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美评《大河与大国》｜如何走向人与河流的和谐共生

大河与大国：

从河流的视角讲述美国史

[美]马丁·道尔著

刘小鸥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出版

289页，8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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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鸿美

一座城市因河流而灵动，一个国家因河流而焕发生机与活力。但凡河流所到之处，皆是万木葱郁草长莺飞。河流是地球生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哺育人类文明的摇篮。遍布美国各地的河流就像一根根血管，或波澜壮阔，或徐徐流淌，浸润着美国土地的各地角落。在美国的历史长河中，河流是贸易航线，是动力能源，是农业灌溉的水源，也曾作为城市排污的下水道。追溯美国的发展历程可以映射出河流的变迁，河流的变化也折射出美国的历史发展脉络。

美国著名小说家康斯坦茨·林赛·斯金纳（Constance Lindsay Skinner）认为“美利坚民族诞生于河流之上”，为此他开始编辑“美国河流系列丛书”（Rivers of America），丛书以美国主要河流为基础，描绘了河流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该系列的第一卷《肯纳贝克河：美国的摇篮》（Kennebec: Cradle of Americans）出版于1937年。此后，《哈德逊河》（The Hudson）《阿肯色河》（The Arkansas）《梅里马克河》（The Merrimack）《芝加哥河》（The Chicago）《俄亥俄河》（The Ohio）《科罗拉多河》（The Colorado）《凯霍加河》（The Cuyahoga）等先后出版。近些年来一些环境史学者对河流环境史的关注兴致盎然，研究成果丰硕。菲利普·斯卡皮诺（Philip Scarpino）的《宏伟之河：密西西比河上游的环境史（1890-1950）》（Great Riv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Upper Mississippi, 1890-1950）一书批判了十九世纪末以来美国人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进行木材、水利和渔业开发造成的环境破坏。菲利普·弗拉德金（Philip L. Fradkin）所著《不再奔腾：科罗拉多河与西部》（A River No More：The Colorado River and the West）批判了西部灌溉农业和水电开发对科罗拉多河造成的生态破坏，河流不再像以前一样自由流淌。格里高利·麦克纳米（Gregory McNamee）的《希拉河：一条美国河流的生与死》（Gila: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 American River）向人们揭示了造成美国河流危机的原因。蒂姆·帕尔默（Tim Palmer）所著《濒危河流和资源保护运动》（Endangered Rivers and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极力呼吁河流保护，反对河流的不合理开发。

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对策研究院教授马丁·道尔的《大河与大国》一书将美国河流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一幅河流与美国社会相互交织共同演化的历史画卷。作者从联邦制、主权与所有权、税收、监管、环境保护这五个维度出发，揭示了河流对美国历史的重要影响和对美国未来发展的深远意义。同时，作者试图向读者展示建国以来美国人对河流的塑造以及各种各样的塑造方式所带来的生态影响，启发人们对河流的开发利用方式和联邦政府的河流政策进行反思。马丁·道尔的足迹踏遍美国众多河流，整本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河流的那份迷恋和真挚情感。作者借鉴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巧妙地穿插了引航员、工程师、农场主、牧场主、印第安人等的故事，引人入胜，趣味横生。同时，大量原始文献的运用使得本书又不失学术性和严谨性。

美国河流对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塑造

历史上，河流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与美国联邦制的起源与发展密切相关。由于州际河流的商业开发受到邦联制的严重束缚，为了促进州际贸易的发展，1787年各州代表在费城聚集召开制宪会议，美国联邦制由此诞生。十九世纪初汽船时代的来临引发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之争。在1824年的吉本斯诉奥格登案中，奥格登坚称纽约州授予他在哈得逊河上的航行权和汽船运输权，而吉本斯的公司试图与其展开竞争，认为哈得逊河属于州际河流，纽约州无权垄断。美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定支持吉本斯，从而确立了联邦政府在州际河流问题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河流对于树立联邦制作为一种美国治理理念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在防洪问题上，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应该如何分担防洪和救灾的责任一直是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

美国河流的开发治理与财政税收体系紧密相连。建国之初各州政府大力投资推动运河建设，但各州巨额债务的增加引发了1837年的经济大恐慌，此后美国财务系统转变为以市为中心，各个城市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的市政服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财政观念发生改变，联邦政府的支出显著增加，并成为治理美国河流污染的主导力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总统上台后开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从而把环境开支的压力重新推回到地方政府。

作者认为，河流不仅塑造了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还是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问题。在美国干旱的西部地区由于水资源的短缺，人与人之间争水的现象十分突出。克拉马斯河上游的农场主牧场主和下游的卡鲁克部落围绕用水权问题纷争不已。为缓和用水矛盾，东部以河岸土地所有权为依据，形成“河岸原则”，西部遵循的则是“优先占用原则”。诺里斯·亨得利（Norris Hundley）在《水和西部：科罗拉多河协议与美国西部的水政治》（Water and the West: The Colorado River Compact and the Politics of Water in the American West）一书中对美国与墨西哥之间、上游和下游之间以及流域各州之间围绕科罗拉多河的水资源纷争进行了专门的探讨。

美国社会河流观念的转变

河流塑造了美国，美国也改变了河流。几乎所有河流都留下了人类的痕迹，没有人为干预的、纯粹天然的河流已经找不到了。近代以来，美国社会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认为河流仅仅是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对河流进行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对于干旱的西部来说，河流是农业灌溉的水源，对于城市来讲，河流是排污的天然场所。对于面粉加工业、纺织业和伐木业等行业而言，河流是驱动水车的动力。人们建设大坝利用河流来发电，为改善航运将河道截弯取直，河流景观随之发生改变，原本蜿蜒曲折的河流变成了笔直向前的河道。

对河流的驾驭和征服使其遭受种种摧残和创伤，一味地开发利用超越了河流的承载能力，忽视了河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人们轻率地认为河流具有自我净化的能力，将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化学废料直接排入河流之中，导致河流污染日甚。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芝加哥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城市污水问题严峻，街道和地下室一片腐臭。为解决这一问题，芝加哥市利用建筑工程改变了较为平坦的地貌，将整座城市抬高，并保持足够的坡度，将城市和工厂的污水排入芝加哥河，随后流入密歇根湖。然而，密歇根湖也是芝加哥饮用水的来源，导致十九世纪下半叶芝加哥市疫情的爆发。密西西比河也曾被下游河岸十几家工厂产生的化学品严重污染，凯霍加河则因化学品污染而燃起熊熊烈火。伊利湖每天接收超过七亿五千万加仑的城市污水，成千上万条死鱼被冲上岸边。一些水利工程人为地改变了河流的生态环境，导致一些物种濒临灭绝。河流的渠道化减少了水生生物栖息地，导致鱼类群落数量一落千丈，曾经在河漫滩上生活的哺乳动物和水禽也一去不复返了。作者认为，河流生态危机的产生既受河流开发利用方式的影响，又受社会的河流观念和政府河流管理政策的影响。

河流的严重污染给美国社会敲响了警钟，美国社会的河流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并引发了河流修复和保护运动，联邦政府的河流管理政策也相应做出改变。十九世纪下半叶，垂钓爱好者走在了河流恢复事业的前列。他们通过组织俱乐部，出资购买一片水域，然后将一些原木或者大石头排列在溪流之中，试图恢复河流的自然形态，改善鱼类栖息环境，以增加鱼群数量。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进步主义资源保护运动提倡由专业人士利用科学的方法开展河流恢复工作，科学家通过恢复河道的天然地貌创造水生栖息地，并遵照严谨的科学方法仔细记录河流改造前后的鱼类数量和体型变化的数据。罗斯福新政时期，民间资源保护队大力投入河流恢复和保护事业，在河道内建造石堰和原木坝，恢复了将近五千英里的河流。二十世纪中期人们逐渐意识到河流渠道化的弊端，认识到生态多样性取决于河流的弯曲形态以及随之带来的水流、水深和沉积物的变化，于是开始呼吁恢复河流的弯曲形状舍直取弯，以便逆转对河流的生态伤害。

美国河流恢复与保护的出路

面对日渐高涨的河流恢复和保护运动，美国探索和尝试了一系列由政府和市场驱动的河流保护方案，但这些解决方案的效果着实令人唏嘘。作者文笔犀利，针砭时弊，向当代美国河流恢复和保护工作提出质疑，发人深思，有助于美国继续探寻河流危机的治理之道。

第一，河漫滩更适合作为湿地生态系统，还是开发成住宅区和工业区？随着城市发展和郊区扩张，土地需求不断增加，人与水争地的现象日益突出。如新奥尔良不断向北部湖区扩张，人们将以前的湿地区域排干水，建起居民区。但河流从未退却，这些地区经常遭受洪水肆虐。为了控制洪水，各地修筑起防洪堤，联邦政府颁布了若干《防洪法》，同时提供救灾援助。但防洪基础设施、联邦救灾和洪水保险计划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水文安全感，刺激和诱导人们到极端危险的河漫滩生活和工作。

第二，依靠科学技术和大型水利工程解决环境问题是否可行？十九世纪下半叶芝加哥市政府发动了“水利政变”，实施芝加哥河逆流工程，让芝加哥河的水最终流入伊利诺伊河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但这项工程也存在许多问题和生态隐患。首先，庞大的水务工程依赖于高昂的经济成本。其次，芝加哥市水污染问题的解决是建立在伊利诺伊河和密西西比河下游各城市污染增加的生态代价基础之上的。二十世纪下半叶全国范围内各种河流恢复工程轰轰烈烈地开展，人们根据河流地貌学中的方程在电脑模型的指引下，动用昂贵的大型机械设备恢复河流的蜿蜒弯曲状态，让河流舍直取弯，他们“撕开河边的走廊，砍倒河边的树木，给挖掘机和推土机开出一条道路来，这些机器里喷出一股股柴油废气”。河流恢复的同时却带来新的生态破坏，此类河流恢复项目的展开方式和实施效果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环境问题市场化是否能真正恢复河流生态系统？伴随美国社会恢复河流热情的高涨和国家环保政策的推动，河流恢复成为一种产业。出于对市场经济的信仰，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是将市场化的理念运用到河流保护事业之中。政府创造出一种商品，即“排放污染物的权利”，并且可以投入市场进行交易，从而限制总体排放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乔治·布什总统提出“零净损失”，即保持总量控制。如果开发商计划开发或渠道化一条三百英尺长的河流，他需要恢复其他地方一条同样长度的河流作为补偿。河流被简化成为商品和货币，一些企业家开始建立河流恢复公司，即“补偿银行”，向市场提供河流恢复积分这种虚拟商品，供土地开发商进行交换。由于土地开发和道路建设的巨大需求，河流恢复积分的市场一度欣欣向荣，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系统的恢复。然而，环境市场化的政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河流恢复的标准往往是河流的长度和距离，而河流的生态系统是否真正恢复到完全的自然状态却无人问津，从而导致了河流生态系统的持续净损失。

进入新世纪，美国也在重新认识人与河流的关系，《大河与大国》一书恰逢其时。自然河流具有复杂性和连通性，且具有随着水和泥沙输入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适应能力。河流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错综复杂，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要保持健康的河流生态环境，既要了解土地、水、沉积物和微生物之间的相互影响，还要清楚河流上下游之间、河岸与河道之间的连通性，鱼类、鸟类以及昆虫之间的食物链关系等等。如果河流的某种组成部分被人类活动所改变，那么仅仅重建一个栖息地或重新创造一些弯道是远远不够的，所修复的河流与自然河流差距甚远，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当代恢复河流的一些努力无果而终。人类的需求不能超越河流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只有尊重河流、关爱河流、保护河流，承认河流的内在价值，在不损害河流生态系统健康与平衡的前提下，保持河流的可持续利用，经济社会才能持续发展。人类应该改变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河流观念，树立人与河流相互依存共生的生态伦理意识，如唐纳德·沃斯特先生提倡的那样——像河流一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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