村只此一家

从芒康到左贡一般是二天行程，中间是住登巴村，还是东达山旅游服务中心，或者容许兵站，都可以。登巴村在山脚，向上10公里到服务中心，再向上4公里到容许兵站。骑友一般是选择住宿服务中心，第二天翻越东达山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也是这么选择的。第二天方良他们选择住在登巴村，估计翻越觉巴山时累坏了。

阿总曲，澜沧江的支流，源于东达山，与318国道并行

阿总曲就在我们住宿的东达山旅游服务中心的边上，日夜不停地流淌，站在边上，颇能体会到夫子所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东达山垭口

澜沧江与怒江之间为他念他翁山脉。他念他翁山脉属于横断山脉的一条，与伯舒拉岭、芒康山并行，由念青唐古拉山脉和唐古拉山脉延续转向而来，海拔多在4000～5000米左右。

川藏线上最高和最险峻的垭口就在澜沧江和怒江之间的山岭上。六江流域中最大气的一条支流，也在这条路上经过，那就是怒江的玉曲，它向西注入怒江，而他念他翁山的主脊走的是玉曲和澜沧江之间。因此318国道上澜沧江和怒江之分水岭，就在玉曲与澜沧江之间的东达山垭口。这里属于三江并流区域的北段，澜沧江和怒江自北而南，相互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近，也使翻越分水岭的道路愈加陡峭。

东达山距觉巴山不远，虽跟觉巴山一样荒凉，但与其他大山的垭口相比，穿越东达山的公路相对而言算是“好路”了，尽管路面还是年代久远的碎石和土坯，但相对平缓。

从东达山旅游服务中心出来不远，就有人给自己鼓劲了

还是流向太平洋的溪水，阿总曲

如果以众多垭口之上的标高而言，东达山垭口的标高为5008米，米拉山垭口的标高为5020米，但近年来的多次实地测量表明，东达山垭口的高度事实上足有5100米上下。这一高度，已经接近了珠峰大本营。尽管紧邻同样高峻的觉巴山，而且距离也已经有了好几十公里，但在东达山垭口，仍然能够眺望到远在觉巴山麓的澜沧江。当山下的澜沧江河谷还是高达30度的炎炎夏日时，东达山垭口的气温竟然降到了零度以下。

澜沧江河谷在低温下尽管显得荒凉，但当南风顺着斗折蛇行的河道吹拂而上，河谷地带的小块坝子和台地上，也会点染出一些红花绿叶，如同夏天最细微的呼吸。但仅隔了几十公里，在东达山垭口，树木在雪线以下，就集体停止了向上生长的欲望，只有一些低矮的、稀疏得可怜的牧草，还在不屈不挠地蔓延。

喘着气摆个pose，接近垭口了

东达拉山垭口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川藏线南线最高的公路垭口，更重要的它是中国的太平洋流域和印度洋流域的分水岭垭口。虽然不像站在非洲的好望角，可以同时看到西边的大西洋和东边的印度洋，但在这里，你完全可以想象和体会，垭口东西两侧分道扬镳的水系，与两个不同大洋之间的联系。

我终于骑到垭口时，二个雅安的骑友已经在上面等了一阵，垭口处风大气温低，那个年纪大的骑友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看到我就问小孙骑到哪里了，我真还不知道，看到他们冻得瑟缩的样子，让他们先下山。没想到，等了五六分钟，轮到我瑟缩起来，很快就感觉要扛不住了，真的佩服那二位雅安骑友，我给小孙发了条微信，下山往印度洋水系覆盖的大地冲去。

中国本土与西藏作为紧邻，关系持续了上千年，到中共进藏以前，在西藏生活的汉人到底有多少呢？国民党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著书记载，根据1943年实地调查，在西藏长期安家的汉人，共约五百余户，二千余人，其中五分之三居住在拉萨。

上千年的紧邻关系，真正“移民”西藏的汉人只有二千多，平均每年二人，而且大都是不得已才留在西藏。除了低地人对高海拔的先天不适，汉人还难以接受西藏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由于西藏海拔高度的不可改变，汉文明实际上不可能进入西藏的广大地区，更不要说去同化藏文明。反而以往的汉人移民大多数都已“藏化”，尤其是在农村牧区生活，不接受“藏化”，就不能生存。

天是伟大的，人是渺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一天集体性地具有了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才可能与西藏的“天”站在同一水平。产生这样一批可以与西藏之“天”相抗衡的中国人并非易事，直到毛泽东时代，这个奇迹才终于出现。几千年来，西藏就垂在中国的手边，何时中国产生了可以战胜西藏之天的人，解决了无人进藏的问题，西藏何时就会瓜熟蒂落被中国所摘取。

进藏道路上，几乎每个垭口都能看到这样的标语：“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另外一句标语，当年更加流行，但现在很少看见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面对解放军进藏时的艰苦卓绝之精神，令人难以不承认毛泽东所称的“精神原子弹”，甚至可以由此理解毛泽东的唯心主义来源。他之所以坚信“人的因素第一”，和他多年来不断在献身者创造的奇迹中得到验证是分不开的。人一旦拥有英雄主义，能量可以成倍甚至数倍地翻番，达到以常规思维不可思议的程度。利用这种产生于无形精神的能量，对常常感到有形资源匮乏的领袖必然会有极大的吸引力。

“精神原子弹”的蘑菇云笼罩了整个毛泽东时代。一批又一批汉人开进西藏。五十年代进藏的地方工作人员就已经达到4.5万，军队人数达到5万。六七十年代更是成倍增加。对比一下清朝只能派进西藏几十名文员和千余军队，不难看出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与其派进西藏的汉人数量，存在着决定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