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星象学是科学还是迷信

星象学是科学还是迷信，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应具体分析。这要从天人关系的问题讲起。

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凡是讲天人感应，即讲天人之间有某种对应关系，就是神学或迷信，现在看来，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天人之间有无一定的关系或联系？若有，又是怎样的关系？又应怎样看待这种关系？所谓天人关系的问题，至少应包含以上的内容。

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天即是客观世界，即自然界、宇宙空间及各种天体，人则是生存活动于这个外在世界中的一种高级生物。天与人的关系实质上是自然界或宇宙与人的关系。人既生存活动于这个自然界或宇宙之中（从大宇宙的角度看，人所生存的地球是宇宙的一个天体，人既生存于地球上，便是生存于宇宙之中。所谓自然界，也是广义的自然界，即整个宇宙空间，地球上的生态环境这种意义上的自然界，只是这个广义自然界的一个部分而已），便不可避免地要与之发生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并受这种关系的影响。所以，必须肯定天人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关系，由此决定人对天人关系的态度：承认其客观性，努力认识其规律，并按其规律行动。

但对天人关系，宗教神学有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天的代表为上帝之类的超自然的神，天人关系即神与人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天不是纯客观的，而是有人格的，有意志的，其对于人及其生存活动，在冥冥之中予以控制制约。因此人应听命于天和神，并努力通过天象来探求天神的意旨，判明人事的吉凶。

于是，同是讲天人关系，而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理解和态度。其中，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唯心主义的看法则带有主观想象和宿命无为的性质。

而星象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和应用，则正是与唯心主义的观点合拍的。所以，不能简单地因为讲天人关系而断定它是迷信的，而应指出它所讲的天人关系的唯心主义性质，才能由此判定它是迷信的。

对比星象学的实际内容和现代科学关于天人关系的研究，也可看出星象学的天人观与科学相去甚远。

星象学的占星术，特别注重天谴说，即天因人间帝王的个人德行或政治状况的恶劣而降下灾害以示谴责惩罚，人间帝王见此灾害则要修德或改良政治，于是便可使天取消灾害惩罚，人间恢复太平。

星命术以为天上星宿和神煞的运行及位置会直接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一生各方面的命运，且不说神煞出于虚构，并非真实存在的事物，就拿星宿对于个人命运的先天决定作用这一点来说，也充分反映出其潜意识中的天人关系的不合理性：星宿即便能对整个人类发生某种作用，也很难确认它对茫茫人海中的某个具体的人能直接产生作用，并对此人未来命运预先全部决定下来，因为这还要顾及到此人未来一生之中所要遭际的其他人和事，及这些人和事对此人命运的影响，这一切都是很难理解的。

今天的科学，随着人们对过去种种思想枷锁的解脱，也开始关注起天人关系的问题来了。1989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天地生综合研究》的书，其中收编了由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等11个科学学术团体联合发起的第二届全国天地生（即天体、地球生命）学术大会的专题论文。这是了解我国科学界关于天人关系最新科学研究成果的宝贵资料。

根据此书可知，科学家关于天人关系的研究和认识只达到如下程度：

做为字宙间的一个天体的地球，与其他天体处于某种关系之中，受这种天体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地球的地质、地震、生态环境、海洋、气象自然灾害等均会发生一定变化，如冰川期的到来与消失，及由此引起的地球生物的灭绝和演化等。由于地球本身的变化而造成对人类的影响，如流行病等。

同时重新探讨了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观、有机论自然观，从客观的自然关系挖掘其中的合理点。

还提出了天地人是一个巨系统，即一个超级自然社会综合体。其中，关于天体与地球、天体与人类、地球与人类的研究，已进入具体性研究，但尚未达到完整的规律性认识。

关于古代的天人感应、有机论自然观的研究，尚处于初步的重新评价阶段，更未达到全面彻底剖析整理的阶段。

关于天地人巨系统的研究，则仅是一些推论或猜想的研究，尚有待前两方面的研究的进展。

根据对当前科学界对天人关系的这种研究，可以知道：

天对人的关系和影响，只能通过地球这个中介环境而对整个人类或是某一区域内的人群得以形成。在天地人这个巨系统中，所谓的人，是指人类，而不是指具体的个人。

按科学的观点，天（包括地）对人的影响，若只对某一个人起作用而不涉及他人，诚属无稽之谈。天（或星宿）并无这种聚焦式的定点功能，除非它是有意志的神。

从天地生综合系统的观点看，所谓的生，是指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物，更不可能只是某个个人。

根据科学对于天人关系的这种研究和理解，再来对照星象学的天人关系观，便可明了它是不符合科学认识的，是一种唯心的思想。

以下再从星象学固有的缺陷及其内在矛盾角度，分析它本身不具备揭示天人关系的功能，以证实它的非科学性。

科学的准则之一是准确，即要求人的认识尽量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来情况。而星象学在准确性上是十分欠缺的。

所谓的准确不仅包括预测与结果的符合程度，更主要的是在预测之前对星象的观测、认识和推算的准确性，即人们对星象的真实情况的认识的准确性。

我们知道，在现代天文学产生之前，中国古代对星象的观测全凭目力，这就导致对星象认识与星象实况的误差。

比如关于星辰的颜色和形状，目力所见与望远镜所见，是大为不同的。由于目力的有限，人们所看到的星辰的颜色和形状，均与星辰的实际状况有较大差别。

加上星象学为要符合五行学说，硬把星色一律分为白黑青赤黄五色，就更难免夹杂了人为的因素。

关于星辰形状，也以拟人化的手法命名为角芒喜怒等，也离星象实况甚远。

此外，由于只凭目测，关于星象的认识只停留在星辰视位置（即眼睛所看到的星辰在天幕上的位置）的水平上，而未认识到星辰的真位置（即星辰在宇宙中的真实位置），这种视位置便于真位置发生极大误差。

以五大行星中的外行星（火星、木星、土星）的真位置与视位置的对比为例，便可说明这个问题。如下图所示。

图中明显表示出行星真位置及真实运动轨道与视位置及视力所见运动轨道的差别。

行星运动本无逆行和停留现象，而在视觉中便有了逆行（从3到5）和停留（3和5）的现象。而且由于地球公转的位置移动，也造成行星视位置与真位置的差别。

在星象学中根本不去追究视位置与真位置的误差，便直接以视位置为真位置，而用来预测人事，这样是不符合科学的，因而也是不能真正揭示天人关系的。

由于不追究真运动与视运动的误差，加上计算方法的粗疏，故星象学对星辰运行速度及度数的推算，也存在很大误差。

仍以外行星的运动为例。在真实的行星运行轨道上，从1到8各段的距离和速度基本是匀速的和等距的，而在视运动的轨道上，从1到8各段的速度和距离便不匀速也不等距，这便与真运动的数据有了误差。

不仅视运动中的位置与真运动的位置有误差，而且就连视运动中的速度与位置本身，在观测与推算中也有误差。

比如有人核对了星命家使用的《七政四余万年书》、《七政台历》等书，发现其中记载的行星视位置便有1至5度的误差（参见（科技史文集（十）》第58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以上情况说明，星象学对星象的观测和认识在准确性上是大打了折扣的，因而其对人事的预测是很难说是科学的，其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保证。

星象学另一个固有的缺陷是，其所依据的理论和原则等，是未经理论论证和实践验证的。比如占星术以日为阳，对应人间帝王，以月为阴，对应人间大臣或后妃，以五星为五行之精，用来说明地上的人和事的制约变化关系等等，便是一种先验的比附。

星命术中，关于十一曜对人的命运的制约关系，诸多神煞的设定及其对人的命运的管辖作用，以及星与神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等，就是全未经过论证的先验条件。星象学就是先将这些先验的理论原则及方法做为前提条件，展开其预测过程的。这些前提条件中，由于未经严密而系统的论证，故显得十分繁杂凌乱，乃至相互矛盾，无法协调统一。这就决定了星象学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和星象家运用此术时的随意性。

星象学中自相矛盾之处是非常多的。以占星术为例，随手翻开占星术之书即可找出不少自相矛盾之处。

比如，五星占中荧惑与填星相犯这一种星象异变，各家占星书的解释便很不相同，巫咸说荧惑犯填星，则兵大起，司马彪《天文志》则说对大人不利，《春秋纬》则说将有大早，《荆州占》则说将军要做乱。如此纷纭，正好为占星家利用来巧饰他的预测，同一种星象异变他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无论对什么事都可说到一点，只要有一点说对，就算他灵验了。

正是这种释义的多样性，给星象家的随意运用提供了莫大方便。我们看《汉书·五行志》，对同一次日食，董仲舒、刘歆、刘向便常常各执一说，说法各异，且都有所依据。这就是占星术自相矛盾的一个好例。

星命术中的自相矛盾就更多。以郑希诚所推的那个三品命为例，该人火星在巳宫，按《枢要歌》说：

火居双女（双女宫即巳官）曰天刑，与水同行最不宁，若变刑囚千里外，不然一世苦伶仃。

是说火属巳宫为苦命。而此人巳宫为福德宫，按《琅玕经》说，“荧惑来临福德官，夜生庙旺福丰隆。”则又主有福，岂非矛盾？

又如此人木星在未宫，土星在戌宫，《枢要歌》的推断是：“木入秦州（未宫为秦的分野）号玉班，一生享福更平安，寿高福厚多荣费，决入朝中作显官。”“土居戌位号天关，一世优游得自闲。只恐水星相会遇，终身不免受艰难。”这亦是矛盾。木在未既然寿高福厚官大，土在戌遇水星则终身艰难（此人正好水土同在戌宫）。可《聿斯经》却说：

土星若与水星同，举世孤高胆志雄，

秉节挥戈文武备，福临百六庆无穷。

土与水会则主福了，且是文武双全，则不仅与《枢要歌》所谓土水相会终身艰难矛盾，且又与木入未宫作显官矛盾（郑断此人为三品官，不言是武官，更无秉节挥戈之能）。其他矛盾之处尚多，不一一细举。

由此可知，星命术由于其星神的杂多凌乱，造成矛盾之处甚多，星命家为人推命则随意地选取一部分说与人听，且多讲吉庆福贵之话，那些不利艰难之语（如此人火居双女、土水会成的忌格）就根本不提。这样矛盾和随意，哪里谈得上科学？如何能揭示天人之间的真实关系？

此外，占星术既讲星象变化决定和预示人事的变化，表现出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又讲人间君王将相可以通过修德改政等补救措施，来避免上天的惩罚和灾祸，甚至能转祸为福，这又是鼓吹人力的作为可以改变天的意志。这里便存在着宿命论与人事可为精神的矛盾。这已不是方法上的矛盾，而是基本理论中的矛盾。

至于星命术中的星象与神煞，也是一对矛盾：星象是客观存在的，神煞则是虚构的，星象是通过观测和推算加以确定的，神煞则大多是根据干支确定的，而干支却是人为虚构的东西。于是星命术中这种实在星象与虚构神煞之间的协调，便成了其理论和方法上的重大难题，可星命术竟然对此根本不加阐述解释，以一种宗教的虔诚全盘接受下来，使其矛盾永远存在。

以上所论，说明了星象学在天人关系上的唯心主义实质，指出了其中违犯科学和自相矛盾之处。由此可以肯定星象学不是一门科学。尽管它有追究天人关系的因素在内，但由于其对天人关系的认识的错误，及其理论和方法中的缺陷和矛盾，便使它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虽然名义上还称之为学，但这已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学问或学科，而是作为一门历史流传下来的方术之学。

再加上星象学对其前提条件的盲信而不加论证，及它对民众所起的误导作用，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门迷信的方术。当然，也不可忘记，星象学中的占星术，作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体，其持续而认真的观测记录，仍为现代天文学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如果说星象学有什么科学成分在内的话，也仅是这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