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居孝义的“右派”中学教师轶事 （中）

作者：武立贵

先叙一首贺寿诗

清秋气爽聚龙城，恭贺刘君寿诞辰，

当年话别道珍重，今日叙旧情意深。

回首笑谈坎坷事，放眼只见神州新。

黄昏谁言已临近，窗前夕照彩霞红。

这是2004年金秋十月，定居太原的刘智田先生七十寿诞，曾任孝义中学政治处主任的张梦文先生为刘先生贺寿所做的小诗。张老师后来步入政界，任过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吕梁地委统战部长，是刘老师的同事和挚友。

1958年秋天，孝义中学增设两个高中班，书记郭向胜，沁县人，是营教导员，从部队转业回来。据刘智田回忆，他一到学校就向书记开诚布公地讲了自己的实际情况，他认为“人不应该是胡说的动物”，“诚信才是做人的元气”，“人无信而不利”他得到了郭书记的信赖和理解，代化学课，后来又兼任了体育课，他认为自己是部队来的，人又年轻，体育是他的长项。

孝中当时的校长是李虎，1960年李虎调太谷中学由马成功接任校长。马成功是西辛庄南上庄人。抗战前大学毕业，1938年参加了牺盟会决死纵队。1939年晋西事变后，他妻子儿子全家死了六人走了三人。抗战后在孝义任司法科长。1949年随军南下汉口，与韩承兰结婚，在武汉司法部任科长4年，调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任刑庭代审判员，书记室主任，他在1959年反右倾中，下放到晋中工作，又回到孝义任校长的，因此对上面下放来的右派教师就能理解，人们认为部队上下来的干部都是好人，且在安排工作谈话时，总劝导大家“过去的事就不说了，该干啥就干啥。”同时他必竟是最高人民法院下来的，因此威信较高，后来郭向胜调往灵石中学当书记，马成功去了太谷中学当书记，人们还是对他们念念不忘。

当时张梦文是孝中政治处主任兼高三办公室主任，带毕业班的教师一半以上是右派。高尔赓老师回忆当时这些领导着眼于教学，认为必须有一批知识过硬的教师队伍，他们不但关心教师，也排除了来自各方面的奇谈怪论来保护右派教师，那时教师每月供应23斤粮，只有二斤白面，余下的全是粗粮，但学校又给补助10斤粮票，生活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因此他们不仅没有受到歧视，还得到了照顾。刘智田说:“马成功是个纯粹的好人，级别是十三级，属地市级干部。有一回他领着我们去探访当地打成右派的老教师，我们才知道地方上戴了右派帽子的人都被开除公职，送原籍，他想让我们知道不管怎样，我们还被安排了工作，还有饭吃，比起当地被划为右派的人好多了。当时教古典文学的是山西大学来的王树山，教现代文学的是《解放军报》来的洪卓民，数学是侯绳纲、江素芬，江素芬的男人是右派，化学是刘智田，物理是高尔赓，英语是王亦英，各执一口，几乎全是外地来的教师。由于教学工作出色，1960年刘智田就摘去了右派帽子。1962年高尔赓摘帽，由山东大学补发了毕业证，工作转正。所以老师们一致反映，如果当时孝中没有这些好领导，他们是活不出来的。

1961年孝中送走第一批高考的大学生，升学率83％，全省名列前茅，被省里誉为“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省里召开会议，主管教育的副省长王中青大会上就指名:“孝义中学的郭向胜来了没有，坐到前边来。”受到了表扬1962年孝义中学高考化学均分全省第一，刘智田老师被评为全省教育系统的英模，与王中青，王大任省级领导留影，后来这反而成为文化革命中批斗刘智田的一大罪状。高尔赓讲，他教的物理课，学生在高考中，连附加题都做了，有得满分的，使他很满意。因此文化大革命他挨批斗时，在北京和太原就读的高校生，联合起来返校解放他们。

更为有趣的是，1962年孝中高考化学全省第一，山西省教育学院系主任看了刘智田老师写的学术论文，想调他到省里，刘智田还没结婚，四川老家也调他。孝中的领导就设法让刘老师在孝义找对象，留住他。经班主任老师郭崇秀的帮忙，高一班毕业生马林香与刘老师结婚，校领导不但主持了婚礼，还为马林香安排了小学教师的工作。正如刘老师七十寿诞时，孝中高三班同学王绍汉说的:“刘老师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德才兼备的军官，1957年一场反右斗争，把‘伟大长城’上的一块光荣的砖’搬到了孝义中学。”

兑镇中学从1963年由俄语课改设英语课，之前林中砥在兑镇煤矿已经摘去右派帽子，调兑中教英语。兑中一年招生两个班上百人。第二年又招两个班，林老师一个人带四个班的英语，一年四季不离开学校，教学极为认真严肃，每天200多本作业，全要改完，连晚自习都从没误过去教室指导同学们。直到1965年兑中又要招收三个班的学生，才从孝义农委将胡天健老师调入学校教英语。这些老师在学校，从口音上即可听出来是外地人。但他们与学生朝夕相处，给人一种极其敬业的感觉，学生从中获得很多知识。

温泉中学1963年始开设英语课，没有教师，从孝义供销合作总社土产日杂废品收购站，通过孝义县委组织部，急调刘自强到温泉中学教英语。据刘自强老师回忆:“起初单位不放，但不放也不行。到了温中，我边教边学，曾去汾阳中学，平遥中学和英语老师交谈教学的事，在兑中也找过自己的战友林中砥，想的就是要把教学搞好，我对孝中当时的英语教学都不服气。”由于工作上的进步，1964年校领导要给刘老师“摘帽”，结果找不到档案，追查到总参，回答是已带走，后来温泉中学改为交口县管，平反时还是从孝义教育局找到了档案，其中说他是因为反对“三面红旗”被定为右派，“三面红旗”是1958年以后的事，和反右根本无关，但他不忍也得忍。

弹指一挥间，文化革命已经过去了四十年，现在提到这个词像是有些陈旧。可是这场席卷中国大地的运动，不仅为曾经划为右派的人带来了巨大的劫难。也给中国教育和古老的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这次无端的祸灾，老师们都避免去谈，只是说了些对自己最后的“处理结果”。事实上文化革命后期，高考变为向高校推荐工农兵学员，各地的教育改为小学戴帽中学，像孝中、兑中、温中这些正规中学的教师，几乎全部分散在了各乡镇的学校。即使目睹过这场运动的人，现在也都已经年过半百，他们也同样是这场浩劫的受害者。

1966年初夏，兑镇中学的“破四旧”剿家，首先从林中砥开始，他住单间，妻子在孝义，学生们从他家里拿出几条领带和一些过去的照片，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于是被当作“黑帮”和“流氓”每天去扫操场和厕所。学校秩序大乱，不再上课，林中砥的大字报很多，说他调戏过个别女生，他不承认，就将他围在教室里逼供。有一天晚上个别学生勒令他站在课桌上，推倒课桌，逼他冬天穿着单衣服在操场上跑步，这只属于极小数人的所作所为。后来学校无人管，林中砥也就“自由”了，他始终没承认自己调戏过女生，但在名声上依然被当作兑中最坏的人，无人接近，也没人敢同情他。也许正是他平时的严格教学、正直为人带来的厄运。

刘自强老师在温泉中学教英语，温泉已经完全是山区。1966年文化革命，他的右派帽子还没摘掉，批斗后又意外地多了一项“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开除公职，自然是没有工资，被送到农村的煤窑上劳动。他性格倔犟，还是书生的那一套，这时年已四十未婚，便血。至今知晓他的人说起来，都为这个外乡人无亲无靠的经历而伤感。

据刘智田老师讲:“我在孝义中学，1965年学校批判搞“升学率’，将我弄到兑镇前岭村搞四清。我从来没去过农村，在前岭半年，才弄清农民极为贫困的生活。文化革命孝中批斗我之后，同样给我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不但开除了公职，而且1970年从兑镇中学住学习班之后，进了看守所，是逮捕法办的。在看守所我当了‘大号长’，关了半年，经我的学生郭芝华等人解救，我被送往孝义青义村丈母娘家村里落户。没房子住，学生们工休日偷偷地帮我盖起两间房，直到1974年落实政策，我才恢复公职，补发工资，不再是“反革命’。在孝义工作的学生们，也都劝我离开学校这知识分子多的地方，我去了孝义化工厂，离开了学校。”

1970年以后，留在孝中的老师也都下放在各地小学。据高尔赓老师讲:“我是1969年定为“反革命’离开孝中插队的。1974年落实政策，温泉镇已划为交口县，我被安排在温泉公社搞技术工作，并与村里的一个团支书结为夫妻。”

文化革命结束后，社会上因种种原因调动工作的人多起来。尤其是1979年右派改正之后，好些人回了原籍，不回原籍的也有人离开了教育界，但本文谈到的这些人又怎样呢？他们差不多正是五十岁出头，青春的光阴虽然已伴随时光流逝，但剩下的年华是构成人生三部曲最灿烂的时刻。

成熟属于秋天，属于果实，属于自己的劳动，更属于自然，只有自然是公平的，它能焕发出一个炫烂的世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