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东疆学刊》2020年第4期（第22-31页），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赵瑶瑶老师授权发布。
[摘要]明清时期朝鲜使臣出使北京，作为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是他们特别留意与必定游览的景观。朝鲜使臣眼中的蓟门烟树在景观形态和地理位置上与中国士人的认识有很大差别。中国士人认为蓟门烟树为实景实树，其地理位置在德胜门外二土阜处。朝鲜使臣以其为实景实树、水墨图画或海市蜃楼，其地理位置以蓟州为中心，辐散至通州、三河、玉田、丰润的广大区域，甚至一千多里外的辽野烟树也被纳入蓟门烟树的范围。朝鲜使臣的认识最初可能来自使团中仆夫从者的指引，从而将蓟州附近至永平府一带容易出现的海市蜃楼与蓟门烟树相混。蓟门烟树在朝鲜燕行文学系统中最终成为一种文化景观与吟咏传统，并在一代代朝鲜使臣的记录和争议下不断被塑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异域视角下北京景观形象的典型范例。[关键词]燕行录；蓟门烟树；景观形象；朝鲜使臣；跨文化研究
蓟门烟树作为燕京八景之一①，是北京景观的典型代表。对于朝鲜使臣来说，蓟门烟树与其他七景相比有其特殊性。明清王朝对待朝鲜使臣的政策不同，影响到使臣的留京期限和游观自由。朝鲜使臣延续明以来的看法，以蓟州为蓟门，以蓟野烟树为蓟门烟树。蓟门烟树不在京城之内，又在使臣路线的必经之处，因此使臣可以不受束缚地观赏吟咏，相关记载文字较其他七景更为丰富。此外，不少使臣直接称蓟门烟树为“第一奇观” [1]（337），或以其为燕京八景中最为奇绝者 [2]（144）。因此蓟门烟树成为使臣往还北京特别留意和必定游览的景观，进而成为北京景观的符号和象征，成为诗歌中的固定意象，且在一代代使臣笔下不断被塑造，成为与中国士人不同而专属于朝鲜使臣的蓟门烟树之景。
蓟门烟树现阶段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将蓟门烟树纳入燕京八景的整体中，或研究其起源和形成 [3]（97-100），或辑录历代相关诗作 [4]，或研究其在旅游文化学[5]（35-40）或旅游地理学[6]（745-752）上的意义。二是研究蓟门[7]（76-79）和蓟门烟树[8]（105-108）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研究朝鲜使臣对蓟门烟树认识的，有衣若芬《韩国古代文人对“北京八景”之“蓟门烟树”的憧憬与创生》一篇，文中论及朝鲜使臣对蓟门烟树的看法与中国士人不同，但只是泛泛举例，没有继续探讨其具体表现和深层原因。因此，蓟门烟树作为北京景观的代表，在朝鲜使臣眼中的形象如何，以及这种认识背后的原因为何，值得作为燕行使臣眼中异域景观的典型案例继续深入探讨。中国士人眼中的蓟门烟树是有确定位置的实景实树。明永乐年间《燕山八景图诗序》认为：“蓟门在旧城西北隅。门之外旧有楼馆，雕栏画栋，凌空缥缈，游人行旅，往来其中，多有赋咏。今并废而门犹存。二土阜树木蓊然，苍苍蔚蔚，晴烟拂空，四时不改，故曰蓟门烟树。” [9]（124）说明蓟门的位置和蓟门烟树得名的原因。此后蓟门的位置逐渐被确立在德胜门外。明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记载：“蓟丘，在县西德胜门外五里西北隅，即古蓟门也。” [10]（30）将蓟门位置由“旧城西北隅”定为“德胜门外五里西北隅”。明蒋一葵《长安客话》亦认为“今都城德胜门外有土城关，相传古蓟门遗址，亦曰蓟邱”。[11]（3）表现在绘画领域，明代王绂和清代张若澄的《燕山八景图》都描绘了两个土阜高高耸立，其旁人家掩映，林木参差苍茫，如烟如雾，正合“烟树”之名。
而明清时期朝鲜使臣对蓟门烟树的认识与中国士人相比有很大差异，正如衣若芬所论：“'蓟门烟树’非但于'北京八景’中最受朝鲜憧憬向往，成为中国景观的表征，朝鲜文人体验的'蓟门烟树’风光也和中国文献所谈大不相同”。[12]（37）不仅如此，朝鲜使臣对蓟门烟树景观形态的认识两极分化，而且这种认识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并进而影响到对地理位置的认识。明代朝鲜使臣对蓟门烟树的描写比较简单，大多只是使用“苍茫”“微茫”“苍苍”“参差”“连天”“依微”“朦胧”等词，注重烟树的状态、颜色和整体意境。至清顺治时期，麟坪大君李㴭往来中国十多次，描写烟树也不过是使用“旷野茫茫极目平，斜阳远树翠烟横。参差迥入边阴合，葱郁仍兼夕气轻”[13]（556）和“烟树微茫，隐映远近”[14]（128）这样的文字。从康熙时期开始，使臣对蓟门烟树的认识开始分化。一方面有将蓟门烟树作为海市蜃楼的描写，另一方面也有当作实景实树的看法，还有的使者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康熙以后朝鲜使臣常常用“蜃楼”“海市”“幻境”来描写蓟门烟树。较早的记录为清康熙三年（1664）的洪命夏：“苍茫大野，烟树浮空，有若岛屿列峙于大海中，此所谓蓟门烟树也。” [15]（291）用“岛屿列峙于大海中”譬喻，已经令人生发出海市蜃楼的联想。自此以后，虽有以蓟门烟树为实景实树者，但大多数使臣逐渐将其当作类似海市蜃楼的景观，并开始有趋同的描写。如康熙二十一年韩泰东途径蓟州，看到了“烟云草树终日相荡，其状甚类于海，风摇目瞩，演漾沦涟，垄阜隐见，巧况洲岛，材闾间置，错认浦居”[16]（224）的烟树奇观，这种景象与海市蜃楼颇为类似。或与“海市”类比，如康熙二十二年金锡胄载：“郭图平远真堪比，海市虚无倘与归。”[17]（73）或称之为幻像，如康熙二十五年吴道一《蓟门烟树》诗：“如幻如真巧变形，非云非霭看冥冥。”[18]（64）或直接比作“蜃楼”，如康熙五十九年李宜显载：“远而望之，宛如云树；迫而察之，无所见。如蜃楼之起灭于空中，真奇观也。”[19]（368）朝鲜使臣虽然不认为所见之景即为海市蜃楼，但由于景观的变化多端、难以形状，因此用富有奇幻色彩的海市蜃楼来譬喻。朝鲜使臣所描绘的蓟门烟树之景，还常常类似中国山水画所表现的意境。有的使臣直接使用“平远” [20]（105）一词，是有意识地将眼前之景与山水画技法联系起来。④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李器之《蓟门烟树记》载平明发行，望见蓟州“山上云雾鬅起，大野皓然，林木微茫，行人车马，来往其间，远者如鼠而却分明，依然一副平远山水画也”。[21]（292b-c）乾隆五十六年金士龙行至蓟州城，望见“城下大野平远，四面环以云海，如烟如雾，如画如绣。或风起则水先滉样涵淡，菱荇苹藻摇荡其中，便一水墨图也”。[22]（161-162）此外，还有不少使臣用“图画”“活画”等词来描绘所见冲融缥缈的烟树之景。使臣的记载是受其自身山水画审美的影响。自宋元时期开始，中国的山水绘画技法和作品便对高丽朝画坛产生重大的影响。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的绘画交流也非常频繁，主要是通过官方的使节团以及文人私下的交往实现的。[23]（146-150）在这个过程中，郭熙的山水画法和宋迪的《潇湘八景图》对高丽和朝鲜两个王朝的山水画领域产生着持续的影响。朝鲜使臣作为朝鲜上层文人，对中国的诗文书画都会有所了解，因此在欣赏蓟门烟树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将眼前之景用水墨画的描述方式和术语记载下来。虽然大多数使臣看到的蓟门烟树为类似水墨图画的景观，但也有极少数使臣看到的景象确为海市蜃楼。如嘉庆三年（1798）徐有闻描写烟树的形态：大野树木葱郁之处，白气缭围，如烟如水。水木村落自然摇漾，如海水弥满。然去马来牛，历历倒映，短木如长，长木如短，高家似低，低家似高。虚灵怳惚，难可形容云。[24]（175）明确描写了牛马树木在水里倒立的情形。道光八年（1828）朴思浩载“楼阁滉漾于空中，杋樯荡漾于海上，烟波浩渺，岛屿出没，芥马枣人来往于其间，顷刻变幻，千态万象”，[25]（292）描写了海市蜃楼经常出现的楼阁、帆樯、岛屿、人马等景象。如上所述，康熙以来大部分的朝鲜使臣将蓟门烟树当作类似海市蜃楼的景观来描写。但这种观点遭到了另一些使臣的批评，他们引用志书笔记中的资料，认为蓟门烟树是蓟丘遗址旁的林木。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押在描述了类似海市蜃楼的景观后说：我国之人每以此为北京八景所谓蓟门烟树。而《帝京景物志》既以燕城西北隅古蓟门土阜傍林木为京师八景中烟树，皇明金幼孜题咏亦极分明，而我人之全无考据，袭谬吪传，每多类此。夫数百里外所不见之景物，混称为京师胜景者，岂相榇耶？[26]（397-398）李氏引用中国的方志和题咏，认为蓟门烟树是古蓟门土阜旁的林木，批评朝鲜使臣全无考据、以讹传讹，将数百里外类似海市蜃楼的景观与蓟门烟树相混的错误认识。
朝鲜使臣对蓟门烟树认识的混乱和模糊与其认识来源有关。朝鲜使臣最初从何处“闻说”蓟门烟树奇景呢？以蓟门烟树为实景实树者，其最初来源必定是中国的史料志书、文集诗册等，以蓟门烟树为海市蜃楼的认识却不见于上述史料中。由于地域的阻隔，朝鲜使臣也不太可能凭空捏造其为海市蜃楼之景。最可能的是来自使团中仆夫从者的口耳相传。在历史真实和历史虚构的模糊空间中，蓟门烟树作为海市蜃楼的说法脱颖而出，成为带有奇幻色彩的“历史真实”并以文字载体的方式记录下来，从而跨越时空阻隔广泛传播，形成对其景观认识的固定印象。
中国方志中常常可以找出“土人”热衷于传播海市蜃楼的例子。如《（乾隆）束鹿县志》“西梁城”条载：
在县治西南，汉县属信都国，即今车城村，故址犹存。土人言每当夕阳时，恍惚现有城影，如蜃楼海市云。[27]（1b）土垠废县。《名胜志》：南关城即古垠城，相传赵武灵王所筑。《旧志》：在县东十五里，今名银城铺，其故址也。土人相传时有城堞楼橹之形，缥缈仿佛，自北而南，远而无极，若不止数里之城者。[28]（1a-b）至若牧童樵叟，三五为群，或隐隐于烟雾中见城郭宫阙，迫之则灭，如所谓蜃楼海市之观者，此径传为后湖奇迹。[29]（5a）又如《（民国）临榆县志》“联峰海市”条载：“联峰即莲蓬山，蜃楼海市土人往往见之。” [30]（20b） “土人”即指当地人，他们生长在当地的乡土社会中，对地方的水土、风俗和异闻最为熟悉，匮乏的娱乐生活也使得他们热衷于传播奇闻异事。对于“土人”的传播，一些乡绅士人持批判态度，如鹤祥麟批评热衷寻找和传播海市蜃楼的人“莫向土垠寻幻事，蜃楼荒忽不堪论”；[28]（34a）在记载了玉田地区的海市蜃楼后，作者又说“然吾不敢取，虑夫取之将愈近附会，而徒遗庄生幻说之讥也”。[29]（5a）但朝鲜使臣最初得到的关于海市蜃楼的传说，可能就是来自这些“土人”的传播，从而将类似海市蜃楼的蓟门烟树之景和当地的海市蜃楼的传说合二为一，最终形成了蓟门烟树类似海市蜃楼的奇绝景观。从同行的仆夫从者处得到关于蓟门烟树的认识，这在朝鲜使臣的诗文中多有记载。由于蓟门烟树在朝鲜尽人皆知，因此使臣旅途中会特别留意，同行的仆夫从者便投其所好，重点介绍。前引韩泰东之所以能看到类似海市蜃楼的烟树之景，是因为反复询问仆夫，而且是“坐车中误问仆夫者累矣”。[16]（224）前引金士龙行至蓟州城，望见大野平远、云海荡漾的景色，“爱而忘去，日昃彷徨。仆夫笑曰：'非烟非树，乃皇城八景中蓟门烟树也。’”[22]（162）美景近在眼前，而不知为何景何物，引起仆夫发笑而告知。嘉庆二十一年（1816）李肇源的《蓟门烟树》诗载：“如远忽如近，怳惚非意虑。仆夫往而审，却在吾行处。” [31]（305）当仆夫告知蓟门烟树在此地时，所见不过杂树而已，望见远处则烟树森然，使仆夫往观，则烟树却在使臣所在之地。道光二十八年（1848）李遇骏也有记录：“午后行数里，南望野中一道白浪，滉漾如春潮方涨，草薮林木乍沉乍浮。从者告曰：'此所谓蓟门烟树。’且行且顾，愈远愈幻，未知到蓟门与此何如。” [32]（441）在这些描写中，我们看到了仆夫从者与朝鲜使臣的互动，他们因为地位低下，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却被历史所忽略。但蓟门烟树为海市蜃楼的说法，最初可能正是这些仆夫从者传播给朝鲜使臣，再由朝鲜使臣记录抄刻、口耳相传，甚至以讹传讹，最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认识。中国士人对海市蜃楼的认识，有时也是来自从者的指引，刚好可以与朝鲜使臣的认识来源形成对照。《（民国）临榆县志》“联峰海市”条引明代抚邑教谕谢鹏《南海市记》，其中有君侯雷公如何认识海市蜃楼的记载：既而乘渔舟，历甘泉，吊秦城，已乃散步南行，跻陇陟巅，见洪涛巨浪，浴日吞天，诚奇观也。良久东旋，从者曰：“金山海市矣。”遥指而望之，隐隐然伞盖三出，中颇高，又渐小渐高，顷之蔑如也。余方进饭，前筯未彻，从者复报曰：“海复市矣”。予往视，一如前睹。……自午迄申乃已，竟莫究诘。吾与鲁子觞毕，即询诸土老云：“不识此市可常见乎？”佥曰：“吾等垂白没齿，幸今一睹。” [30]（20b-21a）雷公两次观海市，都是从者在旁指引；不知道海市的出现频率，首先想到的也是询问当地的老人。由此可见对乡土熟知的当地人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综上所述，在朝鲜使臣行经的永平府至北京的路线上，有着广泛的关于海市蜃楼的传说，这些传说常常经由“土人”传播，这在当地的方志和相关诗歌中多有记载，甚至有不少地方还有与海市蜃楼相关的地方八景。使臣常常有机会接触到当地人并与之谈论风土人情，使团中的仆夫从者等人更是如此。朝鲜使臣的诗文中多有记载从同行的仆夫从者处得到蓟门烟树类似海市蜃楼景观的认识，而中国士人也有自从者处认识海市蜃楼者，两相观照，则朝鲜使臣最初从仆夫从者处“闻说”蓟门烟树海市蜃楼之景的可能性也最大。通过朝鲜使臣的记载，还原了一些历史场景，那些对历史的书写产生过影响但因身份地位低下而被历史遗忘的人，在使臣的笔下被重新发掘出来。朝鲜使臣对蓟门烟树景观形态的认识不同，既有当作水墨图画者，又有当作海市蜃楼者，还有当作实景实树者，所以使臣对蓟门烟树的地理位置记载各异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其记载仍然有迹可循。朝鲜使臣沿袭明人的看法，⑤“以蓟州为蓟”， [11]（3）所以使臣必定记载蓟野烟树。此外还有不少使臣会从乾草河（按一作乾河草）、丰润县、玉田县、彩亭桥、鳖（按一作别）山店、三河县等地开始记录。1．有自乾草河开始记录者。如林翰洙《燕行录》：“（按蓟州）府衙之北即盘山也，蓟门烟树自乾河草排景至此，越增婉豁。” [33]（184）权时亨《石湍燕记》记载十二月十九日所经地名为“红庙、马铺营、七家岭、新店子、乾草河、蓟门烟树” [34]（487）等，将蓟门烟树列于乾草河之后。姜栢年《燕行路程记》亦在“乾河草”下注“蓟门烟树”。[35]（471）2．有自丰润、玉田开始记录者。如郑士信《梅窗先生朝天录》载：“过丰润、玉田，出于蓟门，则数百里间烟树苍茫，帝王州雄伟深厚之气象，一览得之。”[36]（326）金明远《燕行录》则认为蓟门烟树始于玉田：“余昔闻蓟门烟树不独为燕地绝胜之景，抑亦天下罕见。始过玉田，隐隐有烟树意。”[37]（44）3．有自彩亭桥开始记录者。如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载：“过彩亭桥，西南一面大野无际，望中霭霭浮空若烟云明灭状者，即所谓蓟门烟树也。”佚名使臣《燕中闻见》亦记载：“廿三日行过彩亭桥、枯树店，遥望西南有若雪霭之状，若有若无，乍明乍灭，苍茫难状，即所谓蓟门烟树也。”[38]（41）4．有自鳖山店开始记录者。如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过宋家城、鳖山店，望见西南间烟雾中有一带长林，隐映数百里外，即所谓蓟门烟树也。” [19]（368）徐长辅《蓟山纪程》：“自鳖山以后，见所谓蓟门烟树，盖大野空濛，天光地气上下摇荡，往往见银海澒洞，一望无涯。”[39]（397-398）5．有自三河县开始记录者。如郑士信记载：“但自蓟州至三河七十里之间，沃野弥漫，烟树连天，村店罗络。闻之自此至通州又七十里之间，一样烟树苍茫云。蓟门烟树之列于北京景致者，有以哉。”[36]（325）以为蓟门烟树的范围自三河县开始，经蓟州至通州一带都包含在内。6．其他诸说。此外还有在通州登潞河驿楼观望烟树、过引流河望见烟树，以及将到十三山仍描写烟树者。朝鲜使臣对蓟门烟树位置的记录，从乾草河、丰润县、玉田县、彩亭桥、鳖山店到蓟州，再从蓟州到三河县、通州、北京，范围差异可达几百里。还有的使臣一路经行一路记载蓟门烟树。如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首先在盘山附近的少林寺游赏时，登寺后彩阁，“俯瞰行宫，位置历历，南通蓟野，烟树无边”。[40]（125）自蓟州发行，经鳖山店至玉田县宿，“是日天气清朗，于道上望见蓟门烟树，迷离倏翕，变态千万，尤觉绝奇”。[40]（129）继续前行，又“于板桥、银城之间望见蓟门烟树”。[41]（130-131）此外还在“燕京八景”的条目中记载乾隆十六年燕京八景的改名情况，那么自然知道乾隆将德胜门外二土阜御定为蓟门烟树所在地。可见不但使臣之间对蓟门烟树的地理位置认识不同，即使是同一位使臣，恐怕也是人云亦云，没有确切认识。
图三：清康熙以后朝鲜使臣记载蓟门烟树所在主要区间⑥[42]（5-6）朝鲜使臣关于地理位置记载混乱的根本原因是对蓟门烟树景观形态认识的混乱。朝鲜使臣不以德胜门外蓟丘遗址的实景实树为蓟门烟树，而是沿袭明代以来的“以蓟州为蓟”的看法，而蓟州附近的丰润、玉田、三河等地都有广泛流传的海市蜃楼传说，与蓟州距离不远的天津府、沧州、肃宁等地有望海市台、望海市桥、望海市村、海市河、海市铺等地名，可见海市蜃楼传说的影响。中国的诗歌中多有以海市蜃楼形容烟云雾气的传统，如时廷珍咏故城八景之“窦堡晴烟”：“楼阁依稀旭照中，山岚海市许相同。”[43]（28a）又如吴曾荣咏平邑八景之“汉城晨雾”：“城堞依稀晓雾蒙，蜃楼海市本虚空。”[44]（19a）地方八景中亦有与海市蜃楼相关者，如“海市遨游”为肃宁八景之一，“中山蜃气”为深泽十景之一。而描写海市蜃楼也多用云、雾来衬托，如沈大绶咏“海市遨游”：“遥遥海市俨招呼，蜃气浮光乍有无。欲讯游人评物价，湿云晴雾两模糊。”[45]（56a）以及许来音咏“中山蜃气”：“谁将蜃气开朝市，却有龙楼结雾关。”[46]（21b）海市蜃楼与云、雾、烟在形态上相似，都具有变换不定、空着无依的状态。中国士人描写蓟门烟树，也有以云雾、海市来衬托和类比的，如梁潜《蓟门烟树》诗“玄圃人家行处好，瀛洲楼阁望中迷”，[4]（45）以及倪岳同名诗作“佳气凌空疑缥缈，轻云笼日正熹微”。[4]（90）朝鲜使臣熟悉中国诗歌传统，因此中国诗歌中类似的联想和类比，对朝鲜使臣将蓟门烟树描写成海市蜃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朝鲜使臣对蓟门烟树地理范围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实到虚、再由虚反实的扩大过程。最初蓟门烟树在中国士人和朝鲜使臣眼中皆为实景实树。然而由于顺天府、永平府区域内有广泛流传的海市蜃楼传说，中国的诗歌传统中也常以海市蜃楼比喻烟云雾气，因此容易混淆海市蜃楼和蓟门烟树的界限——蓟门烟树开始在使臣眼中由蓟州大野的实景实树转变为更大范围的海市蜃楼。由此，玉田、丰润一带甚至更远地区的类似海市蜃楼的烟树之景被当成蓟门烟树而记录下来——蓟门烟树又由更大范围的海市蜃楼转变为实景实树。以至于凡是有类似的烟树之景，皆用蓟门烟树来称呼，有的使臣将其作为辽野至蓟野千里烟树的总称。如李廷龟认为“朦胧烟树杳千里，银海茫茫天一色”，[47]（474）朴思浩认为烟树之景“非但蓟门然也，一出辽野往往有之，倏忽之间明灭无常，统称曰蓟门烟树”。[25]（292）这些看法又会以口耳相传或文字记载的形式，继续影响后行使臣对蓟门烟树景观形态和地理位置的记载和认定。
燕京八景的确立最初是为永乐帝迁都北京造势，蓟门烟树成为燕京八景之一后，由于朝鲜慕华尊明的原因，很快进入了朝鲜君臣的视野和诗文中。至迟在明代中期，蓟门烟树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景观概念。明成化十七年（1481）朝鲜使臣李承召有《次北京八景诗》，其序曰：
予到北京，求买《大明一统志》，得一件于书肆。披阅之余，见诸学士《北京八景诗》，温柔雅丽，有古作者之遗音。予块处一馆，动有拘碍，末得跬步出门外。其于八景，虽未能足履而目击，然因诗以求其风景，则亦可彷佛其万一。遂次韵以摅其志。[48]（453d）由于禁令较严，李氏并未出馆门游观燕京八景，但是通过读《大明一统志》中所录明代馆阁诸学士的咏燕京八景诗，想见八景之姿态。故次韵金幼孜作《蓟门烟树》诗，这是使臣想象中具有北京景观代表意义的蓟门烟树之景。在朝鲜士人赠别回京的明代使臣的诗歌中，蓟门烟树也已经成为北京景观的符号和代称。笔者所见较早的以蓟门烟树作为北京景观的代表来赠别的诗，是成化十二年李陆所作的《奉赠钦差副使张瑾》：天上星芒动，人间使命传。节寒辽野月，春尽薊門烟。詞赋今醒屈，风流旧谪仙。皇恩无外内，更会在何年。[49]（439b）此处未用蓟门烟树的全称，而用了“蓟门烟”的简称，是为了诗句的整齐及押韵，这是诗歌中常见的用法，其后朝鲜士人的赠别诗中也因为相同的理由，常常将蓟门烟树省略为“蓟门烟”或“蓟门树”。此首中将“辽野月”与“蓟门烟”相对，辽野为两国接壤之地，而蓟门烟树为燕京八景之一，宜为赠别的代表景观。此外还有赵希逸赠别万历三十四年（1606）出使朝鲜的朱之蕃和万历三十七年出使朝鲜的熊化的两首诗，也是用蓟门烟树来表达惜别之情。在朝鲜士人赠别燕行友人的诗歌中，至迟在十六世纪，蓟门烟树也已成为固定意象。这一时期是中朝往来频繁、宗藩关系稳定发展的时期，也是蓟门烟树作为北京景观的代表在赠别诗中形成程式并固定下来的时期。表一：十六世纪朝鲜士人以蓟门烟树为固定意象的赠别诗举隅
从表中可以看出，十六世纪前后，蓟门烟树已成为赠别燕行友人诗歌中的固定意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无论诗歌对偶句中如何变换使用“箕壤”“鸭水”“辽海”“华表”等代表中朝景观的意象，另一句总是以蓟门烟树相对。二是意象不变，只略微改变诗句措辞而作另一首诗赠别另一位友人，如表中郑惟一及车天辂。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崔锡恒（1654-1724），在两首赠别燕行友人的诗中，颈联均用“辽野雪深风卷地，蓟门寒尽树浮天”[58]（389c-d、412b-c）一句，无一字改动。⑦三是一人有多首以蓟门烟树为意象的赠别诗，如表中李珥有三首，李睟光有四首。无怪乎赵尚䌹（1681-1746）总结朝鲜士人赠别燕行友人之诗，认为“送者辄以皮币金缯、春秋黄河等说赆之，不然则蓟门烟树、辽野风雪，闲漫咏耳，此无异于磨驴之迹”，[59]（39b）对此程式化、固定化、毫无新意的赠别诗提出批评。然而无论在朝鲜使臣的燕行作品中，还是在朝鲜士人赠别燕行友人的诗歌中，以蓟门烟树为主题的创作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赵尚䌹虽然批评赠别燕行友人的诗歌的程式化倾向，但赵氏在雍正九年（1731）出使中国，途径蓟州，亦不能免俗，与同行使臣往来唱和，作有《蓟门烟树》诗。可见蓟门烟树已成为一种文化景观，并且形成了一种燕行文学传统。蓟门烟树既在燕行使臣的必经之所，也是告别北京的分离之处，又是寄托情感的北京景观代表，以至于如果不记载蓟门烟树，北京之旅似乎便不算完整。但朝鲜使臣受前人记载各异的影响，又不加考辨甚至捕风捉影，于是出现了我们看到的复杂纷繁的蓟门烟树景观形象。朝鲜使臣记录的蓟门烟树景观形态各异，最早为蓟州大野的实景实树，至康熙以后逐渐被记录为类似山水图画或海市蜃楼的景观。其原因可能是，使臣最初的认识是来自同行仆夫从者的指引，因此逐渐将永平府、顺天府等地内容易出现的、被当地人广泛传播的海市蜃楼与蓟门烟树相混淆，而形成了以蓟门烟树为类似海市蜃楼景观的认识。从而对蓟门烟树地理范围的认识在经历了一个由实到虚、再由虚反实的扩大过程后，将永平府至丰润、玉田、蓟州、三河再至通州一带出现的、类似山水图画或海市蜃楼的景观都当作蓟门烟树，甚至千里之外的辽野烟树也纳入蓟门烟树的范围。蓟门烟树经过朝鲜使臣不断的记载和题咏，最终成为北京景观的表征和代称，成为一个景观概念和文化符号，成为一个经由笔墨建构起来的寄托之所，并在燕行文学传统和朝鲜文学系统中占据独特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蓟门烟树是被朝鲜使臣的反复塑造出来的、不同于中国士人认识而独属于朝鲜文学系统的文化景观。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蓟门烟树相关记载的文化心理因素。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清廷主要以德化的政策安抚朝鲜，而朝鲜则一边奉行“事大”原则，一边暗地里尊周思明。使团出使北京，最先经过的北京相关景观便是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景观名称虽是明代遗留，“中华”大地却已经被蛮夷占据，君民都䕌髪胡服，非复明代旧模样了。但“遥想蓟门烟树色，至今犹带大明春”，[60]（569a）毕竟中国的万物仍然泽被过大明的光辉，中国的土地仍然是“中华”文化的根源。途径如此有代表性的蓟门烟树，难免有故国之思、黍离之悲，因此无论天气如何，所见景观如何，使臣都必定要记录和吟咏一番。使臣诗文中表达的感情，除了明代的羁旅之愁、怀古之情和风物之咏外，故国之思也成为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如康熙十九年（1680）使臣申晸通过吟咏蓟门烟树抒发羁旅之愁和兴亡之感：“蓟门烟树接幽燕，万里星轺道路绵。剑客悲歌空怅望，金台遗迹已茫然。砧声却与秋风起，客泪偏随夜雨悬。宇宙百年人事变，白头空赋远游篇。”[61]（464）清代蓟门烟树被使臣如此地留意、欣赏和广泛传播，除了对异域景观的新鲜感和好奇心之外，背后尊周思明的文化心理也不容忽视。[1][朝]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32），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2][朝]朴齐仁：《燕槎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75），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3]李鸿斌：《燕山八景起始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4]王鸿鹏：《帝都形胜：燕京八景诗抄》，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5]任唤麟：《八景文化的旅游学分析》，《旅游学刊》，2017年第7期。[6]贾文毓：《旅游地理学视域中的中国名胜组景分析》，《地理学报》，2009年第6期。[7]朱祖希：《扑朔迷离话“蓟门”》，《北京观察》，2015年第1期。[8]李文辉：《蓟门烟树今考》，《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05期。[9][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八，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明]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2]衣若芬：《韩国古代文人对“北京八景”之“蓟门烟树”的憧憬与创生》，廖肇亨编：《共相与殊相：东亚文化意象的转接与异变》，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8年。[13][朝]李㴭：《燕行诗》，[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21），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14][朝]李㴭：《燕途纪行》，[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22），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15][朝]洪命夏：《燕行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20），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16][朝]韩泰东：《两世燕行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29），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17][朝]金锡胄：《捣椒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24），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18][朝]吴道一《燕槎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29），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19][朝]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35），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20][宋]郭熙著，梁燕注译:《林泉高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21][朝]李器之:《一庵集》卷二，《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70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7年。[22][朝]金士龙：《燕行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74），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23]王建宏，康祯仁：《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的绘画交流》，《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0期。[24][朝]徐有闻：《戊午燕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62），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25][朝]朴思浩：《燕蓟纪程》，[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85），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26][朝]李押：《燕行记事》，[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52），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27][清]李文耀重修，张钟秀纂：《（乾隆）束鹿县志》卷二，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28][清]牛昶煦、郝增祜、周进堃等纂辑：《（光绪）丰润县志》卷三，清光绪十七年刻本。[29][清]何崧泰修，史朴纂：《（光绪）遵化通志》卷四十三，清光绪十二年刻本。[30][民国]高凌霨修，高锡畴纂：《（民国）临榆县志》卷七，民国十八年铅印本。[31][朝]李肇源：《黄粱吟》，[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61），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32][朝]李遇骏：《梦游燕行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76），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33][朝]林翰洙：《燕行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78），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34][朝]权时亨：《石湍燕记》，[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90），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35][朝]姜栢年《燕行路程记》，[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19），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36][朝]郑士信：《梅窗先生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9），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37][朝]金明远：《燕行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70），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38][朝]未详：《燕中闻见》，[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95），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39][朝]徐长辅：《蓟山纪程》，[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66），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40][朝]金景善：《燕辕直指》，[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72），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41][朝]金景善：《燕辕直指》，[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71），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42]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中华地图学出版社，1975年。[43][清]丁燦纂修，张煐续修：《（光緒）故城县志》卷十二，民国十年重刊本。[44][清]苏性纂修：《（同治）平乡县志》卷十二，清同治七年刻本。[45][清]尹侃修，谈有典纂：《（乾隆）肃宁县志》卷十，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46][清]许来音纂修：《（康熙）保定府祁州深泽县志》卷八，清康熙十四年增修本。[47][朝]李廷龟：《戊戌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10），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48][朝]李承召：《三滩集》卷八，《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1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49][朝]李陆：《青坡集》卷一，《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50][朝]林亨秀：《锦湖遗稿》，《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2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51][朝]崔演：《艮斋集》卷六，《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2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52][朝]俞泓：《松塘集》卷一，《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7年。[53][朝]郑惟一:《文峰集》，《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42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54][朝]李珥：《栗谷全书》卷二，《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44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55][朝]李珥：《栗谷全书拾遗》卷一，《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45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56][朝]车天辂：《五山集》卷四，《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61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57][朝]李睟光：《芝峰集》，《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66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58][朝]崔锡恒：《损窝遗稿》卷四，《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69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59][朝]趙尚䌹：《鹤塘遗稿》册一，《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6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7年。[60][朝]任弘亮：《敝帚遗稿》卷二，《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40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7年。[61][朝]申晸：《燕行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22），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
①燕京八景的名称在历代有所变化，或称燕山八景、神京八景、燕台八景、宛平八景，本文统以“燕京八景”称之。八景中“蓟门烟树”或称“蓟门飞雨”，本文主要研究明清时期朝鲜使臣对蓟门烟树的认识，故统以“蓟门烟树”称之。②题[明]王绂绘。纸本水墨，旧藏乾清宫，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现存最早描绘燕京八景的画作。③ [清]张若澄绘。绢本设色，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④ [宋]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载：“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这一理论对中国及周边“汉字文化圈”的山水画法产生了深远影响。⑤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一“古蓟门”条云：“今人以蓟州为蓟，不知唐始置今蓟州，而唐以前则渔阳郡也。”⑥原图引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直隶”部分。⑦ [朝]崔锡恒《送副使李承宣仲先（名壄）》及《送李侍郞（季通）赴燕之行》诗，均见于《损窝遗稿》卷四。
【作者简介】
赵瑶瑶，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现供职于中国农业博物馆，主要从事古农书研究、“燕行录“研究”。“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