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离别，有关老去，于家于我都很难｜专访IDFA竞赛入围《难》导演彭祖强 / 开普饭

在这个片段里，奶奶架着腿，一动不动依靠在椅背上，目光望向镜头左边。在暗淡的灯光下，她的表情严肃，耳边传来微弱的电视声响。爷爷缓缓走进镜头，一言不发，低头盛饭舀汤。在最后模糊身影的是伯伯难，他只穿着裤衩，动作不大灵活。

借由着门栏的框架和透明塑料膜做成的窗帘，富有层次但狭窄房间呈现在观众面前。

作为彭祖强导演的首部长片，《难》便入围了今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新晋竞赛单元（IDFA Competition for First Appearance）。在影片简介中，导演写道：

《难》记录了我的伯伯难，和我的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两年时光。身体有障碍的伯伯和两位年长的老人，在住了几十年的公寓里互相照料。这栋有着特别光线和色彩的老公寓，时间缓慢地流动着：酷暑闲暇时的拌嘴、冬日烛光下的等候，还有在保养品销售站的来来往往。看似无事发生的日常，包裹着这一家三口之间深邃情感，它有关老去，有关离别，还有照料与养护经济的复杂关系。

听闻房子要被拆迁了，彭祖强便拿起相机，开始拍摄他们三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难以捕捉的。创作者既要脱离开对琐碎生活的枯燥记录，又要避免泛滥于符号的过度刻画。

影片的开头，在暗淡的光线下，镜头只截取伯伯难上半身头以下的躯干。他的手上拿着一根亟待吃完的冰淇淋，边吃还不停地叫唤着导演的名字，“祖强去吃”。摄像机默不作声，而奶奶刚回来。独特的构图和长镜头的运用，影片以独特的美学风格吸引观众的注意。

观众只能在对话中感知家人的分离，以及在电视机传来的足球解说声音中粗略地判断出拍摄时间。《难》对叙事几乎予以剥离，转而对日常屋子下三个亲戚的互动予以聚焦，在幽灰的灯光下，透过一个个固定长镜头，构建屋子的空间，呈现人物的日常活动。

所谓日常并非缺乏言说的，日常本身就是有故事的。伯伯与奶奶经常争吵，互相指责对方唠叨，略有耳背的爷爷边在按摩器上按摩脚，手上拿着报纸，抑或是奶奶晾衣服，烧香，爷爷缓缓地削苹果，晚上一家人聚集在客厅看电视。寂静下环境声以及各自的姿态被默默地记录下来。

静默是日常最容易被感知的特质之一。固定长镜头像是提供一种呆滞的观看，使观众牢牢地跟随人物的缓慢运动和神态，沉浸在所呈现的空间里。《难》的镜头对人物的动作予以关注，而人物不过多言语，即使言语后也会陷入长长的沉默中。

在日常的静默和缓慢进行中，三人的相互照料和情感联结以及导演的在场开始逐步呈现给观众。

然而即使是对三人的一样的拍摄，得到的反馈是不一样的。随着拍摄的进行，导演放弃了假装不在场的态度，逐渐将自己揭露。从伯伯拍打摄像机开始，到后来导演完全曝露在镜头前面大声吼叫着与爷爷的两次对话，影片放弃了对三人的纯观察，转而对镜头本身予以承认。镜头内外的关系便不在是纯导演掌控关系。

拍摄观念的改变反映出情感的变化。从不做声地拍摄到主动询问伯伯，给爷爷买鱼肝油，导演将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以恰当的方式展开而不失观察的视角。

《难》所呈现的是独特美学下人们所熟悉的陪伴照料生活。在对老屋一起居住的爷爷奶奶和伯伯的捕捉之外，时间与空间都透过色彩、声音、和光线以独特的方式呈现给观众。

为此，在《难》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首映后，凹凸镜DOC与导演彭祖强做了一次采访，聊了聊他拍摄的《难》的想法以及一些背后的故事。以下为采访正文：

Q&A

有关离别，有关老去，于家于我都很难｜

专访IDFA竞赛入围《难》导演彭祖强

采访、撰文：纠结的茶

编辑：张新伟

“很私人的切入点”

凹凸镜DOC：你之前拍过几部短片都是跟社会议题相关的。有关注手风琴背后的社会变迁，有关注美国和古巴华人的历史故事，甚至还拍过拆迁题材。拍摄亲人可能是大部分人很难迈出去的一步，可能很早你就觉得可以去记录一下伯伯和爷爷奶奶一起的生活，最终是什么动力让你开机拍摄？

彭祖强：之前大部分作品都是或多或少有很私人的切入点，只是有些埋得更深一点。包括像你提到拆迁的作品，也是从自己家人的角度来做的，但当时的手法有些抽离。拍手风琴的那个作品，也是因为我小时候有学过一点，当然我现在完全忘了，但对它背后有的历史很感兴趣。

到了这个片子《难》，其实一直都有想记录那个居住环境。刚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15，16年的时候，当时听说他们住的那块要拆迁，我就想是不是想要（把）那栋公寓的样子保存下来。因为那个地方也是我从小生活的一个地方，从小到差不多念初中的时候一直都是在那儿每天吃午饭晚饭，对那个环境是很熟悉的了。那种八九十年代建的职工房里，它的颜色、温度，处在一楼的潮湿感，破破的墙面。那些感官上的东西我是很有记忆的。

另一方面，我也想做一些自己之前在情感上没有触碰到的东西，比如怎样去讲一个身体有障碍的家人与家庭生活的故事。我想看看是否可以用一个很私人的角度进去，可不可以拍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之后那几年拍摄其实都是在寻找这样一个度。

再回到这个作品的起点。结果那个房子一直没拆，现在都没拆。但是家庭慢慢分散了。有了另外一个结果，而我能在变化发生之前记录到了一些东西，还是挺欣慰的。

凹凸镜DOC：影片取名为什么叫《难》？因为我越看到后来才发现，它并不仅仅是围绕伯伯来呈现的，当然没了他，我们完全有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故事。我想除了它跟伯伯的名字一样之外，片名可能会有另一层特别含义。

彭祖强：最开始片子是围绕着伯伯为主，所以想到就以他名字命名。伯伯的名字取的是普通话的四声，但后来我觉得片子好像慢慢走向了二声。有关离别，有关老去，于家人于我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主题。

凹凸镜DOC：两位老人会觉得自己老了会有照顾不了他的那一天，观众能看到了这样一个大概的方向，你刚好是说有在这个时机去捕捉到整个家庭的故事跟空间。刚才讲说无论是光线，无论是气息跟那种周遭环境，你都是有记忆的。当初再回到那个房子之后是说我要去追寻记忆中的印象，在创作中去贴近它，还是说它是没有变的？

彭祖强：那个印象是一直有的，但现实中肯定还是会有变化，甚至（在）不同的季节，房子给我带来的情绪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也很直观的体现在了片子里。而我对想再现这个印象的态度，也是随着拍摄进展出现了变化。片子最开头十五分钟是第一个阶段拍摄下来的素材，那个阶段的素材，可能有点太去想去通过颜色和构图去呈现那个质感，而忽略了更细腻的情绪，与家人之间复杂的关系。我觉得片子在一开始是走过一些弯路的。做完第一个版本之后，我的剪辑师胡力维，一位特别优秀的艺术家、电影人，给我提了很多意见。也是从她看完那个版本之后，我们一起开始合作，片子才有了现在这样的走向。

凹凸镜DOC：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前面那一段的。但是我确实从影片中也看到了变化。你在美学上有贯穿的习惯和喜好，譬如构图，半身的拍摄。固定长镜头。包括你最新的短片《成立之时》也有一些同样的东西，这些是你创作上的偏好吗？

彭祖强：自己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拍摄上的偏好和习惯，我对手与动作都很感兴趣，这可能也是贯穿几个作品中的一个线索。

“（镜头前）有双方默认的一种“合约”

凹凸镜DOC：我看最后奶奶告诉你伯伯去了护理院的镜头，奶奶感觉都要在你面前哭出来了，之后切到爷爷收拾水果的镜头，这两个镜头给结尾增添了许多情感。感觉这也是你剪辑的处理方式，在安静的日常谈话和动作中蕴含着很大的情感和能量。似乎伯伯离开了房子，故事就算结束了。能谈谈你对结尾一组镜头（包括我刚才提到这两个）处理的想法吗？

彭祖强：结尾的部分是也是我们在剪辑过程中，反复思考比较多的部分。希望能在一个日常的节奏中，简练的带出故事的一个句点，不希望变得太冗长。最开始的几个镜头，希望通过家务分工和平日休息的位置的微妙改变，去暗示一个变化的发生。然后用一段我与奶奶的对话，也是全片最长的镜头，交代刚经历的一场离别。

在影片之外，我其实正好有几天没有在长沙，就是在期间，离别发生了，我也没有被告知，所以我也是很突然的就回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环境里。最终在几个日常的镜头中呈现，伯伯离开后，只有两位老人的家里的一个新的关系和沟通形式。最后一个镜头里，爷爷和奶奶面对面的坐在各自平日习惯的位置，爷爷看着报纸，而奶奶刚喝完药。奶奶算是侧身对着我和相机，她先是回头看了看我，眼神又躲开，然后看着墙上时钟的方向，看了许久。那个眼神很触动我，觉得那一个眼神就囊括了家庭变化后她的复杂情绪。而画面外的时钟也正好的门的方向，我会觉得她好像也是在看着门外。这里也要感谢我的剪辑师胡力维在结尾做的选择和处理，是她让我看到了结尾这些镜头里的情绪和能量。

凹凸镜DOC：应该是在第一部分。伯伯生气的时候开始朝着你发火，也应该是你刚才讲拍摄的第一个阶段，之前有没有想过这种状况的发生？然后会顾及到镜头到底会不会伤害到他们，或者说镜头的在场会不会影响到家人的生活，包括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彭祖强：我觉得作为一个拍摄者，就算是自己的家人，肯定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我拍摄之前是有想过，不过没有想清楚。所以那个片段对我是一个提醒，让我去想怎么去展现这些东西，甚至是要不要放这个镜头。这在后来的拍摄中，花了更长一段时间自己去探索。包括他们对我的信任也好，我们整体对彼此的舒服的程度也好，不是因为拍摄对象是我家人, 就可以轻轻松松去得到。

同时我也会觉得，不能只是说我在道德立场上站得住就足够了，这里面的关系肯定是复杂的，会需要自己做出一个选择。在《难》的后半段，我对肢体的特写少了一些，中景增了多一些，也想把更多他们的一个互动的东西带进来。但我不确定这个片子可以给到一个满意的回答。

凹凸镜DOC：第一次以镜头的角度去观察这三位亲人，给你的经验或者整体感觉是什么？

彭祖强：最大的收获，就是跟他们三人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在日后无法再有了。然后在与家人的长时间相处中，也有机会去思考我们之间的一些有矛盾性和复杂性的问题。比如他们的争吵，我一开始把它想得非常的平面化，后来就发现它确实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交流方式。它作为一种日常沟通方式甚至是镜头前的“表演”，和真正动情绪之间，是有着很模糊的边界的，我也在自己身上找得到类似的行为和状态。还有就是关于新兴的养护经济产业的问题，这些骗老人积蓄的保养品销售商，是否也有提够一些家人提供不了的服务。

在我拍摄的社区里，看到那么多老人每天都去销售商的服务点聊天吃饭，他们中有一些也是知道自己花了大价钱买些保养品的，但他们也在享受一种在这些供应商组织下，建立起来的社区群体生活。而在我的家庭里，谁在照顾谁，也是个复杂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相对健全的身体来照顾有障碍的身体那么简单。

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产生了变化。这部片子完成后，我好像就没有办法去用之前习惯的那种观察式手法来拍人物对象了。这个也会是在以后的创作中继续思考和摸索的问题。

凹凸镜DOC：我后来突然间发现影片中间开始你逐渐进入镜头。从一个观众角度来说，拍摄的人物去拍打摄影机，他其实在提醒我镜头的存在。因为你固定的镜头反而是在消磨拍摄者的存在，是是伯伯他的突然间的生气，突然提醒观者背后是有镜头存在的。然后到后来爷爷帮你削苹果，然后你开始伸出自己的手了，再后来有个镜头是去戳柚子，你走进镜头了。到后来有个镜头是一起吃饭，你的样貌就完全地曝露在镜头前。我不知道这四个镜头是有意识地安排还是非常偶然的，它形成了导演渐进地进入画面的一个过程。

彭祖强：两者都有，就像你说的，我跟我伯伯第一次有矛盾的镜头其实就是在告诉我，我不可能做一个安静的观察者。在片子最初的拍摄阶段，我是刻意想不要出现在里面的，我想拍所谓的观察式纪录片。但当时是没有去仔细思考那种美学的意义和问题在哪里。于是在这样一个很私人的拍摄环境里，自然就暴露了我的很多问题。之后我会发现最自然的手法，并不是说我一句话不说，因为这其实是在刻意在磨去自己，而现实里我是无时不刻都被牵涉其中的。

到了第二个阶段冬天拍的时候我就调整了拍摄时的状态。我就觉得说，一切都可以发生，不会再去掩盖这些东西了。当然在剪辑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了一些选择的，有慢慢一个渐进的东西在吧，我觉得虽然这个是剪辑的一个结果，但我觉得它也是我当时自己的转变的体现。

爷爷帮我切苹果那个镜头，好像是在对我来说提出一个邀请，一个我没有办法拒绝的邀请。我完全不知道他会递苹果给我，就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接了，然后就开始吃苹果，那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在这之前片子里的第一个阶段，夏天时，我都没说话，但其实在第一个镜头，伯伯吃冰激凌的时候已经提到我的名字了。

冬天你就可以听到我讲话，看到我的手，然后到了夏天第一个镜头就是我有在帮忙做事做家务。确实在那里拍片子，我每天都要做点家务，所以这也是过程的一部分，我就没有去排斥。但也不会刻意去摆拍。拍吃饭也是，然后因为我当然每一天都要吃两餐，跟他们一起吃。

但是吃饭后面有个镜头让我印象很深的，我奶奶她坐在椅子上看着镜头，她跟我有一个很长的对视的镜头。对我来说这是很有力量的一个镜头。就是在那一场吃饭的戏之后，吃完了，然后她在客厅里然后坐着。我其实记不太清镜头之前我们在聊什么，然后但她就一直在看我，在看镜头，瞪我可能有十几秒，我可能有被眼神震慑到了，整个人和机器都抖了一下，然后她就转开了视线。那个镜头对我来说，其实在提醒我她很清楚我在干什么，这里可能不是一种拍摄者和被拍摄者普通的权力关系，而是有双方默认的一种“合约”。

“剪辑的过程主要还是都是以情感和氛围的线索来完成”

凹凸镜DOC：我想接着这个话题。你说那镜头我没有太多印象，可能是我看漏了。但我在看的过程中有很强的那种感觉就是奶奶对镜头是很自然的，奶奶是不会盯着你的，但是爷爷是会盯着你的，看着你。伯伯因为他本身身体有些障碍，所以我们正常人很难去预判他对镜头的反应，但是我感觉奶奶是很自然的。在电影里面奶奶也是频繁出现的人物，爷爷我觉得反而他会去逃避镜头，还是说只是因为剪辑的问题？

彭祖强：我觉得你的观察很有意思，我之前没有太想这个问题。最自然，最舒服肯定就是奶奶，她基本上没有任何排斥。其实爷爷有听觉障碍，所以我们的交流都是很大声的那种。我跟奶奶沟通完全没有问题，就是问什么她都说，当然跟爷爷的交流还是有的，可能有一些没有在成片里。唯一记录下来就是鱼肝油的场景，那次真的是大喊。跟伯伯的话，那就像你说的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关系，他其实对镜头也是挺敏感的，在我看来他也是完全知道镜头在场的，但有时候他很放松，有时候没有那么放松。

凹凸镜DOC：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在拍摄过程中要怎么去处理大家对镜头反应的差异？

彭祖强：可能我在拍摄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去处理他们的差异。因为我可能觉得他们三个对镜头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并没有想要把他们拉到一个同样的程度，或者是让他们达到某一个效果。比如说我觉得奶奶是很放松，我就放松了拍。爷爷的话，因为我们不能在镜头面前有太多言语的沟通，我会拍他一些其他动作上的一些东西，我会觉得他一个背影就好像在讲很多事情，或者他就是去抹一抹什么东西，拿一个什么东西，在我看来就有很深的情感共鸣。我可能还是跟着他们可以给我那个状态进行拍摄，最后好像呈现出来的好像也都是比较自然的样子。

凹凸镜DOC：就是我记得周浩他自己在回答观众提问的时候，别人问他说他去拍《高三》的时候，为什么那些学生没有人看镜头？大家都没有对镜头好奇。他给的回答就是他把看镜头的镜头全剪掉了。就是有些导演他会去说我要去塑造那种感觉，这就不同创作者对素材有不同的处理。

彭祖强：可能就像之前说的，一开始我可能会在想，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纪录片，但后来就开始被拍摄过程和素材慢慢改变了想法。拍下来的素材当然有很多种，但是我最后选择没有去刻意回避某种东西。我觉得三个人都有跟镜头直接的凝视，当然他们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要去塑造一个特定的感觉，这个问题到最后对我来说都不是很重要了。剪辑的过程主要还是都是以情感和氛围的线索来完成。

凹凸镜DOC：好，最后一个问题，作为年轻的创作者，你自己平时会看什么纪录片，喜欢什么纪录片导演。

彭祖强：比较喜欢看一些艺术家的电影作品，或是在当代艺术和电影领域之间的一些非虚构类型作品，比如喜欢Kevin Jerome Everson很多大大小小的片子，还有一些其他的当代实验影像。也很欣赏一些比较有情感投入的论文电影，例如The Otolith Group和Felipa Cesar的近年的长片作品。夏天以来看了很多 L.A Rebellion (洛杉矶起义）电影运动的作品，也很受启发。

关于导演

影像创作者。作品曾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AntiMatter影像艺术展，香港咩事艺术空间，伦敦Open City Documentary Festival, 印尼Festival Film Dokumenter以及休斯顿美术馆展映。参与过的驻留项目包括 MacDowell, Skowhegan, 和Core Program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