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来：中国832个县城的脱贫之变
对于很多国人来说，2021年是很“提气”的一年。
2月25日，中国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总人口约五分之一的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设定的减贫目标。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也是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同一天，国家乡村振兴局在位于北京市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址挂牌。这也标志着，乡村振兴的大潮即将涌起，曾一度意味着贫穷、落后的广袤农村即将“潮起来”。
潮起来，是三波浪潮相继滚滚而来——中国崛起的时代大潮、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政策发力、数字化下沉的时代新潮。“三浪叠加”为全国832个原贫困县带来新变化：县里商户连上网，消费更旺了；家门口就有好工作，就业岗位变多了；农产品沿着网线送出山，农民钱包更鼓了。
与此同时，数字化助力之下，人与业、人与乡、乡与城双向流通、渐次相融，也帮助县域经济重新焕活力，让更多年轻人愿意留下来、适合留下来。曾经偏远的县城，在这个“三浪叠加”的大时代里，也可以站上“发展”这个大舞台的正中央。
骑手变店主：“这一次，我是主角”
今年的春节，22岁的陈江鑫决定要在省会“安家立业”：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贵阳创业所开的3家烧烤店已经步入轨道。这是他来贵阳八年多的时间里，第一次正式想到，要在贵阳这座城市里真正地留下来。
2013年，老家在毕节织金县的陈江鑫来到省会贵阳念中专和大专，2017年从贵州城市职业学院毕业。最初的几份工作都不太顺心如意，“先后到房地产公司、酒吧、装修公司等干过销售，但都做得不久。做得最久的工作是推销鞋油。”
但走出乡村、走出贫困的决心让他毅然决然地留在了这个城市。2018年11月，陈江鑫找了一份餐馆服务员的工作，从此和餐饮结缘。“我发现自己挺喜欢餐饮行业，做服务员才一个半月，就被提拔为传菜部部长。”
但是餐厅服务员的工资偏低，经朋友介绍，2019年2月，陈江鑫开始做美团外卖的骑手。虽然跑得辛苦，但是赚得多、烦恼少、日子有盼头，还能接触到不同的人。一年多下来，自己反倒是乐此不疲。
因为对餐饮感兴趣，陈江鑫在等餐、取餐的时候会去主动和餐饮店老板聊天，脑子灵活又爱“折腾”的陈江鑫也因此想出了“新点子”：
“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店，自己当老板呢？”
通过对骑手经历的复盘和当地市场的调研，陈江鑫选择了烧烤夜宵这片市场。他拿出了之前做骑手时攒下的积蓄，又和当骑手时熟络的商户们学习了外卖开店的方法。
创业维艰，陈江鑫的开店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他在观山湖区会展城摆烧烤摊，后来又租了一个固定门面，“花了将近6万块钱”。2019年11月正式开店以来，又很快遇到疫情，屡次关店又重开，一直到去年9月，以“老贵阳碳火烤肉”的店名重新上线运营，订单量才真正稳定下来。
这期间，陈江鑫又一次和美团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负责当地商户的美团业务经理张飞勇的帮助之下，陈江鑫把屡次开店遇到的问题一一“对症下药”，生意愈发得红火。
现在，“老贵阳碳火烤肉”在贵阳已经拥有了3家分店，每家店铺的日单量都在120-130左右。陈江鑫的第一家店还登上了美团外卖2020年“观山湖区烤物类小吃人气榜第一名”，不断有美团外卖小哥进进出出，匆忙取餐又离开。
生意兴隆了，陈江鑫自己也成长了：“当骑手我没有压力，开店我要承受一定的压力，比如说开店的钱、工人的工资、房租，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敢懈怠。”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里闪着光。
出生于1998年、几近是“00后”的陈江鑫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生的“主动权”。不仅收入增加了，也拿到了选择另外一种人生的动力和可能。虽然压力更大了，但从骑手变身小店老板，出生于乡村却可以扎根于城市，他的每一个脚印都让自己感到踏实：“这一次，我是主角。”
现在，陈江鑫还在和同乡发小一起筹备开第四家分店。现在3家小店已经解决了7个人的就业，基本都是村里的同乡。陈江鑫自己努力奋斗的同时，也带着老乡们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前进。
陈江鑫和美团的故事，只是脱贫致富的时代大潮之下，其中的一朵浪花。2月25日，中国宣布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美团(北京三快云计算有限公司)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表彰。这也是继去年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之后，美团再一次荣获脱贫攻坚国家表彰。八年来，累计有约60万建档立卡贫困骑手在美团实现就业增收。约六成在职贫困美团骑手的月收入在3000-8000元之间，显著高于全国居民2020年人均可支配月收入。
骑手工作的意义：“缩短距离”
在22岁的张国铭看来，骑手是一份“缩短距离”的工作。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里，骑手是帮助城市白领们传递一日三餐的桥梁和纽带；但在张国铭看来，这是一份可以缩短收入差距、缩短他与家乡的距离的工作。
张国铭曾是四川阿坝州小金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给家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四年前他去过杭州打工，从事餐饮服务，一个月收入4、5千，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仅能存下薄薄积蓄。
2019年，他回到老家，却发现在原贫困县老家，也能看见“黄衣骑手”们的影子。张国铭心动了，并注册成为了一名骑手。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月竟然可以赚到5、6千，比他在杭州拿得还要多一些，而且开销小了、离家近了，“每周都能回家看望父母和孩子”。跟家人在一起，这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幸福。
在去年，张国铭因为工作表现晋升做了站长，管理着十几个骑手。管理能力也好，沟通能力也罢，职业上的提升让他得到了更多的锻炼，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和感受自己的家乡。
他发现，“家乡”变得更好了，人们的消费力更旺了。“前一两年，站点一般是一天两三百单，现在周末都能达到五百多单”。如果说很多年前，外卖只是大城市的“堂前燕”，那么在他的家乡，如今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外卖跑了起来，县城富了起来，消费也活跃了起来。数字化已经下沉到了中国的各个县城，餐饮外卖、社区电商等新消费形态不断兴起，这是未来的大趋势。县城里的人们可以选择“出山”，也可以选择带着大城市的技术、平台和管理模式“回乡”，就业甚至创业。
根据《美团助力脱贫攻坚总结报告》，已有819个原贫困县的逾48万商户接入美团，在全国832个原贫困县中占比98.4%。仅2020年，这些贫困县商户就在美团产生了约7亿笔订单、348亿交易额，分别同比增长27%和22%。
更重要的是，更多居民可以在“家门口”赚到钱了。仅2020年一年，在脱贫县跑单获得收入的美团骑手已达10.3万人，相比前一年增长42%。餐饮外卖等生活服务业的数字化，让当地的就业岗位增加了。
缩短距离的不只是人与家，还有城与乡
对于贵州黔西南州晴隆县的人们而言，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城与乡的生活差距变小了。
晴隆县的外卖从早餐开始，在夜宵中结束，中间奶茶、西式快餐、中国各地餐饮“轮流坐庄”。在晴隆县生活，与生活在大城市的差别，也越来越小了。
从外卖订单数量排行里“管中窥豹”，更多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在快餐简餐稳坐头一把交椅的同时，中式菜肴的订单数量已经跃升至第二位。外卖正在从“吃得饱”，走向“吃得好”；与此同时，奶茶订单的增幅连续3年超过130%，人们在工作、学习之余，有了更多的调剂和选择；更让人振奋的是，来自便利店的外卖订单已经提升到第五位，在这个“万物到家”的时代里，原贫困县也没有被落下。
晴隆县生活服务业的数字化，成为中国原贫困县商户们“上网冲浪”的真实写照。网红的“书亦烧仙草”晴隆县分店90后店主杨礼源说：“我看好县域经济的发展，都市里的好东西，以后县里都能有。”
印象里“书亦烧仙草”这样的名字可能只能在城市里或比较发达的县级市才可以看到，如今在曾是贫困县的晴隆县，“网红店”们早已经触手可及。
现在，“书亦烧仙草”晴隆县分店仅在外卖方面就实现了月订单1400杯以上。主营汉堡、炸鸡的华莱士，其在晴隆县的门店，每个月的外卖订单也超过2300单。
外卖和骑手带活的数字经济，在方便用户的同时，也为商户打开了思路。“民以食为天”，外卖的餐饮经济也为当地的数字化经济带来了启发。数字化正成为晴隆县商户“出山”的新途径。
当地美食商户“晴隆特色豆豉辣子鸡”，本是以服务本地居民为主。自其上线美团以后，好多来晴隆短途游的游客搜索“晴隆有什么特色美食”，循着导航就来了。小店生意愈发红火。据店主郑开春介绍，因为提供外卖服务，餐厅在疫情期间的经营几乎未受到影响。
去年8月13日，晴隆第十届彝族火把节文艺晚会在小镇广场举行。2万多名各族各界群众到现场参与盛会。因为车流量过大，三车道宽的主路堵了个结结实实，不到5公里的路程得挪行1个小时。在大众点评上，全天有超过40万人次观看现场直播，好不热闹。
脱贫摘帽，晴隆县和其他的中国脱贫县一样，是有实力、有底气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已经成为了过去，在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生活服务业数字化正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在外卖和骑手的带动下，当地商户的经营得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延伸”，当地民众的生活需求也得到了满足。如今的县城，也已经初步形成了稳就业与促消费的双向循环，生活服务业的数字化不断提速。
不再“买难”与“卖难”
“潮起来”的，不只是外卖，还有更为便利和下沉的社区电商新方式。
三都水族自治县隶属于贵州省黔南州，也是去年3月脱贫摘帽的原贫困县之一。生活在这里的吴尧桃从来没想到，远在贵州山区的县里也能吃到大闸蟹和花甲等新鲜水产，还能直送到家。“以往在我们西南山区，想吃到新鲜水产是很难的”。
这位39岁的布依族妇女先前也在从事百货方面的工作。去年11月，她加入“美团优选”做团长，凭借物美价廉受到周边邻居的好评，大家买得放心，她也卖得省心。
有的时候邻居买完推荐给其他人，其他人再来找的时候吴尧桃就没有货了，又要沟通供应端，又要帮忙需求端，不知不觉中，她就成为了大家心中的“好姐姐”：当地外出打工的人会“远程下单”，给留守在家的孩子买牛奶和饮料，“吴团长”就会帮忙送货上门，同时也会顺手拍一段孩子的视频让远方的家长看看近况。
吴团长的微信群成了邻里之间沟通的渠道，让远方打工老乡和家里孩子也能通过“远程下单”和微信视频联结起来。虽然比以前更忙了，但吴尧桃的心里却很开心。看到邻居们脸上幸福的笑容，她觉得一切都值了。
不仅解决了“买难”，美团优选还想解决“卖难”的问题。
美团优选发起“农鲜直采”计划，助力“农产品出山”，帮助许多原贫困县的好东西直达城市社区。农产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也因为数字化得到改善，农民增收了，以实惠价格买到蔬菜水果的城市居民也能受益。
今年1月，湖北宜昌市秭归县人民政府与美团优选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以美团优选“农鲜直采”计划为依托，让秭归脐橙直达城市社区。短短半个月，秭归脐橙在美团优选的销量已超68万斤，销往山东、江苏、浙江、广东、重庆等地的20余个城市。
向群、韩平夫妇曾是秭归县屈原镇链子岩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种植脐橙在2018年成功脱贫，但家里两个孩子要上学，经济状况依然吃紧。通过美团优选“农鲜直采”品质鉴定后，向群、韩平的5000斤脐橙一次性被全部收购，“我们的脐橙终于有着落了，不用担心滞销了”。
也是在1月，通过美团优选“农鲜直采”计划，6000斤云南昭通苹果在昆明试点上架销售。昭通苹果的主产区在昭通市昭阳区，也是原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
“太受欢迎了，几乎是一抢而空。”美团优选工作人员介绍，“从顾客反馈看，对昭通苹果的品质和口感普遍正面，我们对将来加大源头直采、助力品牌建设很有信心。”
极简供应链和高效产销对接的机制也让果农对未来种植有了更大信心。从事了多年昭通苹果销售的杨中英告诉记者，“从原产地直接加工分拣，一辆货车直接就能运到城市社区。供应链环节大大减少，能省去好多上车、下车费，也能减少生鲜在运输中的损耗，大大提升流通效率。”
同样的故事还在更多的县乡、更多的村镇上演。
这些来自原贫困县的优质农产品，正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出演着自己的明星梦。中国的农民们，也行走在数字化和增收的最前沿。
中国脱贫，靠的不是运气，也不是在环保等方面的“牺牲”，靠的是团结、智慧、勤劳、勇敢和努力，靠的是互帮互助、互利互惠。
“三浪叠加”下的三个相融
借力于中国崛起、脱贫攻坚、数字化下沉的“三浪叠加”，全国832个原贫困县愈发活跃起来。昔日的贫困县们，因为数字化而发生了三个层次的融合：人与业相融、人与乡相融、乡与城的相融。
第一，人与业相融，“家门口”也能有好工作。
如今，数字化正在为昔日贫困县带来一场生产力的释放。“外卖”跑起来的同时，它的上下游同样也活跃了起来。商户生意更旺了、骑手等就业岗位增加了，反过来又继续推动了当地消费力的增加，继而又推动了就业岗位的增加。
人兴旺，就能带来业兴旺；业兴旺，又能反过来促进人兴旺。就像返乡就业做骑手的张国铭所观察到的，小金县的外卖单量增加了、需要的骑手变多了、商户的生意也变好了。
这是一场县城生活服务业的进化，是新一轮县域生态的重新启动与发展勃兴。县域经济和辐射圈内的乡村，人力等资源双向流通，县域经济正在焕发新的活力。这是中国原贫困县积极融入“国内大循环”的真实写照，也是消费与就业双向循环所带来的“人业两兴旺”。
第二，人与乡相融，陪伴家人的时间更多了。
对于很多出身县城的人们而言，家门口就业意味着陪伴家人的时间变多了。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昔日问题，也随着他们的回归而日渐解决。离家更近，家庭关系更加和睦，大城市留不下来的农民工们，可以选择返回家乡就业创业，与家乡伙伴们再度重逢。
就像杨桂生，老家在原贫困县云南大理洱源县的他也曾是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年他开始在丽江做骑手，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美团骑手工作自由度大，掌握了工作步骤，在哪里都可以干得得心应手。”2018年，他决定回到洱源老家，继续做骑手，也可以多陪陪家人。两个长期和父亲分别的孩子，也跟他亲昵了不少。“孩子们特别支持我这个工作，一家人天天能在一起。”
还有陈江鑫，他在距离家乡织金县约42分钟高铁车程的省会贵阳实现了就近就业和创业，还帮助家乡的好几个发小来到贵阳共同致富。共同的故乡、语言和习俗让他们情感连接更紧密，共同的事业、理想和追求让他们进退与共。这样的生活，简单、幸福而又充满了意义。
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之下，“农民工市民化”的演进不断加速，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换不断推进。这背后是“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拉近的是人与乡之间的距离，也将让返乡农民工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生力军。从“离土又离乡”到“不离土也不离乡”，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安定下来。
第三，乡与城相融，人与资源的双向流动打通了。
原贫困县的农产品卖出去，外卖、社区电商等新服务走进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城与乡的连接进一步打通，人与资源的双向连接更加紧密。城乡之间或将不再有鸿沟，生活在乡村也可以很宜居。
就像贵州三水县的吴尧桃，以及湖北秭归县的向群、韩平夫妇，“买难”与“买难”问题的解决，必将让农民钱包更鼓、县乡更宜居。县里面也能买到大闸蟹、点到奶茶，也能把秭归脐橙、昭通苹果、江孜青稞、定西土豆等优质农产品“送出山”。
未来，县乡既是蔬菜水果等各类优质农产品的种植地，随着餐饮、酒店、景区等商家“连上网”，还可以成为周边城市周末休闲度假的目的地。新型城乡关系之下，双方的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必将日渐均等，生活居住在哪里，或许将只是一个选择问题。
三重融合之下，“贫困县”“贫困户”将不再是一个人的出身，不再是一个人追求幸福的阻碍。
“我在哪里，都可以发展得很好、生活得很好”，这是最大的自由和公平，也是中国和中国人民创造的奇迹。
经济发展，本来就无须也不应该以某地、某人的牺牲为代价。一个县城和一个村子也不能少、一位村民也不落下，这是中国独有的发展理念。生活服务业数字化所带来的资源双向流动，串联的是供需端口，助力的是共同致富和发展公平，这是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在这个脱贫攻坚全面胜利、走向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收获之年”，我们更加看到也愈发坚信了“全面脱贫”背后的中国色彩。幸福和安居乐业，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福祉，也是中国乡村振兴的必然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