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史上最大案”：《交道口·24号》（二）
延安古城，早已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成一片片断垣残壁，荒无人烟了。
夜色沉沉。他们终于走到一处断垣背后，送行的同志们已经在这里静静地等候着呢。
“大家在这里分手吧！”杜长天说。
尹冰等人急急忙忙地脱去“延安服”，换上了国统区的着装。他们的行李，组织上已安排好一个化装为“脚夫”的同志，放在赶来的两只小毛驴背上。
几个人与杜长天握别时，心里就像离开母亲的孩子一样，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再见吧，延安！黑茫茫的天幕下，银白色的月光投射过延安宝塔的尖顶，显得格外庄严。
当天夜里，他们在延安城边的一个小客店里住宿。小陶假装和“脚夫”结清账目，“打发”走了“脚夫”和毛驴。
翌日清晨，他们又重新雇了一个正式的脚夫及两只小毛驴，向西安方向进发了。走在边区的道路上，安全几乎不用操心，只是不时地受到边区人民的“冷眼”。道边玩耍的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时不时地远远跟在后面，高声骂上几句：“白鬼子，白鬼子！”
“你们别难过，孩子们是不知道你们的真面目。”小陶笑呵呵地说：“我想，等将来他们长大了，知道了当年他们骂过的'白鬼子’，原来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定会格外地崇敬你们的。”
终于走到了封锁线！
封锁线的位置，大约是在甘泉以南的菜坊、交道一带。国民党统治区是一线起伏的小山，山顶上俨然是前沿阵地，有机枪掩护及交通沟。
道路一边，有两间简陋的土坯小屋，就是检查站。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士兵，三五成群的在山坡上大道边时不时地走动。
尹冰和小陶走在前面，说说笑笑，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他俩用眼睛的余光，偷偷地瞟了几眼前面的士兵，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情况，心里更为踏实了。
邱芝亭、李行志手拉着手，装出一副娇气的样子，蹒跚地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俩。
头天夜里，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把榆林县政府及县医院主要人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及必要的特点，都背得滚瓜烂熟，以对付敌人的各种盘问。与此同时，他们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露出破绽，为了党的事业，不惜牺牲生命！
离检查站不远的地方，长着一棵挺拔的白杨树。一群国民党军队士兵，正围着审问吊在大树上的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老百姓。
“你们是干什么的？站住！”
看了他们的护照，几个士兵又打量了他们一番。也许是觉得穷医生、护士没有什么油水可榨，挥着手臂说：“快走！快走！”
“吊在树上的人是干什么的？”小陶明知故问。他是个“老交通”，年纪不大，却见多识广，显得非常沉着而又自然。
“他是八路军的密探！”一个国民党士兵回答。
“去去去！少啰嗦，赶快走吧！”
离开封锁线，他们绽开了笑容。当脚夫赶着毛驴走到前边时，小陶悄悄地说：“这是第一关，我们胜利了。但要千万注意，现在，我们是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土地上了。今后每走一步，都要注意安全。”
小陶是一个乐天派。他与什么人都能很自然地搭上话，而且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能使得对方立刻信任他。在国民党统治区，一路之上，每天住店，关卡林立，照例都要验护照，回答一些必须回答的问题。小陶每一次都能顺利地应付过去。
走到蒲城县，打发了脚夫和毛驴，又雇了两辆铁轮马车。他们安全地到达渭南，当天转乘火车奔往西安。
“到了西安火车站，我们要装着素不相识。”坐上火车，小陶低声地向尹冰夫妇叮嘱说：“我只要看见你们住哪个旅馆，明天早晨就来见你们。”
车到西安站，已是夜半更深。车站门外的广场上，各旅店的接客人员，一窝蜂似地拥向旅客，你抱行李我拉人，吵吵嚷嚷。
尹冰灵机一动，顺手接过一个写有旅店名称的广告牌，高高地举过头顶。他看到小陶正向他们这里点头示意。
一转眼间，小陶带着邱芝亭不知去向了。尹冰的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好像一下子被抛在了孤岛上，形单影只。他们夫妇跟着接客人员，住到了旅店。
第二天上午，小陶来了。“今天晚上，组织上派一位姓陈的同志接你们。”小陶缓缓地说：“接头暗号是小陈敲四下门，他问'有人在家吗？’你们问：'是谁？’他说：'我是小陈。’开门后，你们看到他左手拿着一张报纸，然后你们说：'原来是表兄。’他用右手拉住你的左手，同时说：'你好！’这些暗号一一对上，就证明是自己人。记住了吗？”
聊了一会儿闲话，小陶又关心地告诉他们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就告别了。
天色渐渐地黑了。那位姓陈的同志，按照计划，准时来到了旅馆，用“暗号”与尹冰夫妇接上了头。
“走吧，为你们安排了一个新家。现在就结账。”小陈站起身说。三个人搬着行李，来到旅馆外面，租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奔西仓街29号。
这里是一幢典型的西安三合院旧式民房。从外表上看，最少也有五六十年了。两扇厚实的黑漆大门，还挂着两个笨重的铁环。正房是两层，全是旧式砖墙，瓦屋顶子。
尹冰、李行志住在西厢房。其余的正房、下房及前房，都是经营家庭手工业及做小商贩的河南老乡租住。房东住在隔壁院子，是西安市一位声望不太高的参议员。
“这几间房子，原来是我租住的”，小陈手脚麻利地帮助他们打开行李，解释说：“你们是来接替我的工作。几天前，我才收拾干净，搬到别处去了。”
临走前，小陈从衣袋里掏出一枚西安《工商日报》的徽章，递到尹冰手上说：“你收着吧，但是，只能在家里佩戴，对房东及同院的人，可以说是在《工商日报》工作，出门就必须摘下来。不然的话，被《工商日报》的人看见了，弄不好就会出问题。具体的工作，明天我们再详细谈。”
尹冰、李行志目送着小陈的身影，消失在黑色的夜幕里。
王石坚
天亮之后，小陈又来了。他同尹冰整整谈了半天，仔仔细细地介绍了西安的风土人情，又一个一个地交代清楚他所领导的地下党员的关系。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尹冰跟着小陈与所要领导的地下党员一一见过面。他们分别在家里或是约好地点、时间到公园、茶社里相会。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小陈紧紧地握住尹冰的双手说：“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次见面。我领王石坚同志来了，他是你们的直接领导人。”
明亮的灯光下，尹冰上下打量着自己今后的领导人，留下了极深的第一印象。老王穿着一身合体的长袍，三十岁出头的样子，看来是个精明干练、干脆利落、很有魄力的人。
“我们要单线联系，这是秘密工作的纪律。”王石坚注视着尹冰说：“你们一定要做好环境的安全掩护，保证百分之百不出问题。工作嘛，就是联系好小陈同志交给你的地下党员，向他们搜集我党需要的各方面的情报。我每星期来一次，接受你的汇报。”
接着，王石坚又严肃地说，“你们的生活安排，按西安一般小职员的生活水平。我定期发给你们生活费。”
那天晚上，王石坚说的话比往常多。“我们在西安，主要是同'西北王’胡宗南打交道。”王石坚缓缓地说：“这个家伙不仅掌握兵权，封锁陕甘宁边区，而且也是西北地区的土皇帝。他虽然坐镇在小雁塔，但触角却伸向四面八方。军队中的中下级干部，都是他的军校七分校学生，党政文各方面，无处不充满着他的'干四团’（干部训练班）的密探。为此，我们每时每刻都要百倍地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大意。”
尹冰严肃地点点头。听了王石坚的话，他愈加感到肩上的担子格外沉重。自己才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将要领导的一批地下党员，有些已经是四五十岁的老同志，很有学问，很有政治修养。
静静的街头，春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王石坚站在街口，机警地探视了周围的环境，断定没有特务跟踪自己，才踏着泥泞向自己的家里走去。可是他的思绪却在细雨中更加纷繁，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和爱人范行先是1940年6月从延安到西安来的，直接领导人是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他1911年出生，原籍山东文登。1928年入东北大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0年，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7年8月，经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获释后，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来到西安时间不长，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目前，他直接联系和领导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一批地下情报人员已经深深打入胡宗南的“心脏”部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西安市三青团里也被我们的同志“钻”了进去，除了保证正常工作的两部地下电台外，预备电台也着手开始筹建……
街灯亮了起来。王石坚转过几条街巷，远远地望见自己家里也透出灯光。他想到了爱人和孩子，不觉渐渐地加快了脚步……
（待续）
摘自苏文洋撰写的《交道口·2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